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我为汉卿痴守七十二载，不知我用自由换来的，是爱还是枷锁？|于凤至|关汉卿|张学良|赵一荻|赵四小姐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我生在风雨飘摇的民国，天津的租界里，旧礼教与新思潮正剧烈碰撞。

我以为可以永远在洋场舞会的乐声中旋转，却不知这浮华之下是军阀混战的暗流，而每个人的命运，都如风中浮萍。

作为备受宠爱的赵家四小姐，我读洋书，跳新舞，享受着那个时代最前沿的自由。

但这份被安排好的安稳，像一件华美的紧身衣，让我隐隐窒息。我渴望一场能将我彻底点燃的爱情，哪怕代价是烧掉我所拥有的一切。

那场舞会，他像一道光，劈开了我平庸的世界。他不是温文尔雅的公子，而是带着战场硝烟气的少帅。当他邀我共舞，在我耳边许下“带你飞”的承诺时，我的心便跟着他，再也回不来了。

为这份爱，我与家庭决裂，奔赴奉天。父亲登报将我除名，我成了他藏在帅府里的一个秘密。

世人眼中，我是被金屋藏娇，享尽宠爱，只有我知道，那份没有名分、不能见光的甜蜜，滋味有多么苦涩。

西安一声枪响，他从云端跌落，成了阶下之囚。命运将一张去往自由美国的船票，和一个冰冷的牢笼同时摆在我面前。

我做出了选择，那扇铁门在我身后落下，一锁便是七十二载。后世将此传为佳话，赞我情深义重。

可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在这漫长的幽居岁月里，我曾无数次地问自己：我用一生的自由换来的，究竟是一份至死不渝的爱，还是一个画地为牢、至死方休的枷锁

夏威夷的午后，阳光总是这样慷慨，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房间里投下斑马一样的光影。空气里有咸湿的海风和栀子花的甜香，一切都显得那么安详、静谧。我坐在藤椅里，手里摩挲着一个早已褪色的蝴蝶标本，那是我十六岁那年的心爱之物，如今翅膀上的金粉已经脱落，只剩下脆弱的脉络，像一张写满了往事的地图。

身旁的躺椅上，汉卿在打盹。他老了，真的老了，曾经如鹰隼般锐利的眼神，如今总是蒙着一层水汽，像隔着雾看这个世界。他睡着的时候很安静，不再是那个搅动风云的少帅，只是一个需要人照顾的普通老人。海鸟在窗外鸣叫，一声声，清越而自由。我的思绪，便被这鸟鸣拉扯着，穿过几十年的光阴，回到了那个改变我一生的夜晚。

那一年，我十六岁，还是天津城里无忧无虑的赵家四小姐。

我的家，在当时的津门算得上是顶顶时髦的人家。父亲赵庆华是北洋政府的交通次长，虽是旧派出身的官员，思想却不古板。他给我们几个女儿请了英文老师，鼓励我们去圣功女学读书，甚至默许我们跟着哥哥姐姐们去打网球、骑马、跳交际舞。

我家的客厅里，摆着天津城里第一批从美国运来的留声机，每天下午，姐姐们都会放起最新的爵士乐，教我跳查尔斯顿舞步。我的生活，就像那留声机里流淌出的欢快音符，充满了明媚的、不知愁滋味的阳光。

改变一切的那天，是蔡公馆的一场盛大舞会。

那天下午，家里热闹非凡。姐姐们围着我，叽叽喳喳地帮我出主意。“绮霞，我看你穿那件淡粉色的最好，衬得你皮肤白。”大姐说。“不行不行，那件太素了，今晚来的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得穿那件法国设计师刚做好的蝴蝶裙，保证一出场就压住所有人。”二姐反驳道。

最终，我选了那条蝴蝶裙。裙子是淡紫色的薄纱，上面用银线绣满了栩栩如生的蝴蝶，裙摆很大，转起圈来，整个人就像一只准备破茧而出的蝴蝶。姐姐们帮我把头发烫成时髦的波浪卷，又在我耳垂上别了一对珍珠耳环。镜子里的我，脸颊因为兴奋而泛着红晕，眼睛亮得像含着两颗星星。我对自己说，赵一荻，今晚，你就是全场最美的。

