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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里电信部大楼的一则内部指令,在全球科技圈掀起了轩然大波。

11月28日,印度政府悄悄向所有智能手机制造商下发通知:90天内,所有新上市手机必须预装国有网络安全应用Sanchar Saathi(译为“通信伴侣”),且用户无权禁用。

三天后消息曝光,网络报道立刻聚焦到一个关键矛盾点——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可能强力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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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拥有12亿智能手机用户的全球第二大市场,一边是坚守“不预装第三方应用”铁律的科技巨头;一边是宣称“已阻止370万部被盗手机”的安全利器,一边是被隐私倡导者痛批“剥夺用户选择权”的争议政策。

这场突然爆发的博弈,不仅关乎一款APP的安装权,更揭开了数字时代国家主权与企业规则、安全需求与隐私保护的深层冲突。

指令核心:90天倒计时,12亿手机被“强装”的安全APP

印度电信部(DoT)的这则指令,堪称近年来全球科技监管领域最严苛的预装要求之一。

根据路透社披露的指令细节,其管控范围覆盖“新旧所有设备”,执行力度远超常规政策:新手机必须在出厂前完成预装,且系统层面设置禁用壁垒;已流通的存量手机,运营商需通过强制软件更新完成安装,用户无法自主卸载。

这款被印度政府寄予厚望的Sanchar Saathi,并非全新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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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应用由印度电信部于2024年1月正式发布,定位为“国家级网络安全工具”,核心功能围绕手机设备的身份认证与安全防护展开。

其最关键的技术支点,是对国际移动设备身份码(IMEI)的全流程管控——作为每台手机的唯一“身份证”,IMEI是运营商切断被盗设备网络访问的核心依据,而伪造、篡改IMEI正是印度手机诈骗和盗窃产业链的关键环节。

为了证明强制预装的合理性,印度政府公布了一组亮眼数据:截至2025年11月,应用上线不到一年间,主动下载量已突破500万次,帮助阻止了370万部被盗或丢失手机接入网络,拦截了超过3000万次欺诈通话连接,更成功找回70万部丢失手机。

印度电信部在内部文件中强调,这些数据证明该应用“对遏制IMEI伪造引发的网络犯罪至关重要”,而自愿下载的覆盖率不足5%,“只有强制预装才能实现全民防护”。

从社会背景来看,印度政府的强硬态度并非无的放矢。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NCRB)2024年数据显示,该国每年因手机诈骗、盗窃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1.2万亿卢比(约134亿美元),其中62%的案件与伪造IMEI的“克隆手机”有关。

仅2024年上半年,德里警方就破获17起大型克隆手机犯罪团伙,查获伪造IMEI设备1.2万部,这些设备被用于电信诈骗、跨境走私等多种犯罪活动。

苹果的“抵制基因”:三次硬刚印度监管,这次为何绝不妥协?

在所有手机制造商中,苹果的抵制态度早已埋下伏笔。“苹果内部有明确规定,禁止在设备销售前预装任何第三方应用,哪怕是政府开发的工具。”一位接近苹果印度团队的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这一规定源于苹果对“用户体验和系统控制权”的绝对掌控,也是其全球统一的运营准则。

这场对抗并非首次上演,而是苹果与印度监管机构多年博弈的延续。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2023年,印度电信监管局要求所有手机预装政府开发的反垃圾邮件应用DND 2.0,苹果以“违反App Store规则”为由直接拒绝,最终双方达成折中方案:在手机激活流程中增加应用推荐下载界面,但不强制预装。

Counterpoint研究总监Tarun Pathak分析指出:“苹果的底线是‘不放弃预装控制权’,此前对类似要求的应对策略都是‘推荐替代强制’,这次大概率会沿用这一思路谈判。”

苹果的“硬气”背后,是其在印度市场的战略野心与风险平衡。数据显示,2025年苹果在印度的智能手机市场份额已升至8%,成为高端市场冠军,且投资10亿美元在泰米尔纳德邦建设的生产线已投产,年产能达2000万部。

一方面,苹果不愿因违反当地规定影响市场扩张;另一方面,其全球品牌形象高度依赖“隐私保护”和“系统自主”标签,若向印度妥协,可能引发欧盟、美国等市场的连锁反应,被要求执行类似预装政策。

与苹果的强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手机厂商的“妥协倾向”。三星、小米、realme等在印度市场份额合计超过70%的主流品牌,均未公开表态反对。

行业分析师指出,这些品牌在印度的本地化程度极高,小米印度市场份额达25%,三星在印设有5家工厂,“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是其核心经营策略”。一位小米印度高管私下表示,正在评估技术可行性,“预装对安卓厂商而言技术难度不大,关键是与政府协商用户告知流程”。

全球浪潮:当各国政府开始“强推”国有安全应用

印度的这一指令,并非孤立的监管行为,而是全球范围内“政府主导安全应用推广”趋势的延续。

最典型的参照是俄罗斯——2025年7月,俄罗斯数字发展部宣布,所有新销售的智能手机必须预装国有安全应用SafeMail和CyberShield,前者用于邮件加密,后者负责恶意软件查杀,理由同样是“防范网络攻击和跨国诈骗”。

不同国家的推行策略,折射出安全需求与市场规则的不同平衡方式。俄罗斯采用“分类管理”模式:对本土品牌强制预装,对苹果、三星等外资品牌允许“激活时推荐下载”;欧盟则选择“自愿+激励”路径,2024年推出的欧洲网络安全应用SecureEU,通过补贴运营商为下载用户提供流量优惠,上线半年覆盖率达30%,未采用任何强制手段。

中国的反诈应用推广则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国家反诈中心APP自2021年上线以来,通过警方宣传、运营商提醒等方式引导用户自愿下载,截至2025年用户量突破2亿,累计预警诈骗信息4.8亿次。

其核心特点是“权限最小化”——仅获取必要的来电识别权限,不收集通话内容和位置信息,通过技术手段平衡安全与隐私。

国际电信联盟(ITU)2025年发布的《全球移动安全监管报告》指出,当前全球已有23个国家推出国家级安全应用,但仅5个国家采用“强制预装”模式,且均为新兴市场。

报告警告,强制预装可能引发“监管过度”风险,建议采用“风险分级+用户授权”的弹性机制,“在安全目标与用户权益之间找到平衡点”。

安全与自由的边界,谁来定义?

当印度用户拿到新手机,发现屏幕上多了一款无法轻易卸载的安全APP时,他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工具,更是数字时代的核心命题:国家的安全需求与个人的隐私自由,如何划定边界?企业的全球规则与市场的本地监管,如何实现兼容?

Sanchar Saathi的争议,本质上是技术全球化与主权本地化冲突的缩影。

印度政府的强制预装,是希望通过行政力量快速解决安全痛点;苹果的抵制,是坚守市场化的用户权益规则;而隐私倡导者的担忧,是对权力滥用的本能警惕。这场博弈没有绝对的对错,但其最终走向,将为全球其他国家提供重要的参考样本——在数字安全的赛道上,如何避免“非黑即白”的选择,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治理框架。

90天的倒计时已经开始,苹果与印度政府的谈判桌前,每一个细节的妥协与坚持,都在重塑数字时代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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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场遥远的博弈也在提醒:当手机成为人体的“数字延伸”,谁能决定我们的手机里必须装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终将影响每一个人的数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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