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寻常的工作日下午，县车管局办事大厅里弥漫着纸张和疲惫的气息。
我在三号窗口前已经站了七分钟，看着那个叫魏高逸的年轻工作人员头也不抬。
他漫不经心地翻着我精心准备的材料，突然用指尖敲了敲表格某一处。
“这里，日期格式不对。”他的声音从玻璃后面传来，带着明显的烦躁，“跟你说了，材料准备全再来！”
我低头看了看他指的位置——母亲用颤抖的手填写的购买日期，月份和日期之间多了一个不起眼的顿号。
周围几个等待的群众投来同情的目光，有人小声嘀咕：“又来了，总要挑点毛病。”
我深吸一口气，从公文包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深蓝色封皮的证件。
当魏高逸的目光落在证件封面的烫金字样上时，他手中正在转动的笔“啪嗒”一声掉在了桌上。
01
上任市交通局局长的第三十二天，我终于在堆积如山的文件中抬起头来。
窗外暮色已沉，办公桌上那盏台灯的光晕在待批阅的文件上投下暖黄的圈。
秘书小陈轻手轻脚地进来添茶，见我揉着太阳穴，欲言又止。
“局长，您已经连续三周没休过完整的一天了。”她声音很轻。
我摆摆手，目光落在日历上那个被红圈标注的日期——明天是母亲六十五岁生日。
手机适时震动起来，屏幕上“妈妈”两个字在昏暗的办公室里格外温暖。
“文柏啊，”母亲的声音从听筒传来，背景里能听见乡下的犬吠，“明天能回来不？”
我看了眼桌上待处理的交通事故调查报告，又看了看窗外渐浓的夜色。
“回，一定回。”我说这话时，喉头莫名有些发紧。
挂掉电话后，我拨通了办公室主任马宏图的号码。
马宏图在电话那头有些惊讶：“局长，您真要休假？可明天上午还有和省厅的视频会议——”
“帮我协调改期吧。”我打断他，“另外，帮我准备辆车，我自驾回去。”
“自驾？”马宏图更惊讶了，“局里有专职司机，您何必——”
“我想自己开车。”我简单地说，没有解释原因。
也许是因为我需要那四个小时的车程，需要那段从城市到乡村的路上，从胡局长变回胡文柏的时间。
挂断电话，我站在办公室窗前，望着楼下街道上流动的车灯。
一个月前，我还是省交通规划设计院的副院长，每天和图纸数据打交道。
一纸调令让我坐进了这间可以俯瞰半个城市的办公室，肩上是整个市的交通运输管理重担。
这一个月，我处理了三起重大交通事故的后续，协调了两个在建高速路项目的矛盾，见了不下二十拨反映问题的群众。
每天晚上回到冷清的住处，躺在床上的第一感觉不是疲倦，而是沉重。
那种沉甸甸的重量，来自每条道路的安全，每个家庭的出行，每个数据背后活生生的人。
第二天清晨六点，我将简单的行李放进后备箱，坐进了那辆普通的黑色轿车。
马宏图特意赶来送行，递给我一个文件袋：“局长，这里面是近期需要您了解的材料。”
“我休假呢。”我笑着接过，还是放进了副驾驶座。
“知道您闲不住。”马宏图也笑，随即正色道，“路上注意安全，有事随时打电话。”
车子驶出市区时，天刚蒙蒙亮。早高峰尚未开始，街道上只有清扫车和晨跑的人。
我摇下车窗，让初夏清晨微凉的风灌进车厢。收音机里播放着轻音乐，我关掉了。
需要安静。需要一段不被打扰的、属于自己的时间。
通往老家的省道这两年修得很好，路面平整，标线清晰。我一边开车，一边不自觉地用专业眼光审视着。
这里弯道警示标志设置不够醒目，那里减速带磨损严重需要更换。
职业病。我苦笑着摇头，努力把思绪拉回来。
车子经过一片熟悉的田野时，记忆突然翻涌上来。二十年前，我就是沿着这条路走出去的。
那时路还没这么好，坑坑洼洼的土路，下雨天满脚泥泞。
母亲推着那辆老旧的自行车送我到村口，车后架上绑着被褥和脸盆。
“好好读书，别惦记家里。”她说着，往我手里塞了几个煮熟的鸡蛋。
那些鸡蛋温热的触感，我到现在还记得。
02
导航提示距离老家还有五十公里时，手机又响了。
我瞥了一眼，还是母亲。接起电话，听见她带着笑意又有些不好意思的声音。
“文柏啊，妈就是想再确认一下，你真能回来？”
“已经在路上了，妈。”我放缓车速，“大概再过一小时就能到。”
“哎，好，好。”她连声应着，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有些犹豫，“那个……你回来要是方便的话……”
我等着她说下去，电话那头传来她轻轻叹气的声音。
“就是咱家那辆三轮车，该年审办证了。我这腿脚，去镇上几趟都没办成。”
“怎么回事？”我微微皱眉。
“说不清楚，每次去都说材料不对，要么就是少这个缺那个。”
母亲的声音里透着无奈：“可我都是按他们给的清单准备的呀。隔壁老王家媳妇上个月也去了，跑了三趟才办成。”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交通系统，车辆管理，这正归我管。
“我知道了妈，这事我回去处理。”
“不着急，不着急，你先好好休息。”母亲连忙说，“你工作累，回家就多歇歇。”