蔡公馆里流光溢彩，水晶吊灯的光芒将舞厅照得如同白昼。男人们穿着笔挺的西装，女人们珠光宝气，空气中混合着香水、雪茄和香槟的味道。我有些拘谨地跟在哥哥身后，像一只初次离巢的雏鸟，好奇又胆怯地打量着这个浮华的世界。

然后，我看见了他。

张汉卿。

他被一群人簇拥在舞池中央，跟报纸上照片里的样子一样，又不太一样。照片是死的，人是活的。他很高，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军礼服，肩上的将星闪闪发光。他没有旁人那种公子哥式的温文尔雅，身上有一种军人特有的、不容置疑的利落和霸气。他在和人谈笑，嘴角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但那双眼睛，却像鹰一样，锐利地扫视着全场。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注意到我的。当那双锐利的眼睛落在我身上时，我感觉自己的心跳漏了一拍。舞曲切换，一支优雅的华尔兹响起。他穿过人群，径直向我走来。周围的喧闹声仿佛瞬间被抽离了，我的世界里，只剩下他越来越近的、稳健的脚步声。

“这位美丽的小姐，我是否有幸，能请你跳支舞？”他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东北口音的磁性，像大提琴的弦，在我的心上轻轻划过。

我紧张得手心冒汗，把手递给了他。当他的手掌握住我的手时，一种温热而有力的触感传来，让我莫名地感到一阵心安。我们滑入舞池，他的舞步娴熟而自信，带着我旋转，跳跃。我感觉自己真的像一只蝴蝶，在他有力的臂膀间，轻盈地飞舞。

“赵小姐的舞跳得真好，像一只准备飞走的蝴蝶。”他贴近我的耳边，温热的气息吹得我耳朵发痒。

“张少帅过奖了，蝴蝶再美，也飞不出这天津城。”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镇定一些，但微微颤抖的尾音还是出卖了我。

他低低地笑了，那笑声像是从胸腔里发出来的，带着一种掌控一切的自信。“那可不一定，”他凑得更近了些，“若是我带你飞呢？”

那一瞬间，我的心，彻底乱了。

舞会结束后，汉卿开始频繁地约我。他会开着最新款的别克轿车来我家门口等我，带我去跑马场骑马，去利顺德吃最地道的西餐，去光明戏院看美国电影。他和我之前见过的所有男人都不同，他会给我讲战场上九死一生的故事，会跟我分析欧洲复杂的时局，他的世界对我来说，新奇、广阔，又带着一丝致命的危险。我像一个贪婪的学生，沉醉在他描绘的那个宏大世界里，无法自拔。

我们之间的流言蜚语，很快就像春天里的柳絮一样，飘满了整个天津的社交圈。这些话，自然也传到了父亲的耳朵里。

那天晚饭后，气氛格外压抑。父亲一言不发地喝着茶，母亲和姐姐们则不安地交换着眼神。终于，父亲放下了茶杯，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

“一荻，你跟我到书房来。”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书房里，父亲背着手，站在床前，脸色铁青。我惴惴不安地站在他身后，像一个等待审判的犯人。

“说吧，你和那个张学良，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是朋友。”我小声地辩解。

“朋友？”父亲猛地转过身，眼神凌厉地看着我，“朋友会天天开着车来接你？朋友会闹得满城风雨？赵一荻，你是我赵庆华的女儿，从小读的是圣贤书，学的是礼义廉耻！你可知那张汉卿在东北已有家室？他的夫人于凤至，是他父亲张作霖亲自为他指定的，出身商贾大户，是明媒正娶的帅府夫人！你是什么？你凑上去算什么？你去给他做妾吗？我赵庆华的女儿，不能这么作践自己！”

父亲的话，像一盆结着冰碴的冷水，从头到脚浇在我滚烫的心上。我一直沉浸在恋爱的甜蜜里，刻意地忽略了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于凤至的存在。在我的世界里，爱情是两个人的事，纯粹、干净，不应该有任何杂质。可父亲的话，残忍地将我拉回了现实。现实是，我爱上的这个男人，他已经属于另一个女人了。我们之间这段令人心悸的感情，从一开始，就带着原罪。

