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一代文史大家的陈寅恪涉猎并重视数学，在学术界很少被提及。陈寅恪把数学看作一种理性的 呈现方式，重视其精准性和超越性，与其重视全新概念、全新命题、全新结论的学术研究方式紧密相关。他重视 数学的工具理性，不认为数学带有价值追求和信仰依托，与中国近代以来科学主义笼罩一切的思维明显不同。 但是，数学重视层层递进式的推导，根源于西方的逻辑主义，陈寅恪对此并没有深刻认知。他将数学看作一种运 数，而不是一种西方逻辑的演进，忽略了西方学术研究中行之两千多年的逻辑主义，对后来的人文社会学者不 重视西方逻辑的倾向影响很大。
关键词：陈寅恪；数学；形式逻辑；传统札记；学术命题
陈寅恪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其卓越 的人文贡献、独特的学术思想、坎坷的人生经历、鲜 明的文化认同成为学术探讨的重点，相关研究成果 已经有著作百余部、论文千余篇。如何在既有的研究 基础上深化，找寻学术的突破点，成为研究者亟待思 考的问题。就现有的研究现状看，绝大部分成果侧重 文史，分属文科的不同领域，较少从理科和文理交叉 的角度进行分析。中国近现代处于新旧文化嬗变、新 旧学术交替的特殊时期，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同属现代学术的组成部分，同样贯彻着学术研究的 基本原则，不可能截然分开。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关 系，尤其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如何评价自然 科学，有深入分析的必要。
陈寅恪一生处于转型时期，研究文史的同时也涉猎理工科，尤其是重视理工科的基础学科数学。 其后人、弟子和本人均有部分记载或转述，材料不多 却很重要，这在学界很少被谈论。学界关注的仅仅是 陈寅恪留学期间的数学笔记，没有从知识生成和智 慧原创的角度进行分析。陈寅恪非常重视数学相 关问题没有得到精深的分析，似乎并不重要，甚至 不能称之为问题，与陈寅恪当年非常重视数学的态 度完全不同。那么，陈寅恪重视数学的逻辑起点是 什么？思维定式是什么？有哪些真知灼见？又有哪 些认识误区？后辈学人对此利弊得失是否有所探 讨？这种探讨是否有延续性？以上几个问题可以归 结为一点，即陈寅恪重视数学的原因及其核心缺失 是什么？本文藉由个案的研究，明晰人文社会科学 工作者应该怎样对待数学集中体现的理性和形式逻辑，以纠正当今部分人文学科研究者不重视西方式 逻辑推理的错误倾向。
一、陈寅恪重视数学的精准性
数学是西方哲学的根基之一，也是西方学术的 专业研究领域之一，与概念、命题、逻辑关系紧密， 代表着一种理性。恩格斯认为：“和其他各门科学一 样，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如丈量土地和测 量容积，计算时间和制造器械。”既然是从现实生活 中的计算中获得，数学要求数量精准性也就不足为 奇了。有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还将数量分为离散的 和连续的两种，研究奇偶性、对称、比例等量及其属 性的被称为算术；研究相交、相等、平行等量及其属 性的被称为几何学。两个学术分支的研究对象又有 很多共同的性质，可以归结为一门科学，所以数学 是研究数量及其性质的科学。恩格斯曾经说过：“数 学是数量的哲学。”“数是我们所知道的最纯粹的量 的规定。”这些都是对西方数学的经典论述。
陈寅恪游学西方数载，足迹遍布多所一流高校， 有取舍地接受西方文明，其中就包括数学。陈寅恪留 学期间关注过《几何原本》的翻译情况：“往岁游学海 外，偶于图书馆检夏乌氏(Sommer Vogel)耶稣教会著 述目录见有满文几何原本之名。”他始终认为《几何 原本》代表着希腊民族精神，回国后写有关于《几何 原本》译本的跋：“夫欧几里得之书，条理统系，精密 绝伦，非仅论数论象之书，实为希腊民族精神之所表 现。此满文译本及数理蕴本皆经删改，意在取便宽 施，而不知转以是失其精意。”
据陈怀宇考察，陈寅恪留学哈佛大学时，选修的 主要课程是语言，与古希腊相关的《初级希腊文》《印 度语文学：梵文及其与英文、拉丁文、希腊文之关联》 《希腊文A：荷马与希罗多德》《希腊文B：柏拉图与 亚里士多德》等课程，侧重语言、历史而非哲学。因 为哈佛大学历史与语言的研究受德国东方学影响很 大，陈寅恪离开哈佛大学前往德国。1921年9月转 到柏林大学之后专心研究东方学和汉学，集中学习 东方各种古代语言。季羡林曾整理陈寅恪留学德国 期间留下的64本留学笔记本，就发现两本数学笔记 本，被陈寅恪静心地保存下来。季羡林曾说：“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数学的笔记本……笔记本里所记 的微积分公式，充分说明先生在数学领域内也绝非 处于初级阶段。”这说明陈寅恪曾专门学习过微 积分，进行过数学演算，不再是初入门径，不仅在学 生时代学习而已。