挂掉电话，我望着前方延伸的道路，心情复杂起来。
一个月来，我在市局听了多少关于“优化服务流程”“提升办事效率”的汇报。
那些精美的PPT，那些漂亮的数据，那些“群众满意度显著提升”的结论。
可在我老家的小镇上，我的母亲，一个六十五岁的农村妇女，为了给一辆农用三轮车办证，要跑好几趟。
窗外的景色从平原渐渐过渡到丘陵，路边的村庄多了起来。
我注意到几个村口都停着类似的三轮车，有的车厢上还贴着褪色的年检标志。
这些车对农村家庭意味着什么，我太清楚了。
它们是运输粮食的工具，是赶集采买的代步车，是连接村庄与小镇的生命线。
如果办证这么难，那有多少人会在无奈中选择无证上路？
而无证上路带来的安全隐患，最终又会以怎样的形式反映在我的工作报表上？
一个尖锐的喇叭声把我从思绪中拉回。
前方一辆货车突然变道，我急忙踩下刹车。轿车在距离货车尾部不到两米处停住。
心跳加速的瞬间，我意识到自己刚才走神了。
深呼吸，重新握紧方向盘。但那个念头已经种下了——回去后，我要亲眼看看。
不是以胡局长的身份，而是以胡文柏，一个普通办事群众的身份。
车子下高速转入县道时，路面质量明显下降。裂缝，补丁，几个坑洼处有明显的积水。
我放慢车速，注意到路边的交通标志牌有些已经褪色，还有一块限速牌倾斜了。
这些细节，坐在办公室里看报告时，只是一行行文字和数字。
但亲自走在这条路上，感受着颠簸，看着那些破损的设施，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快到村口时，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那棵老槐树下。
母亲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手搭在额前向路上张望着。
我赶紧把车靠边停下，下车朝她走去。
“妈，不是说不用出来等吗？”我接过她手里提着的布袋子。
“闲着也是闲着。”她笑着打量我，眼里都是心疼，“瘦了，是不是没好好吃饭？”
“工作忙。”我简短地回答，揽着她的肩往家走。
老家的房子还是二十年前翻修过的样子，白墙灰瓦，院子里种着几畦蔬菜。
那辆红色的三轮车就停在屋檐下，车厢里还放着半袋没卸完的化肥。
母亲给我倒茶时，我走到三轮车旁仔细看了看。
车况保持得不错，虽然有些旧，但该有的灯光、刹车都完好。车把上挂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办证需要的各种材料。
我打开看了看——行驶证、身份证复印件、保险单、车辆照片，一应俱全。
每份材料都用回形针别好，按照顺序排列得整整齐齐。
可以想见，母亲准备这些时有多认真。也能想见，当她一次次被退回材料时，有多困惑和沮丧。
“明天我去办。”我收起材料，对走出来的母亲说。
“要不还是算了，”母亲有些犹豫，“太麻烦，我骑慢点，应该没人查。”
“那不行。”我态度坚决，“安全第一，必须合法上路。”
母亲看着我，忽然笑了：“你现在说话，真像个领导。”
我心里一动，面上不动声色：“什么领导不领导的，就是按规矩办事。”
那天晚上，我睡在少年时代的房间里。墙上的奖状已经泛黄，窗外的虫鸣和记忆中一模一样。
但我知道，有些事情已经不一样了。至少对我来说，明天去车管局，不再只是一次简单的办证。
03
第二天早晨，母亲天不亮就起来做了我爱吃的菜饺。
我坐在灶台边的小凳上帮她烧火，柴火噼啪作响，锅里蒸腾起白色的雾气。
“去了好好跟人说，”母亲一边包饺子一边叮嘱，“别跟人吵架。”
“我是去办事，又不是去打架。”我失笑。
“我知道你脾气，”母亲看了我一眼，“从小就要强，认死理。”
她把包好的饺子放进蒸笼，擦了擦手：“上次我去，那个年轻工作人员态度可差了。”
“怎么个差法？”我往灶里添了根柴。
“就是……眼睛都不看你，说话像赶人。”母亲摇头，“我耳朵背，多问一句，他就不耐烦。”
蒸汽弥漫开来，模糊了母亲满是皱纹的脸。
“后来还是旁边一个来办事的大姐悄悄告诉我，说材料得按他们的格式重新弄。”
“什么格式？”我问。
“说不清，就是日期怎么写，名字怎么写，都有讲究。”母亲叹气，“可他们给的单子上没写这些啊。”
饺子蒸好了，母亲捡了一盘递给我。我咬了一口，韭菜鸡蛋的香味在嘴里散开。
“今天我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说。
吃过早饭，我特意换了身衣服——普通的灰色夹克，黑色裤子，一双半旧的皮鞋。
照镜子时，我看到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略显疲惫的中年男人，没有任何“局长”的影子。
母亲把材料袋递给我，又往我口袋里塞了两个煮鸡蛋：“路上吃，办完早点回来。”
“知道了。”我接过材料，发动了三轮车。
这车有些年头了，发动机的声音很大，行驶起来颠簸感明显。
但我喜欢这种真实的感觉——风吹在脸上，道路的起伏通过车身传到身体，沿途的村民冲我点头打招呼。