我浑身冰冷，脑子里乱成一团。我所向往的，究竟是汉卿这个人，还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心动？我迷恋的，究竟是一份平等的爱情，还是仅仅迷恋于他身上那股可以冲破一切束缚的力量？这份致命的吸引力，会带我飞向他许诺过的天空，还是将我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带着一身的寒气和满心的困惑，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把自己关起来，不见任何人，也不接汉卿打来的电话。我想冷静下来，想弄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可是，越是想冷静，他的身影，他的声音，他说的每一句话，就越是清晰地在我脑海里盘旋。

几天后，我终于忍不住，在一个午后，偷偷溜出去见了他。

我们在海河边的一家咖啡馆里见面。我将父亲的话，原封不动地转述给了他，声音里带着我自己都未曾察见的哽咽和委屈。我看着他，想从他脸上看到一丝一毫的退缩，或者，哪怕给我一个虚无缥缈的、关于未来的承诺也好。

但他没有。他只是静静地听着，那双深邃的眼睛一瞬不瞬地看着我。等我说完，他伸出手，握住了我放在桌上冰凉的手。他的手掌很大，很温暖，包裹着我的手，也仿佛包裹住了我所有的不安。

“一荻，”他开口了，声音前所未有的认真，“你父亲说得对。我是个军人，也是一军主帅，家国天下的责任，我都背在身上。我给不了你妻子的名分，那个位置，是凤至姐的。这是我父亲定下的，也是整个帅府，整个东北都知道的事实，我无法改变。”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

他却握紧了我的手，继续说道：“但是我张汉卿，可以给你我的心。我可以给你一个只属于你的地方，一个没有外人打扰，让你安心的家。在那个家里，你不是谁的附属品，你就是你，赵一荻。我张汉卿，除了名分，什么都可以给你。我的爱，我的时间，我的一切。”

他看着我，目光灼热而真诚，像一团火，要将我融化。我抬头，顺着他的目光望向窗外，那片天空广阔无垠，那是属于他的东北的天空。我又回头，仿佛能看到身后那座规矩森严、给了我十六年安稳，也给了我十六年束缚的赵家小楼。

他的话，像一个甜蜜的毒药，精准地击中了我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和矛盾。我渴望挣脱家庭的束缚，渴望独一无二的爱情，渴望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似乎能给我这一切。

可我也清楚地知道，一个没有名分的“家”，真的能算家吗？一份被排除在“正统”之外的爱，真的能算作“拥有”吗？

当他慷慨地许诺给我“一切”的时候，是否也意味着，我必须放弃我原本拥有的一切——我的家族，我的声誉，我作为一个大家闺秀被社会承认的、体面的未来？

这究竟是一份不求回报的慷慨赠予，还是一场需要我用一生自由去偿还的、代价高昂的交易？

那一刻，十六岁的我，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一边是阳光普照的平坦大道，一边是通往未知悬崖的迷雾小径。而那个男人，就站在迷雾的入口，向我伸出了手。

父亲的禁令像一道无形的墙，将我和汉卿隔离开来。我的电话被监听，出门有家里的司机跟着，连姐姐们也被告诫，不许再带我出去参加任何舞会。白天，我是那个关在笼子里的、循规蹈矩的赵家四小姐，听着父亲请来的先生讲《女诫》和《内训》，字字句句都像是在敲打我。夜晚，我却在思念的煎熬中辗转反侧，汉卿那句“我带你飞”的承诺，像魔咒一样在我耳边回响。

我开始疯狂地思考“名分”的意义。从小到大，我被教育，一个女人最好的归宿，就是嫁一个好人家，成为明媒正娶的妻子。

可如今，我爱上的人，却无法给我这个“最好”的归宿。我一遍遍地问自己，难道爱情的价值，就是用那一纸婚书来衡量的吗？难道两个灵魂的共鸣，抵不过一个世俗的头衔吗？

我内心的天平，在剧烈地摇摆。一边是家族的荣誉、父亲的期盼和安稳可见的未来；另一边，是汉卿灼热的眼神、刻骨铭心的爱恋和一份不被世俗承认的、充满风险的“自由”。

最终，压倒天平的，是汉卿从奉天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

那时候，长途电话还是个稀罕物，声音嘈杂不清，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他因为公务回了奉天，我们已经半个多月没见面了。电话里，他没有多说什么情话，只是用他那特有的、带着一丝疲惫的沙哑声音问我：“一荻，你想我吗？”

