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01
1979年的春天来得很慢，风里还带着煤渣的味道。
我们红星机械厂的墙上，红色的油漆标语被风雨剥蚀得斑斑勃勃，露出底下青灰色的砖墙，像一块块好不了的疤。
我叫李卫东，那年二十岁。
我父亲是厂党委的李建国主任，所以我在厂里活得像条有水的鱼。
没人敢惹我，小伙子们都爱跟着我，姑娘们看着我的眼神也总是热乎乎的。
我人高，爱笑，一笑就露出一口白牙，在厂篮球队打前锋，每次进球，整个厂区的姑娘都跟着尖叫。
我以为整个世界都应该是这个声音，直到我看见了林晓静。
她就像我们车间里那些永远转动着的机器的反面，她是静止的。
所有人都穿着蓝布或者灰布的工作服，她也穿，但她那身衣服好像总是比别人的更干净一点，也更旧一点。
她是我们车间流水线上拧螺丝的，一个计件工。
她父亲是林教授，一个“右派”，这个词像一个看不见的烙印，烫在她的额头上。
没人跟她说话，她也不跟别人说话。
吃饭的时候，她总是最后一个去，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头埋得很低，像是在数碗里的米粒。
我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在一个快下班的傍晚。
我从车间办公室出来，看到她站在一堆废弃的铁料旁边，夕阳的光从一排破窗户里斜着照进来，把空气里的灰尘都照成了金色的颗粒。
她手里拿着一本没有封皮的书，看得入了神。她的侧脸很白，脖子细得像一根麦秆，风一吹就要断掉。
我从没见过那么安静的一个人，安静得让我心慌。
工友王胖子在我身后捅了我一下，压着嗓子说：
“看什么呢？那是林教授的女儿，成分不好，别沾。”
我“嗯”了一声，眼睛却没挪开。
过了几天，厂里出黑板报，我写字好看，被宣传科拉去帮忙。
我写完“抓革命，促生产”几个大字，还剩下一点边角。那天林晓静正好端着一个零件箱从旁边走过，低着头，像个影子。
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根筋搭错了，拿起粉笔，在黑板的最下面，写了一句诗：
“我曾经爱过你。”
写完我就后悔了，这要是被人抓住把柄，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我正想擦掉，却看到林晓静的脚步停了一下。
就那么一下，非常快，然后她就像被烫到一样，走得更快了。
但她回头看了我一眼。
隔着十几米，她的眼神像两颗被投进深井里的石子，让我心里咚咚地响。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满脑子都是她那个眼神，有害怕，有惊讶，还有一点我说不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我的世界好像被钻开了一个小孔，有一束不一样的光照了进来。
02
我们的关系，是从那句诗开始的，偷偷摸摸，像地底下生长的根。
工厂很大，噪音也很大，这成了我们最好的掩护。
我在车床边干活，她在流水线尽头。有时候我会找借口去她那边送个图纸。
我把图纸递给她，手指会故意碰到她的指尖。
她的手总是冰凉的，一碰到就像触电一样缩回去。
然后她会低下头，脸颊会慢慢变红，像被晚霞烧着了。
后来我们变得大胆了一点。我们发现，工厂最后面的那段废弃铁路，晚上几乎没人去。
铁轨在月光下泛着白光，一直延伸到黑暗里，好像能通到另一个世界。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就在那里。
我等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来了。
就在我准备走的时候，一个黑影从一堆生锈的火车轮子后面闪了出来。是她。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外套，紧张地看着四周。
“你来了。”我开口，声音有点干。
“嗯。”她回答，声音比蚊子还小。
我们没话找话，我说厂里的机器又坏了，她说明天可能要下雨。空气里都是尴尬。
最后，我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大白兔奶糖，那是我用一张工业券换的。
我剥开糖纸，递给她。她犹豫了一下，接过去，放进嘴里。
“甜吗？”我问。
她点点头，眼睛亮晶晶的，像有星星掉进去了。她说：
“我很久没吃过糖了。”
那一刻，我心里某个地方塌了一块。我父亲是主任，我从来不知道一颗糖有什么稀奇。
可对她来说，这好像是天大的恩惠。
从那天起，我开始变着法地给她弄吃的。
有时候是一个苹果，有时候是几块饼干，都用报纸包得好好的，趁没人注意塞给她。
她从来不说谢谢，但她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亮。