去县城的路上，我经过了三个村庄，看到至少十几辆类似的三轮车。
有的车上拉着农产品，有的坐着赶集的老人和孩子。没有一辆车的车厢上贴着有效的年检标志。
车管局在县城西边，一栋五层的老旧楼房。院子里的停车位很紧张，我转了两圈才找到位置停车。
走进办事大厅时，正好是上午九点。大厅里已经挤满了人，取号机前排着队。
我取了号，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开始观察。
大厅有六个办事窗口，但只有四个开着。每个窗口前都排着三四个人，工作人员办理的速度很慢。
坐在我旁边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汉，手里攥着一叠材料，不停地唉声叹气。
“大爷，您办什么业务？”我搭话道。
“还能是什么，三轮车年审呗。”老汉摇头，“这都第三趟了。”
“怎么这么难办？”
“谁知道他们规矩，”老汉摊开手里的材料，“第一次说照片不合格，第二次说保险单不对，今天又说申请表填错了。”
他指着表格上一处：“你看，这儿要我填车辆识别代号。我那车都买八年了，哪记得什么代号？”
“行驶证上应该有。”我说。
“对啊，我后来找了，可今天他们又说必须拓印下来贴在表上。”老汉一脸无奈，“又要重新排队。”
正说着，三号窗口传来争吵声。
一个中年妇女激动地说：“我都按你们要求改了三次了，怎么还不行？”
窗口里的年轻工作人员头也不抬：“跟你说过，这个章必须盖在空白处，不能压到字。”
“可你们上次没说啊！”
“那是你理解有问题。”工作人员语气冷淡，“下一个。”
妇女还想争辩，后面排队的人已经开始催促。她红着眼睛收起材料，转身挤出人群。
我看着她离开的背影，又看了看三号窗口那个工作人员胸牌上的名字：魏高逸。
取号机叫到我的号码时，已经过去了四十分钟。
我走到三号窗口，把材料袋从玻璃下面的凹槽推进去。
魏高逸正低头玩手机，直到后面排队的人咳嗽了一声，他才慢吞吞地抬起头。
04
魏高逸看上去二十五六岁，留着时下流行的发型，左耳戴着一颗小小的耳钉。
他接过我的材料袋时，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又划了一下才放下。
“办什么？”他没看我，直接翻开袋子。
“三轮车年审办证。”我说。
他“嗯”了一声，开始检查材料。动作很快，几乎是翻页的速度。
行驶证，扫一眼。身份证复印件，扫一眼。保险单，扫一眼。
翻到车辆信息登记表时，他停住了。然后用指尖敲了敲表格的某一栏。
“这儿，日期格式不对。”
我凑近玻璃看。那是购买日期栏，母亲用圆珠笔写着“2015年5月12日”。
“哪里不对？”我问。
“年月日之间要用点隔开，不能写汉字。”魏高逸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耐烦，“跟你说了，材料准备全再来！”
他把材料从凹槽推回来，重新拿起手机。
我拿起表格仔细看。在“填写说明”的小字部分，确实有一行提到“日期格式统一为YYYY.MM.DD”。
但这行字印得太淡了，不凑近根本看不清。而且母亲老花眼，更不可能注意到。
“这个可以现场改吗？”我指着那栏问。
魏高逸头也不抬：“不能，必须重新打印表格填写。下一个！”
后面排队的人开始往前挤。我站着没动，平静地看着他。
“同志，我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就这一个地方不对，能不能通融一下？”
“规矩就是规矩。”他终于抬起头，眼神里满是不耐烦，“都像你这样，我们还办不办公了？”
大厅里安静了几秒。我能感觉到周围人的目光都集中过来。
有同情，有无奈，也有看热闹的意味。显然，这样的场景在这里并不少见。
我沉默了片刻，然后从公文包内侧口袋里掏出了那个深蓝色封皮的证件。
工作证是上周刚换的，照片上的我穿着正装，表情严肃。职务一栏清晰地印着：江城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我把证件打开，轻轻推入窗口。
魏高逸的目光随意地扫过来，然后定住了。
他手中的笔“啪嗒”一声掉在桌上，在安静的办事大厅里格外清晰。
05
魏高逸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白。
他猛地站起身，椅子腿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音。整个大厅的目光都被吸引过来。
“胡、胡局长……”他的声音在发抖，双手恭敬地接过证件，仔细看了看又看看我。
然后他做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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