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瞬间击溃了我所有的防线。我想他，我想得快要疯了。

“汉卿，我……”我哽咽着，说不出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我听到他清晰而坚定地说：“来奉天吧，一荻。到我身边来。”

那一刻，我下定了决心。我不要为了世俗的认可，放弃这段让我奋不顾身的感情。我宁愿赌上我的全部，去换一个和他在一起的可能。哪怕前面是深渊，我也要跳下去看一看。

我没有选择激烈地与家庭对抗，也没有留下什么诀别信。那太戏剧化了，像一场幼稚的表演。我选择了一个最平常的清晨，用最平静的方式，告别我的过去。

那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穿着一身素雅的学生装，和家人一起吃早饭。餐桌上的气氛依旧沉闷，父亲翻着报纸，看我的眼神里依旧带着审视和失望。母亲心疼地往我碗里夹了一个荷包蛋，欲言又止。我强忍着眼眶里的泪水，努力挤出一个笑容，对他们说：“爸爸，妈妈，我今天去同学家住几天，温习功课。”

父亲“嗯”了一声，没有抬头。母亲叮嘱我：“早点回来，别在外面玩野了。”

我点了点头，快步走出了餐厅。我怕再多待一秒，我的伪装就会崩溃。

我的行李很简单，只有一个小小的牛皮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素色旗袍，我最爱的那本泰戈尔的《飞鸟集》，还有汉卿送我的那个蝴蝶标本。我把它小心翼翼地夹在书里，仿佛这样就能留住我们最初相遇时的那份美好。

当司机把我送到火车站，我独自一人提着箱子，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时，我才回头，望向家的方向。那座灰色的二层小楼，在清晨的薄雾里显得有些模糊。那里，有爱我的父母，有疼我的兄姐，有我十六年无忧无虑的岁月。我知道，从我踏上这趟开往奉天的火车开始，我就是亲手关上了那扇通往过去的大门。

从今往后，我赵一荻，再也不是那个被捧在手心里的四小姐了。我只是赵一荻，一个为了爱情，抛弃一切的女人。

火车轰隆隆地向北驶去，窗外的景物飞速倒退，就像我被抛在身后的生活。我没有害怕，也没有后悔，心里反而有一种破釜沉舟般的、奇异的平静。

几天后，我的“私奔”行为，在天津的上流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我成了那些太太小姐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一个不知廉耻、自甘堕落的反面教材。而最沉重的打击，来自我的父亲。

他没有派人来抓我回去，而是做了一件更决绝的事。他在天津最大的报纸《大公报》上，刊登了一则声明，字字如刀：

“四女一荻，近日为自由平等所惑，竟自私奔，不知去向。查照家祠规条，应即将四女一荻除名。此后，任其生死，不予闻问。”

看到这份报纸的时候，我正在奉天大帅府里，汉卿为我准备的“小楼”中。那是一栋独立的二层小洋楼，装修得很精致，所有的家具都是崭新的。可当我读完报纸上的每一个字，我感觉自己像是瞬间被扔进了一个冰窖，浑身冰冷，所有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除名。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词。它意味着，我被我的家族，被我的父亲，彻底抛弃了。我不再是赵家的女儿，我成了一个没有根的、飘零的浮萍。

汉卿从身后轻轻抱住我，他的胸膛很温暖，却无法驱散我心中那刺骨的寒意。

“一荻，别怕，有我。”他把下巴抵在我的头顶，轻声说。

我没有哭，眼泪仿佛都冻住了。我只是像个木偶一样，喃喃自语：“汉卿，我没有家了。”

他沉默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说话。然后，他收紧了手臂，用一种无比郑重的语气说：“这里，就是你的家。”

我靠在他的怀里，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属于东北的天空，心里一片茫然。这里，真的是我的家吗？