季羡林曾感慨：“陈先生则是搞文史的，他竟也 钻研数学。这不能不让我感到十分有意义。现在国内 搞文史的学者在数学方面能有这样造诣的恐怕不多 吧。在今天，边缘学科层出不穷。从事社会科学研究 的人应该学一点数学，已成定论。陈先生在这方面成 了我们的榜样。”季羡林承认陈寅恪重视数学有 意义体现了一定的学术眼光，但把原因部分归结为 “边缘学科层出不穷”是错误的。无论是边缘学科，还 是非边缘学科，都必须重视并学习数学，不是“学一 点”，而是学很多。
《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著作，里面有大量的数 学推导和演算，如果不精通数学，很难读下去。胡守 为曾言：“先生学习十分用功，除语言文学外，有关各 国社会政治和历史的书籍亦多所研读，他在瑞士时 便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国人读德文版《资本 论》，先生或许是第一人。”据学生石泉、李涵转述， 陈寅恪自己曾说：“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从外 国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 本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 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这与绝大部分人文 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明显有别，也与陈寅恪留给学界 的印象迥然有异。
陈寅恪的三个女儿在回忆录中写道：“父亲向来 注意孩子的数学成绩，她(指陈流求—— —引者注)回到 家后，父亲关心地问：你的功课准备得如何？想考入 清华大学理科，数学成绩一定要好。你数学有不明白 处，可去请教汪籛先生，他的数学极好。……由此可 知，父亲一贯赏识数学好的学生，在他看来，数学好 思维逻辑性强。”陈美延在上海纪实频道纪录片《大 师·陈寅恪》中特别指出：“我父亲喜欢的人是有一个 标准的，一定要数学好。汪篯先生的数学特别好。我 父亲是非常注重数学的，你们可能不会知道。他对我 的要求也是，数学要考一百分，思维逻辑要清楚。所 以他们就可以无话不谈。”
数学要求学术研究必须准确，不允许有一点点 的模糊和混乱。如果论证过程杂乱无章，结论模棱两 可，学术研究将毫无价值。陈寅恪常对三个女儿说： “虽然史学目前难以达到数理学科的精确度，他仍尽 力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9]216黄萱作为陈寅恪晚年 的主要助手，也有一段类似的论述：“(陈寅恪)又 说，人家研究理科，是分秒不差的。而他的文史研 究，是年、月、日不差。也就是说，他写的某人某事， 在历史上是发生在何处、何年、何日，是不会相去 太远的。”《大师·陈寅恪》纪录片对此有分析：“如 同自然科学一样，陈寅恪的研究往往是一个精确推 导的过程，而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陈寅恪在游学年 代所接受的追求精确性和彻底性的德国学术传统。” 追溯为德国学术传统，范围过窄，不是完全准确，但 是视为精准确是没有问题的。
这一点对其助手和学生有直接影响，比如对浦 江清。据浦江清的弟子回忆：“浦先生治学极其严 谨，论著决不轻易发表，但是有些论文在当时是令 人震动而惊喜的，如……1954年发表的《屈原生年 月日的推算问题》，是他运用天文学和微积分等科 学知识推算出来的结论；身后由他女儿浦汉明整理 发表的《乐律与官调》，是他读朱载堉《乐律全书》时 所作的笔记，用新的音学知识和数学计算所阐释的 科学论文，浦先生的博学精思于此可见一斑。”浦 江清与汪籛受陈寅恪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数学 好，二人取得学术成就的部分原因是运用了数学研 究中的某些理念和方法，实现了理工科与人文社会 学科的交叉研究。