我们最奢侈的一次，是我搞到了两张电影票，是南斯拉夫的《桥》。
我们不敢一起进场。
于是，我先进去。
等电影开始了，她再猫着腰从侧门溜进来，找到我旁边的空位。
黑暗里，我们谁也不敢说话，只是肩并着肩坐着。
当电影里响起那首《啊朋友再见》的歌时，我感觉身边有轻微的抽泣声。
我转过头，看到黑暗中她脸上湿漉漉的一片。
我壮着胆子，把我的手伸过去，盖在了她放在膝盖上的手上。
她的手很凉，抖了一下，但没有抽走。
我的手心全是汗，心脏跳得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电影演了什么我全忘了，我只记得她手的温度，从冰凉慢慢变得温热。
03
我们的秘密花园，是工厂北墙外那片没人管的野丁香林。
那地方很偏，要穿过一片乱糟糟的建筑垃圾才能到。
每年五月，丁香花就开了，紫色的、白色的，一大片一大片，那香味浓得能把人醉倒。
我们第一次去那里，是她带我去的。
她说她小时候，父亲还没出事的时候，常带她来这里。
我们在丁香林里说话，声音可以很大，反正除了风声和鸟叫，没人听得见。
她的话慢慢多了起来。她给我讲她看的那些书，讲托尔斯泰，讲巴尔扎克。
那些名字我一个都不知道，但我就喜欢听她讲。
她讲书里的人怎么爱，怎么恨，怎么活。她说：
“卫东，我觉得人活着不应该只是吃饭和干活。”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有我从未见过的光。我问：
“那应该是什么？”
她说：“应该有……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别人抢不走的东西。”
我不太懂她说的，但我知道，她就是我想要拥有的，别人抢不走的东西。
我从一棵树上折下一支开得最盛的紫色丁香，递给她。我说：
“这个送给你。”
她接过去，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笑了。
她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像盛满了蜜。
她问：“你知道丁香花的花语吗？”
我摇头。
“是纯洁的初恋。”她说，脸又红了。
那天，我第一次吻了她。她的嘴唇和丁香花一样，又软又香。
我当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王，拥有了一整片丁香林。
她把那朵丁香花带回去，夹在了她那本没有封皮的书里。
后来，那本书就成了我们的邮筒。
我会在书里夹张小纸条，写着“今晚九点，老地方”，她会在我经过她工位时，把书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如果书页里夹着那朵已经压扁的丁香花，就代表她会来。
我们的爱情，就靠着这些小小的、危险的暗号，在那个密不透风的年代里野蛮生长。
我们像两个小偷，偷来了属于自己的时间。
我们谈论未来，一个遥远得像月亮一样的词。
我说：“听我爸说，形势在变好，以后会不一样的。”
“等以后好了，我就娶你，光明正大地娶你，让所有人都看着。”
她听着，眼睛里总是含着泪，她说：
“卫东，我怕。我怕我们没有以后。”
我把她搂在怀里，觉得自己的胸膛能为她挡住所有风雨。我说：
“别怕，有我呢。”
我那时候真是个傻子。我以为我的肩膀能扛起天，却不知道，天塌下来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会打。
04
转折点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来了。
厂里开始给一些过去被错划为“右派”的老工人平反，广播里每天都在播报这些消息。
空气里的那种紧张感好像松动了一些，人们脸上的表情也不再总是那么紧绷。
我和晓静都觉得，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河边约会。河水在月光下闪着光，对岸的麦田里传来青蛙的叫声。
我们并排坐在潮湿的河堤上，晓静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她轻声说：
“卫东，我听人说，我爸的事情可能也有希望了。上面派了人下来重新核查。”
我一听就激动了，我抓住她的肩膀，说：
“真的？太好了！晓静，我就说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看着我，眼睛里是满满的希望，那种光芒几乎让我不敢直视。她说：
“卫东，如果……如果我爸真的平反了，我们是不是就……”
“我们就能结婚！”我抢着说，“我要用我们厂最好的钢材，给你打一套家具！我要请全厂的人喝喜酒！我要让我爸亲自给我们主婚！”
我说得唾沫横飞，她就那么笑着听着，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那晚的月亮特别亮，她脸上的泪珠也像星星一样闪光。