初到奉天的日子，是新奇而又压抑的。奉天大帅府，比我想象中更宏伟，也更像一座壁垒森严的城池。高高的院墙，随处可见的持枪卫兵，来来往往的军官幕僚，都让我这个从天津洋场里出来的女学生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我住的“小楼”，在帅府东墙边上，与汉卿和于凤至居住的主楼隔着一个种满了丁香树的花园。这里很安静，安静得有些孤独。为了掩人耳目，汉卿给了我一个“私人秘书”的身份，负责帮他整理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和信件。我不能随意在帅府里走动，更不能公开露面。我就像他藏在帅府里的一个秘密，一个不能见光的影子。

每天，我大部分的时间，就是等他。

等他开完冗长的军事会议，等他应酬完那些脑满肠肥的政客，等他从主楼——那个属于他和于凤至的、真正的家——走过花园，来到我的小楼。

当他推门而入，脱下军装，带着一身疲惫倒在我的沙发上时，我才感觉自己是真实存在的。我会为他沏上一壶他爱喝的龙井，听他抱怨时局的烦扰，或者只是静静地靠在他的怀里，听着他有力的心跳。那些时刻，是甜蜜的，也是我唯一的慰藉。

但当他离开后，巨大的空虚和孤独就会像潮水一样，将我彻底吞噬。我能隔着花园，听到主楼传来的隐隐约约的热闹声，那是他的孩子们玩闹的笑声，是于凤至招待宾客的喧哗声。那里，有他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完整的家庭生活。而我，只是这个家庭之外的、一个孤零零的旁观者。

我开始明白，我用离家出走的决绝，换来的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而是一个更华丽、也更孤单的笼子。

在奉天待了三个月，我终于见到了她——于凤至。

我曾无数次地想象过和她见面的场景。我想象过她会对我破口大骂，或者用轻蔑的眼神将我凌迟。但所有这些想象，在她真正出现在我面前时，都显得那么幼稚可笑。

那是一个初夏的午后，我正在小楼里读着泰戈尔的诗。佣人通报说：“夫人来了。”我心里一紧，拿着书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了。

她就那样走了进来，穿着一身宝蓝色的暗花旗袍，外面披着一件白色的针织披肩，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她比我想象中更端庄，更大气，脸上带着一种从容不迫的微笑，那种微笑，是一个大家族女主人的专属。她不美，但有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气场。

她没有看我，而是先环视了一下房间的布置，然后才将目光落在我身上，那目光里没有敌意，只有一种淡淡的、居高临下的审视。

“你就是赵四小姐吧？”她开口了，声音很温和。

我站起身，局促地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点了点头，叫了一声：“大姐。”这是汉卿教我的，他说，在帅府，所有人都这么称呼她。

她笑了笑，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她带来的仆人将手里提着的燕窝、绸缎等礼物放在桌上。

“妹妹，你来了，汉卿总算有个知冷知热的人在身边了。他那脾气，工作起来就不要命，身边是该有个人好好照顾他。”她拉起我的手，轻轻拍了拍，像一个关怀妹妹的亲切姐姐。

她的手保养得很好，温暖而柔软，可我却觉得那温度带着一丝冰凉。

她继续说：“只是，这帅府里人多口杂，你又是大家闺-秀出身，总这么没名没分地住在这里，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委屈了你。我在外面，给你们备了一处宅子，在北陵附近，环境清静，也自由些。你们搬到哪里去住，旁人也就说不出什么闲话了。”

她的每一句话，都说得那么合情合理，充满了“为我好”的善意。但我立刻就听懂了她话里的潜台词：这里，是她于凤至的地盘，是我张学良夫人的家，我赵一荻，终究是个外人，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妹妹”。她要做的，就是把我这个“麻烦”，从她的视野里，从帅府这个权力的中心，挪开。

那一刻，一股莫名的倔强涌上了我的心头。我轻轻地抽回我的手，看着她，第一次鼓起勇气，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我说：“谢谢大姐的好意。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自由，也不是为了清静。我就是为了汉卿。他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只要能陪着他，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也不觉得委屈。”

我看到，当我说完这番话时，她那始终挂着得体微笑的脸上，闪过了一丝极为复杂的表情。有惊讶，有审视，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她大概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文文弱弱的十六岁女孩，骨子里竟然是这么执拗。