传统数学理论强调精准，不允许有一点点的错 误，年月日和时分秒等时间和各种地点的分析都要 求准确无误，陈寅恪对此有明确认知。这些都说明他 接受了西方的现代学术训练，具有明确的现代学术 意识，与数学的要求相符，接受了数学为代表的西方 学术的某种理念。
二、陈寅恪的超越精神与数学形似实异
数学要求从概念到概念、从命题到命题、从逻 辑到逻辑的探讨，来自现实世界却又超越现实世 界，是对现象层面的扬弃。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一 个圆或直线的客观存在，只有在演绎与运算的数 学世界中才存在完全绝对的圆或直线。数学是对 现象世界的形式化、公理化、模型化表示，与哲学研究一样，实现了从现象世界到本相世界的飞跃， 这正符合西方学术和文化的两个世界传统。数学 从来不是现象层面的直接表示，也不是现象层面 的另外一种呈现，而是对现象层面的超越，研究的 内容从来都是本相世界，不是现象层面。本相世界 是从概念到概念的讨论，从命题到命题的辨析，与 中国传统学术明显不同。
中国传统学术缺乏严谨概念和命题，总是依托 事来讲理。章学诚言：“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 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这是 对传统经典的客观评述。章太曾论述具有中国特 色的国粹：“学名国粹，当研精覃思，钩发沉伏，字 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斯乃形名 相称。”即事而言理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特色，也是 中国传统学术的特色。比如对司马迁的评价最有代 表性：“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 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 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即从事件出 发展开论述，透过一个具体的事情阐发深刻的道理， 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像西方哲学、数学或者其他学 术那样，完全从概念出发，从命题出发，事例只有作 为一种证据嵌在文章中，直到近代才被引入中国。如 果单纯论证概念、命题、结论，这便是中国学者所讲 的不征实、蹈空言。
陈寅恪受西方学术影响很深，也曾关注数学的 发展，其研究带有超越现象层面的趋向，具有形式 化、公理化、模型化的倾向。他的超越主要体现在超 越历史具体现象层面，挖掘出一段历史时期内的根 本特征。比如阐释北朝和隋朝、唐朝中前期的历史， 陈寅恪提出关中本位、关陇贵族的概念，是对历史具 体现象的超越，以一个全新概念揭示历史现象的核 心，在学术界影响极大。陈寅恪的专题论文中有明 确的问题意识、清晰的结论，部分文章提出一个或 大或小的命题。就学术理念而言，陈寅恪也有此特 征。无论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还是“士之 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 发扬”，均不是对具体现象的描述，而是跨越时空 的真理性解答。从而使得这些经典的学术理念超越 历史语境，也跨越时空背景，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 一人、一事，具有长久的思想光芒。
按照一般思路来看，陈寅恪既然学习数学，也会 对数学蕴含的超越特征有所认知。事实并非如此，陈寅恪认知数学仅仅看到演算过程，而非重视超越现 象的层面，也非重视其逻辑，更非上升到哲学层面。 陈寅恪为什么会有这种认识，为什么认知数学带有 中国人独有的视角和判断，大概与他重视语言的工 具理性、忽视哲学的价值理性有直接关系。
陈寅恪的那些笔记本大部分是关于各类语言文 字的学习，既有位于中国四裔的少数民族文字，比如 藏文、蒙文、突厥回鹘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等，也 有少数曾在欧亚地区产生重要影响的各国文字，如 希伯来文、印地文、俄文、梵文等。除语言文字外，笔 记本中还有部分用来学习摩尼教、《金瓶梅》《法华 经》、中亚和新疆历史等。可见，大部分笔记本集中在 历史与语言层面，没有哲学类笔记。一本题为“柏拉 图”实为“东土耳其文”，一本题为“亚里斯多德”实为 “数学”。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曾经在世界哲学 史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发挥重要影响，陈寅恪似 乎并无专门学习和研究。