压抑了太久的情感和突然到来的希望，像一锅烧开的水，把我们都烫得失去了理智。
我捧着她的脸，疯狂地吻她。她回应着我，我们倒在了河边柔软的草地上。
周围是青草和泥土的味道，还有她头发上淡淡的皂角香。
我只记得她说了一句：“卫东，我怕。”
我说：“别怕，我爱你。”
在那之后，我能感觉到晓静变了。
她有时候会一个人发呆，有时候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想说什么又咽下去。
我问她怎么了，她总是摇头，说没什么。
我没把这放在心上，我正忙着为我的生日做准备。
我的生日在秋天，我想在那天，当着我所有哥们儿的面，把我和晓静的事情说出来。
我甚至想好了说辞，我要告诉他们，林晓静是我的女人，谁要是再敢在她背后嚼舌根，就是跟我李卫东过不去。
我天真地以为，只要我够勇敢，就能扫清一切障碍。
就在我生日的前几天，晓静终于找了个机会，在我下班路上堵住我。
她脸色很白，嘴唇都在抖。她拉着我的手，把我拽到一个没人的角落。
“卫东，我……我有事跟你说。”
“什么事？”我看她紧张的样子，心里也跟着紧张起来。
她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天大的决心，眼睛死死地看着我。她说：
“卫东，我……我好像有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被谁打了一闷棍。我愣在那里，半天没反应过来。
“有……有了？有什么了？”
“孩子。”她吐出这两个字，声音轻得像羽毛，却在我心里炸开一个巨响。
我看着她，看着她平坦的小腹，突然感到一阵巨大的恐惧，然后又是一阵狂喜。
我要当爸爸了？我和晓静的孩子？
这个念头像一颗炸弹，把我的理智炸得粉碎。
我一把抱住她，把她举起来转了几个圈。
“太好了！晓静！太好了！”我语无伦次地说，“这是天意！这是老天爷在帮我们！你等着，我生日那天，我就去你家提亲！不，我现在就去！”
她被我吓坏了，赶紧捂住我的嘴。
“你疯了！不能说！一个字都不能说！”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现在说出去，我们俩都得死！”
我这才冷静下来。她说得对。
在那个时候，未婚先孕，对方还是“右派”的女儿，这罪名足够把我打进十八层地狱。
我抱着她，轻声说：
“晓静，你别怕。相信我，我会想办法的。我绝对不会让你和孩子受一点委屈。我李卫东对天发誓。”
她把脸埋在我的胸口，身体一直在抖。
我不知道，那是我们最后一次拥抱。
05
我父亲李建国，是在我生日的前一天晚上找我谈话的。
那天我刚从外面回来，心情好得不得了，还在盘算着怎么跟我爸妈开口说晓静的事。
一进门，就看到我爸坐在客厅的椅子上。
没开灯，脸隐藏在黑暗里，只看得到他指尖的烟头一明一灭，像一只鬼火。
我妈不在，屋里死一样地安静。
“爸，你怎么不开灯？”我随口问着，伸手要去按开关。
“别开。”他的声音又冷又硬，像一块冰，“你过来，坐下。”
我心里咯噔一下，觉得不对劲。我走到他对面坐下。
他猛吸了一口烟，然后把烟头狠狠地按在烟灰缸里，好像要把它按进桌子里去。
“李卫东，我问你，”他盯着我，眼睛在黑暗里像狼一样，“你最近是不是在跟林教授的那个女儿搞对象？”
我的血一下子就凉了。
我张了张嘴，想否认，但看着我爸的眼睛，我知道什么都瞒不过去。
我梗着脖子，说：“是。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他突然笑了，是那种冷笑，听得我毛骨悚然。
“真心相爱？你懂个屁的真心相爱！你知道她是什么成分吗？你知道你是什么身份吗？”
“你是我李建国的儿子！是党员的儿子！你跟一个右派的女儿搞在一起，你是想干什么？你是想毁了你自己，还是想毁了这个家？”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几乎是在咆哮。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这么大的火。
我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站起来跟他吼：
“成分成分！成分就那么重要吗？现在都在平反了！政策都变了！你们那套老思想该改改了！”
“啪！”
一个响亮的耳光抽在我的脸上，火辣辣地疼。我被打懵了，捂着脸看着他。
“政策？”他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政策是说变就变的东西吗？”
“为了一个女人，你连你自己的前途都不要了？你对得起谁？你对得起我这张老脸吗？”
“我没错！”我红着眼睛喊，“我爱她！我还让她怀了我的孩子！我必须对她负责！”
我说完这句话，我爸愣住了。
他死死地盯着我，嘴唇哆嗦着，好像想说什么，但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过了好久，他突然转身，从外面拿了一把大锁，“哐当”一声把房门从外面锁上了。