我们的第一场交锋，没有争吵，没有眼泪，就在这样波澜不惊的对话中结束了。我守住了我的“小楼”，也彻底宣告了我的立场——我不是来做客的，我是来扎根的。

这场无声的战争，没有赢家。我留下了，但也从此被牢牢地钉在了“第三者”的耻辱柱上。

汉卿对我，确实是极尽宠爱。

他知道我喜欢时髦的东西，就托人从巴黎给我带回最新款的香水和手袋；知道我喜欢读书，就让北平的朋友给我搜罗各种西洋小说和诗集。我的小楼里，物质上什么都不缺，像一个精致的娃娃屋。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我最快乐的时光。他会像个大男孩一样，枕在我的腿上，让我给他读诗。他会笨拙地跟着留声机里的音乐，邀我跳上一曲蹩脚的探戈，逗得我哈哈大笑。在我的小楼里，他可以暂时卸下“少帅”的沉重盔甲，变回那个有些孩子气的张汉卿。这些时刻，是我生活中最甜的部分，是支撑我在这座孤岛上继续留下来的“蜜糖”。

但是，蜜糖的背后，是更深的苦涩。

当他离开小楼，穿过花园，回到主楼之后，巨大的空虚和孤独就会像黑夜一样，将我彻底吞噬。我常常一个人站在二楼的窗边，像一个偷窥者，远远地望着主楼里的灯火通明。

我能看到，每当帅府有重要的宴会时，汉卿会穿着笔挺的军装，于凤至会戴上最华丽的珠宝，他们并肩而立，接受着所有人的祝贺和敬意。

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是这个权势王国的国王与王后。而我，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远远地看着属于他们的荣光。

我像一个可笑的寄居蟹，住在他爱情的华美外壳里，却没有真正的归属感。我拥有他的爱，却没有拥有他的世界。

这种割裂感，让我开始陷入一种深深的自我怀疑和身份迷失。我不再是天津那个受人尊敬的赵家四小姐，我也不是奉天人人敬仰的少帅夫人。那我究竟是谁？我存在的意义，难道就是做他疲惫时的慰藉，做他生活里的一个无足轻重的“点缀”吗？

我害怕，我害怕自己会在这日复一日的、无望的等待中，彻底失去自我，变成一个只懂得依附男人的怨妇。

为了摆脱这种恐惧，我开始拼命地寻找自己的价值。我让佣人教我做菜，从最简单的洗菜、切菜开始学起。曾经那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手上开始出现被热油烫伤的泡，被刀切破的口子。我学着给他做他爱吃的东北菜，看着他把我做的菜吃得干干净净，那种满足感，比收到任何昂贵的礼物都让我开心。

我还开始学着为他打理衣物，把他的军装熨烫得平平整整，把他的衬衫领子洗得洁白如新。我试图用这些最“生活”、最“妻子”化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不可或缺，来填补我内心那个关于“名分”的巨大黑洞。

这种努力，既是我对他炽热爱恋的回应，也是一种绝望的自救。我拼命地想抓住一些实在的东西，来证明我不仅仅是一个被他“金屋藏娇”的情人。

可我越是努力，就越是清醒地认识到，我所做的一切，都无法改变我是一个“外人”的事实。我的小楼，看似蜜糖包裹，实则是一个精致的牢笼。它困住了我的脚步，也困住了我的身份。而打开这个牢笼的钥匙，却从来都不在我的手上。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那个夜晚，彻底改变了东北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我和汉卿的生活。

当日本关东军炮轰北大营的消息传来时，汉卿正在北平。随之而来的，是东北全境的沦陷，和他背负上的、那顶沉重得足以压垮任何人的“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一夜之间，他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帅，变成了千夫所指的民族罪人。那段时间，他整个人都变了。他变得沉默寡言，经常一个人在书房里枯坐到天明。、

他的脾气也变得异常暴躁，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曾经的飞扬与自信，被一种深沉的、化不开的痛苦和压抑所取代。

我陪着他，从奉天到北平，再到天津。在那些颠沛流离的日子里，我成了他唯一的避风港。只有在我这里，他才会短暂地卸下所有的防备和伪装，像个受伤的孩子一样，把头埋在我的怀里，一言不发。