张国刚考察了柏林大学当年的学制、学科设置 以及陈寅恪德国留学选课的状况，指出陈寅恪在大 学登记表上写的是哲学专业，但是从1921年到 1925 年的每个学期登记表中则是梵文。张国刚在这 篇文章中还提出：“这是因为当时的印度学和汉学等 学科都属于哲学学院，并不表明陈先生最初申请读 哲学，后来改成了主修梵文，所以有的表格中便注明 Sanstrik/(Phil.)，意即‘梵文(哲学学院)’。”这段话指明 的是陈寅恪申请的学位和主要的用功领域是历史语 言类，而非哲学。其实，哲学作为一种学科以及授予的 学位存在，与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简称Ph. D.)的存在类似。学习多种语言耗时耗力，陈寅恪的 精力毕竟有限，严重影响了他在其他学习领域投入 的精力和时间。
据陈怀宇研究：“如果以学界常常推崇的寅恪之 语言能力而言，与当时国际顶尖东方学家相比，寅恪 似略欠火候。……寅恪因只是选课，不读学位，大约 在语言训练特别是写作训练的严格程度上，不甚突 出。”在陈寅恪的东方学研究中，印欧比较语言 学仅是工具，以史学的眼光研究文化史尤其中国中 古文化受四裔影响如何取得新生才是重点。由此可 见，两本笔记本封皮上题为“柏拉图”和“亚里斯多 德”，所记内容并非两位哲学大师的思想，可以解释 为陈寅恪曾经有意愿学习两位著名哲学家的思想， 或者沿用哈佛大学期间学习希腊文的笔记本，精力还是集中于各种东方语言和历史，没有跟随专业教 授系统地学习哲学。他学习数学和哲学仅仅是重视 其工具理性，而没有看到二元世界构筑下的数学、哲 学的根本特征。
陈寅恪的超越现象层面的认知始终采取历史主 义的态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能被全盘否定，需要 接受西方的部分文明以完成新生，重建中国人的精 神家园。当传统文化衰落之际，沦浃肌髓的学人还会 深感痛苦。如陈寅恪所言：“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 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 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 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陈寅恪 把数学为代表的西方学术始终认定为工具理性，而 非价值理性。从价值理念来讲，西方文明熏染出来的 学人与中国有明显不同，内心深处的精神家园完全 不一样。作为西方学人的代表，黑格尔有过这样一段 感慨：“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 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 感。”价值理性诉诸文化、宗教和伦理，在西方如 此，在中国更是如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浸染出来的 中国学人，陈寅恪仅注重其工具理性的层面，无法从 西方的学术和宗教中寻找精神家园。
近代以来，引入中国的科学主义笼罩一切，仅具 备工具理性的科学侵占了价值理性的领域，从而造 成科学主义成为一种唯科学主义，模糊了二元理性 之间的区别，甚至笼统地认为是一体，科学本身即 带着价值理性。问题是数学等科学学科只有工具 理性，没有价值理性。在包括数学在内的科学领域， 西方学人具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二元并行的思 维模式，与五四以来部分学人认为科学本身带有信 仰归属和价值认同不同。陈寅恪在学术研究中和现 实生活中，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科学主义者，不认为 西方科学本身或者西方某些理论可以替代中国的 传统文化。高力克指出：“近代西方自由主义主流的 二元论理性主义，在中国受到新传统主义者而不是 自由主义者的青睐。”作为中国文化本位主义者， 陈寅恪有一种理性主义二分的特征。学术研究中的 价值理性和信仰依托只能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生 中找寻，带有浓厚的文化本位色彩。正如他评议冯 友兰《中国哲学史》时说：“其真能于思想史上自成 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 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他重点强调超越现象层面的“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纲纪即为其中 一种；抽象理想之物又要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 用，在于社会制度。