“从今天起，你就在屋里给我想清楚！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再出来！”他隔着门冲我喊。
我发疯一样地砸门，用脚踹，用身体撞，门板发出痛苦的呻吟，但那把大锁纹丝不动。
我骂我爸，骂他顽固不化，骂他是封建家长。
我喊得嗓子都哑了，外面一点回应都没有。
我不知道，就在我被锁在家里的这两天，外面已经天翻地覆。
我更不知道，我那句冲动之下喊出来的“她怀了我的孩子”，像一块石头，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激起了足以吞没一切的滔天巨浪。
06
我被关了三天。
三天里，我妈偷偷从厨房窗户给我塞了两次吃的，她哭着求我，让我跟我爸服个软。
我说不。我像一头困在笼子里的野兽，唯一的念头就是出去找晓静。
我怕她担心，怕她出事。
第三天晚上，我趁着夜深人-静，用我妈给我塞饭时偷偷递进来的一根铁丝，捅开了那把锁。
我光着脚，像个贼一样溜出家门，一路狂奔到林晓静家。
她家住在工厂最偏僻的家属区，一排低矮的平房。
我跑到她家门口时，腿都软了。
她家黑着灯，死一样的寂静。
我心里一阵发慌，开始敲门，从轻轻地敲，到用力地砸。
“晓静！晓静！开门！是我！”
没人回应。
邻居家的一扇窗户开了，一个老太太探出头，不耐烦地骂：
“敲什么敲！奔丧啊！他们家早就没人了！”
“没人了？去哪了？”我抓住门框，感觉天在旋地在转。
“谁知道呢！昨天厂里来了车，把他们一家老小都拉走了！听说是支援大西北去了！造孽哦，跟这种人家做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霉！”
老太太说完，“砰”地一声关上了窗。
支援大西北……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那是惩罚，是驱逐。
我不信。我绕到院子后面，翻过那堵矮墙，跳进了院子。
院子里一片狼藉，像是被洗劫过一样。破烂的家具、摔碎的碗片、撕烂的书页……散落得到处都是。
我像个疯子一样在垃圾堆里翻找，希望能找到一点晓静留下的线索。
然后，我看到了。
就在那棵光秃秃的石榴树下，在被踩得稀烂的泥地里，我看到了一抹熟悉的紫色。
我扑过去，跪在地上，用颤抖的手把它捡起来。
那是我送给她的那朵丁香花，被压成了标本，现在又被踩进了泥里，花瓣已经残破不堪。
它被丢在这里了。
被她丢弃了。
我捏着那朵残破的丁香花，坐在冰冷的泥地里，突然就明白了。
她一定是恨透我了。
是我，是我这个懦夫，这个只会夸海口的傻子，给她和她的家人带来了灭顶之灾。
她被带走的时候，一定在心里把我骂了千遍万遍。
她丢掉这朵花，就是在告诉我，我们之间的一切，都结束了。
她恨我，所以她什么都不想留下。
我再也撑不住了，趴在地上，像条狗一样地哭了起来。月光照在我的背上，冷得像冰。
我以为那是我们故事的结局，一个充满了背叛、怨恨和愧疚的结局。
四十年就这么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林晓静。
我后来考上了大学，成了建筑设计师，赚了很多钱。
我给自己设计了一座又大又空的房子，一个人住在里面。
我拼命工作，不敢停下来，因为一停下来，晓静那双怨恨的眼睛就会出现在我面前。
我背着这个十字架，背了半辈子。
直到网络时代来临，我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在一个寻亲网站上，匿名发了一个帖子。
寻找一个1979年红星机械厂的、姓林的姑娘。
我附上了一张照片，是那朵被我珍藏了四十年的、残破的丁香花。
几个月后，我收到了一封邮件。
发件人说，他姓林，他妈妈就是我要找的人。他的语气很冷，他说，他妈妈身体不好，不想再提过去的事，更不想见我。
我几乎是哀求他，我说我别无他求，只想当面跟她说一句“对不起”。
几天后，他回复了，同意在一个咖啡馆见面，但强调，只是为了替我转交一封信。
我去了。带着我准备了四十年的道歉，和我写了无数遍的信。
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坐在窗边，他的轮廓依稀有晓静的影子。
我走到他对面，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孩子，你妈妈……她还好吗？我想当面跟她说声对不起，是我的错……”
年轻人平静地打断了我，从包里拿出一个用布包裹得很好的旧笔记本，推到我面前，说：
“我妈说，她从没恨过你。在你道歉之前，她希望你先看看这个。”
听到这话，我懵了。
可盯着桌上那个熟悉的、印着“红旗牌”的硬壳笔记本时，我如遭雷击。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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