我不再向他索求风花雪月的浪漫，也不再计较那些虚无的名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他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给他一点人间的温暖。我为他洗手作羹汤，为他抚平紧锁的眉头。我们的爱情，在时代的烽火和巨大的磨难中，褪去了最初的激情和浪漫色彩，变得沉重、压抑，却也因此而更加真实。我不再是那个需要他带领飞翔的蝴蝶，而是成了与他一同在暴风雨中颠簸的小船上，唯一的同伴。

就在这最灰暗、最动荡的日子里，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个小生命的到来，像一道微弱却温暖的光，照进了我们阴霾密布的生活。汉卿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了久违的、纯粹的笑容。他抱着我，一遍又一遍地喃喃自语：“一荻，我们要有自己的孩子了，我们有孩子了……”

儿子的降生，给我这个在名分之外漂泊的女人，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他叫张闾琳，是我和汉卿血脉的延续，是我在这段不被承认的关系里，最真实、最无可辩驳的存在。抱着他小小的、柔软的身体，闻着他身上淡淡的奶香，我感觉自己终于不再是一个“外人”，一个“情妇”，而是一个母亲。这个小小的生命，将我和汉卿，将我这个“外来者”，和张家这个庞大的家族，用一种最原始的方式，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虽然时局动荡，我们居无定所，但只要看着身边熟睡的汉卿和襁褓中酣睡的儿子，我就觉得内心无比安宁。我以为，这样的幸福会一直持续下去。

但幸福，终究是短暂的。

随着“剿共”战事的日益紧张，汉卿需要常年待在战区，我们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危险。带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在兵荒马乱中东奔西走，不仅不安全，也极容易暴露汉卿的行踪，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就在我为此焦虑不安的时候，于凤至再次找到了我。

那是在上海，我们暂时落脚的一处公寓里。她风尘仆仆地从国外赶来，看起来清瘦了不少。这一次，她的脸上没有了在奉天时的那种从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切的忧虑。

她没有和我寒暄，开门见山地说：“妹妹，现在时局太乱了。汉卿的处境，你也知道，他现在是众矢之的。你带着孩子跟在他身边，目标太大，对你们，对他，都不好。”

我的心，沉了下去。

她看着我怀里抱着的孩子，眼神变得柔和了一些。“孩子是无辜的，他应该有一个安全、安定的成长环境。这样吧，你把孩子交给我，我带他去美国。我在洛杉矶有房产，可以把他送到最好的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等将来……等将来局势稳定了，你们母子总有团聚的一天。”

她的话，像一把温柔的刀，插在我的心上。我知道，她说的是对的。把儿子送到美国，远离这片战火纷飞的土地，是对他最好的选择。

可这对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送走儿子，意味着我将再次变回孤身一人。意味着我刚刚获得的、唯一的“身份”——母亲，也要被暂时剥夺。我将再次变回那个除了汉卿的爱之外，一无所有的赵一荻。

我看着怀里呀呀学语的儿子，他用胖乎乎的小手抓着我的手指，冲我露出一个无齿的笑容。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汉卿也沉默了。他知道这是最好的安排，但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愧疚和不忍。

最终，我还是点了头。我不能因为我的自私，毁了孩子的一生。

在上海的码头送别的那天，天气阴沉，就像我的心情。我紧紧地抱着小闾琳，想把他身上的味道，他的样子，他的一切，都刻进我的骨子里。我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他光洁的额头，在他耳边低语：“宝宝，要听话，要好好长大，要等妈妈……妈妈很快就来接你……”

于凤至从我怀里接过了孩子。当孩子离开我怀抱的那一刻，我感觉我的心，瞬间被掏空了。小闾琳似乎感觉到了分离，在我怀里还笑呵呵的他，到了于凤至的怀里，便“哇”地一声大哭起来。那哭声，像一根根针，扎在我的心上。

我不敢再看，我怕自己会不顾一切地把孩子抢回来。

轮船拉响了悠长的汽笛，缓缓地驶离码头。我站在人群中，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双眼。我看着那艘白色的轮船，在灰色的海面上，越驶越远，直到变成一个模糊的小黑点，最终消失在海天相接的地方。

我感觉我的心，也跟着那艘船，一起被带走了。

我的人生，似乎总是在得到和失去之间永无休止地徘徊。为了得到汉卿的爱，我失去了我的家庭和名誉。为了拥有一个母亲的身份，我短暂地得到了慰藉。而现在，为了汉卿和儿子的“前途”，我又必须亲手放弃我唯一的孩子。