三、陈寅恪忽视数学的逻辑性和推理性
数学是一种运算模式，更是一种逻辑推导模式。 至于数学的基础是不是哲学，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 但基本都同意数学与逻辑存在紧密关系。数学好的 学者，能够适应理性的学术研究方式；数学不好的学 者，缺乏哲学意义上的形式逻辑，无法适应现代学术 训练。柏拉图学院门口曾经明确写着，非学几何者不 得入内。几何代表着一种思维、一种逻辑、一种推导， 学习几何可以让对话者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探讨问 题。哲学领域后来发展出分支学科数理逻辑，可见数 学与逻辑之间的关系多么紧密。罗素曾说：“二者在 近代都有很大的发展：逻辑更数学化，数学更逻辑 化，结果在二者之间完全不能划出一条界线；事实上 二者也确是一门学科。他们的不同就像儿童与成人 的不同：逻辑是数学的少年时代，数学是逻辑的成人 时代。”很多哲学家都是优秀的数学家，即使不是 优秀的数学家，对数学也不陌生，数学不好的学者不 可能成为哲学家。这在世界学术史上有通例可循，各 个领域的一流学者均是如此。
后来成为著名逻辑学者的王浩以同等学历两次 考取西南联大，皆是第一名，第二次更是考取数学 系，在当时产生了轰动。他在入学后努力研读诸如 《世界的逻辑结构》《数理原理》等专著，奠定了以后 从事逻辑学研究的基础。研究逻辑的学者必须学习 数学，这在陈寅恪同时代学人中也有证明。沈有鼎是 中国近现代著名的逻辑学研究者，一直重视微积分， 即使是身处文科研究领域也不放弃学习。据西南联 合大学的学生张世英回忆，大四时选修理学院的微 积分，有一次竟也看到研究哲学尤其是研究逻辑的 学者沈有鼎旁听。他感到很奇怪，问询沈老师为什么 对微积分感兴趣。沈有鼎回答，因为微积分和数理逻 辑关系太大。张世英当时的回忆和感慨中带着一 点惊讶，这源自对一种学术常识的陌生，所以才会认 为研究逻辑学的沈有鼎学习理科知识尤其是微积分 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数学是关于数量的科学， 反映了数量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对于其他科学具有 普遍意义。既然是“关于真理的知识”，必然符合系 统性的特征。与陈寅恪同时代的金岳霖在《逻辑》中明确指出：“所有的科学均为系统，而哲学系统是常 用的名。我们所要提出的不是普遍的系统问题，也 不是寻常在事实上所称为系统的系统，而是演绎系 统。”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数学，所以重视逻辑的学 者一定重视数学。
数学演算和运算的实质是系统之下的逻辑推 导，陈寅恪只看到运算，对内在的逻辑实质缺乏明确 认知。他的论著和学术实践证明了这个问题。陈寅恪 喜欢学生“思维逻辑清楚”，更多指的是思路清晰，论 述精准，与数学蕴含的精密逻辑完全不同，也与西方 学术研究领域行之两千余年的逻辑主义无关。其留 下的著述中，有诗词、序跋散论、专题论文、讲演录此 类。诗词、序跋散论、讲演录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 文。陈寅恪的专题论文有长有短，专著出版的时间较 晚，关于唐史的两本论著很晚才出版。以往研究多半 从学术态度的严谨和不断进步的探索精神来分析， 但从缺乏西方逻辑的角度分析更为恰当。《唐代政治 史述论稿》像三篇论文的合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专 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以平行的分条块呈现方 式，掩盖了整本书缺乏逻辑推导的弊端。后期《柳如 是别传》冗长拖沓的问题，按照西方严格意义上的逻 辑推导均可避免。
学术论文必须有条理和系统，自成一种体系。每 篇论文或每本专著的架构不同，论证方式也不同，均 遵守共同的逻辑规则。陈寅恪排斥西方理论，在一定 程度上也排斥了西方逻辑，或者说西方的逻辑规则 没有进入陈寅恪的知识体系，即使进入也是一个批 判的对象。曾研究数理逻辑的俞大维指出：“对于所 谓玄学，寅恪先生的兴趣则甚为淡薄。”“寅恪先生对 于玄学，兴趣淡薄，上面已经说过。他甚恶抽象空洞 的理论，本人从未听见他提及易经中的玄学。”“寅恪 先生不喜欢玄学，在子书方面除有关典章制度者外， 他很少提及。”这里面包括“玄学”和“抽象的理论” 等多个词汇，陈寅恪反感此类学术，而且是发自内心 的反感。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任何理论本质上都是假 说。“陈寅恪不重视假说建构，或者说对假说采取谨 慎甚至排斥的态度，与其自身的研究方法和价值取 向有关。”这一点基本可以确定。
陈寅恪没有充分认知到数学运算本身是一种逻 辑的呈现，是任何一篇论文从问题意识推导出精准 结论、明晰概念的必备要素。专题研究、问题意识与 精准结论、全新命题之间有个必备的环节，即逻辑推导，也可以说是论文的论证过程。这种逻辑推导需要 遵循西方学术的逻辑规则，即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 逻辑一直到近代兴起的数理逻辑。归纳和演绎是呈 现逻辑推导的两种方式，互为补充，带有浓厚的西 方学术特色。当然，这一部分和陈寅恪没有受过完 整的博士训练有关，是否撰写博士论文对于未来学 术成果的呈现还是有所不同，尤其是成系统地解决 某个学术问题。以往学者过分强调其不拿学位的非 功利性，却忽略了相伴而生的弊病。这种弊病几乎 伴随他的一生。
中国传统札记式的推导与西方哲学意义上的 逻辑完全不同。中国札记更强调感性，其文直，其事 核，言简意赅，中间论述的过程完全服从感性而有 力的论断，更确切地讲是先写结论，再简单地反向 延伸推导；西方逻辑强调理性和论证，从问题意识 出发，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没有缺环，是一种线性 推导。哲学曾经进入他的视野，却没有深入研习，仅 知其名而不通其根本理念。哲学与数学要求的西方 式逻辑并没有成为陈寅恪知识结构的核心组成部 分，而是成为其批判的对象。德国的兰克史学也是 植根于西方文明，强调西方一以贯之的逻辑推导， 陈寅恪择取了实证主义的套路，却没有接受其逻辑 主义的根本特性。
陈寅恪的文风回环往复，雅训有致，如一种高妙 而孤傲的语言游戏，呈现言人人殊的状况。这很大 程度上源自缺乏层层递进的西方式的逻辑，一两条 史料还不明显，十几条、几十条、上百条相关史料放 置在一起就非常明显。解释、辨析、引申、推导的文字 受史料所限，表面上看是回环反复，实质是逻辑上的 重复论证。钱穆曾批评陈寅恪：“又如陈寅恪，则文不 如王，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之三四始 为可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 所宜。”钱穆的批评是从文风角度出发，见其表而 未深入其里，读来缺少透析之感。如果从逻辑论证的 角度出发，解释会更为透彻。陈寅恪核心的缺失在于 缺乏西方式的逻辑论证，以中国传统的札记代替西 方式的逻辑论证，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陈寅恪的读书方法是中国传统的读书得间，通 过广泛而大量的读书，在史料考异中获得真知，偶有 心得便写在页眉页脚，或者记录在笔记本上。很多个 知识点和读书心得连成片，找寻到最终的论点和论 断，一篇文章便有了雏形。然后依据最终的论点和论断整理史料，再整合以往的史料考异。季羡林有一段 类似的看法：“陈先生喜欢眉批，等到眉批已经积累 到足够的数量时，便移到纸上，写成文章。陈先生许 多篇著名的论文就是用这种方式撰成的。”陈寅 恪对这些写有读书心得的书非常在意，全面抗战爆 发后首先打包的是这些书，据其三个女儿回忆：“平 时，父亲习惯把他的读书心得批写在书眉处，所以这 些书籍的处理非常重要。能够随身携带的书籍极其 有限，上课常用的书本打包寄往长沙。家中老工友佟 忠良给书称重打包时，总称错重量，父亲突然大发脾 气。小彭在侧感到奇怪，因为从未见过父亲如此发 火。”留存书上的札记是陈寅恪撰写论文的基础， 依据札记才可推演成文，失去札记则会失去撰写的 依据，这个依据不但指材料，而且指思路。