每一次，我都选择了为了他，而放弃一些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我不知道，这样的放弃，何时才是个尽头。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这个日子，我永生难忘。

西安事变的消息，像一个晴天霹雳，毫无征兆地在我头顶炸响。报纸上铺天盖地的号外，广播里声嘶力竭的播报，都在说着同一件事：副司令张学良在西安扣押了委员长蒋介石，发动兵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我整个人都懵了。我疯了一样地四处打听他的消息，给他身边所有的副官、朋友打电话，但电话要么打不通，要么就是无人接听。那几天，我活在一种极度的、令人窒息的恐惧和煎熬中。我吃不下，睡不着，整个人就像一根被拉到极致的弦，随时都可能断裂。

整个世界都在谈论他。报纸上，有人骂他是“犯上作乱”的千古罪人，有人说他是“逼蒋抗日”的民族英雄。这些宏大的、复杂的政治评价，我听不懂，也不在乎。对我来说，他不是什么副司令，不是什么英雄或罪人，他只是我的汉卿，是我爱的人，是我孩子的父亲。

我不在乎政治的对错，我只在乎他的生死。

那十几天，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直到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传来，我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我天真地以为，风暴过去了，一切都会回到正轨。

然而，我错了。

汉卿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随即就被军事法庭审判，并被软禁了起来。

这个消息，比他发动兵谏的消息，更让我感到绝望。兵谏，是轰轰烈烈的，哪怕失败，也是英雄的悲剧。而被囚禁，则是一种无声的、漫长的、足以磨灭掉一个人所有意志和锐气的凌迟。

于凤至作为他合法的妻子，在第一时间就从国外赶回，到南京去为他四处周旋、打点，并陪伴在他身边。而我，再一次被置于一个尴尬的、无能为力的境地。我没有名分，没有立场，连去探望他的资格都没有。我只能在上海的公寓里，像一只被困在笼中的困兽，日夜不停地为他祈祷。

就在我几乎要被绝望吞噬的时候，我收到了于凤至辗转托人带来的一封信。

信里，她告诉我，汉卿的监禁可能是长期的，也许是三年五年，也许……是一辈子。她在南京陪伴了一段时间，但国外的几个孩子还需要她回去照顾，尤其是我们的小闾琳，年纪还小，离不开人。她希望我能去美国，代替她，去照顾我的儿子，也顺便帮她照看其他的孩子。她说，这是汉卿的意思，他不想我被拖累，希望我能有自己的生活。

拿着那封信，我的手不停地颤抖。

这是一个巨大的、无法抗拒的诱惑。

去美国。

这两个字，对我来说，意味着太多。它意味着自由，意味着我可以立刻飞到我日思夜想的儿子身边，抱着他，亲吻他，看着他长大。意味着我可以在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过上一种全新的、平静安稳的生活。我可以摆脱“赵四小姐”这个沉重的名号，摆脫“张学良情妇”这个屈辱的身份，重新开始。

而留下，又意味着什么？

留下，则意味着要主动跳进一个前途未卜、深不见底的深渊。去陪伴一个失去自由的囚犯，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度过不知尽头的幽禁岁月。那将是怎样一种生活？没有社交，没有朋友，没有希望，只有日复一日的沉寂和消磨。

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两个画面。一个画面里，是加州灿烂的阳光下，我牵着儿子的手，在草地上奔跑，笑声清脆。另一个画面里，是阴暗潮湿的房间里，我对着一盏孤灯，和同样被囚禁的他，相对无言。

自由与爱情。儿子与爱人。

我再一次，被推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这一次，没有人逼我，没有人要求我。选择权，完完全全地握在我自己的手里。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三天三夜。我想起了天津舞会上，他灼热的眼神；想起了奉天小楼里，他枕在我腿上时的疲惫；想起了他背负“不抵抗”骂名时，那痛苦而隐忍的背影；想起了在码头送别儿子时，他眼中的愧疚。

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在他最风光的时候，我分享了他的荣耀；在他最痛苦的时候，我分担了他的忧愁。如今，在他人生最黑暗、最无助的时刻，我怎么能转身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