蒋天枢曾总结陈寅恪的读书方法：“寅恪先生生 平读书，有圈点，志其行文脉络鳃理；有校勘，对本校 或意校其谒误；有批语，眉批或行间批。”作为师尊 去世之前将文章托付的学生，蒋天枢的判断不会差。 陈寅恪的学生王永兴明确提出，其师史学的一个重 要渊源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君实之书乃宋 贤史学的代表作，寅恪先生史学直接渊源于宋贤史 学，谓其主要渊源于资治通鉴，亦无不可也。求真 实，供鉴戒之史学思想，长编考异之治史方法，乃先 生史学的两个方面，均可在通鉴中得其根源。”陈 寅恪重视考异之法，而且认为蕴含着未来学术的 某种新途径。桑兵对此有论断：“陈寅恪所主张的 治学方法，实为宋贤治史的长编考异之法，此法也 就是陈寅恪研治两汉以下历代国史的基本办法。 根据研治对象和运用范围的差异，这一基本取径 方法有所变化。”陈寅恪也认为自己是延续《资 治通鉴》的文化态度和学术方法，在其之上更进一 步，从而取得个人的学术突破。中国近现代学术需 要的读书理念不仅仅是传统的史料考异。考据可 以被继承，但不应该是主体和主流。中国需要的依 然是现代学术体制建构下的读书理念，不能否定 西方式逻辑的重要作用。
西方的论著可长可短，学理论证深刻必须依靠 严密的逻辑，只有如此才能形成十几万字甚至是几 十万字符合形式逻辑的专著。人物传统札记式的推 导可以完成这个论证过程，诚然能够完成一篇论文。 但是把中国札记的推导比附了西方严格意义上的逻 辑，从根本上是错误的。陈寅恪论证个人独创时，重视关键史料的考异和辨析，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逻 辑推理。中国传统札记式的论证结构一般要依托时 间脉络和材料引申，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逻辑推导。 陈寅恪的专题论文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精准结论， 中间却不能像西方逻辑一样有效连接，所以造成论 证的过程要么过长、要么过短。经典论文的篇幅在几 千字到两万字之间，很难实现由论文向专著的跨域。 如果硬生生地拉长篇幅，则冗长琐碎，材料就会像箭 垛一样成排成组立在那里。
四、结语
中西学术不同源也不同质，融合过程中出现太 多的抵牾，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好，如何对接始 终是中国学人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包括史学在内 的很多学科忽略了对精准结论和原创概念的追求， 甚至认为这些内容不是论著的必备要素，与一般人 文工作者不重视数学或数学不好有直接关系。陈寅 恪重视数学，部分研究理念确有超越常人之处，触及 了现代学术的一部分精髓，而且体现了一种跨学科 的研究思路，挖掘出文科与理科内在的共有特性。数 学代表着一种理性，一种逻辑，一种思维，一种现代 学术意识，这一点需要获得人文社会学科研究者的 认知。明确的专题范围、问题意识、全新结论、全新命 题是陈寅恪学术的特征，甚至还可以创造敦煌学、关 陇贵族、关中本位等概念。比如对于“敦煌学”这个概 念，“他对此颇为自得，认为自己有首创之功，不是偶 然为之，也不是随意说之，没有一丝丝的自谦自抑， 也没有一点点的游离模糊”。
任何学者都不是完美的，其学术的利弊得失需 要后世学人评议，这一点做得远远不够。有学者指 出：“中国人向来迷信，没文化的人笃信神祇，有文化 的人敬畏权威。”“一些民国时期的史学家被夸饰 为几近于完美的学术大师，并称那样的‘大师’后来 不会再出现了，这显然违背了历史事实，也包含一些 非学术的情绪。”陈寅恪重视数学更多的是将其看 作一种运算，与严格贯彻逻辑主义的西方数学有本 质不同。缺乏哲学意义上的逻辑，以札记式的材料叠 加代替逻辑，以感性精准的评析代替必要的层层推 导，模糊了中西方学术论证方式的根本不同。陈寅恪 并没有把数学、哲学与逻辑联系在一起，忽略了西方 数理逻辑的学习，其知识结构中有一处明显的残缺。 以中国式的传统史学札记代替西方哲学意义上的逻辑，当代的很多学者同样存在这个致命缺陷，甚至 部分以陈寅恪为学术宗主、学术榜样、学术楷模的 学者延续了相应的理念认知而不自知。这就造成了 部分学者的读书法始终在传统的藩篱中徘徊，缺乏 形式逻辑的推导，停留在现象层面，貌似新实为旧， 很难具有原创性、真理性的发明。李泽厚就针对 名家大师写作不重视形式逻辑的状况，写过一篇 《写文章的人要学点平面几何》。如果不重视和实 践数学呈现的逻辑思维，必然无法处理专著的逻辑 结构，或者单纯地以时间排序和平行排序代替逻辑 的层层推导，必然模糊了传统考证与现代学术论文 之间的严格界限。
转自《晋阳学刊》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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