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上海东华医院。
毛新宇握着一位95岁老人的手，情绪很激动，称呼她为“毛家的大恩人”。
这位老人，名叫李云。
她听了只是谦虚地摆手，说自己不过是尽力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
这个任务，她藏在肚子里，整整76年，嘴巴闭得比蚌壳还紧。
01
这事儿吧，得从1930年说起。那年10月，长沙的风，是红色的。
杨开慧在板仓被抓了，一块儿带走的，还有8岁的毛岸英和保姆陈玉英。
一个多月后，11月中旬，杨开慧在长沙识字岭，倒在了血泊里，那年她才29岁。
杨家的六舅向明卿，是个有心人。他到处托关系，打听到狱卒那边正发愁怎么安置毛家的人。
他一看这是个机会，赶紧找人担保，把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连同保姆，都给弄了出来。
人是出来了，先送回杨开慧的娘家。
可杨家也不太平啊。自从这三个孩子来了，家门口附近，总有生面孔在晃悠，那眼神，盯得人后背发毛。
那会儿，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和妻子李崇德在南京做事，家里就靠着老母亲向振熙夫人一个人撑着。
眼瞅着形势越来越不对劲，抓人抓得越来越凶，三个孩子的安全成了天大的问题。
消息传到了上海，在地下工作的毛泽民知道了，急得不行。他赶紧跟组织申请，无论如何，要把三个侄子接到上海来。
1931年，舅妈李崇德和外婆向振熙夫人，领着三个孩子，踏上了去上海的轮船。
出发前，家里就统一了口径。李崇德不再是舅妈，是“妈妈”。外婆也不能喊外婆了，要喊“奶奶”。
三个孩子，也全换了新名字。
毛岸英，叫杨永福。毛岸青，叫杨永寿。最小的毛岸龙，叫杨永泰。
02
到了上海，接头地点是辣斐德路的天生祥酒店。
毛泽民和妻子钱希钧见到了人，可两口子脸上，全是愁容。
为啥呢？不是不亲，是不能接回家。
那时的上海，简直就是个高压锅，国民党和日本人到处都在抓人。毛泽民自己都得东躲西藏，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一家人，最后只能被领到了泰安旅馆，暂时住下。
孩子们不理解啊。最大的毛岸英才8岁，最小的毛岸龙还不到4岁。辛辛苦苦到了上海，怎么连叔叔家都不能住？
钱希钧只能临时编个理由，哄着他们，说是叔叔家房子太小，住不下，等找到了大房子，就接他们过去。
这也不是个长久之计。毛泽民心里清楚，这事儿必须找组织。
他找到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毛泽民的意思是，孩子都到了上学的年纪，总不能一直躲在旅馆里，这于公于私，都得有个章程。
两人一合计，决定把他们送去一个地方–大同幼稚园。
这个大同幼稚园，可不是一般的托儿所。
它的创办人，叫董健吾，明面上的身份，是圣彼得教堂的牧师，这身份体面，好办事。
可私底下，他是我党中央特科的人。
董健吾办这个幼稚园的初衷，就是为了给革命同志解决后顾之忧。
爹妈在外面出生入死，孩子总得有个安全的地方，说白了，这就是个“红色摇篮”。
里面的保育员，那都是经过严格把关的，很多都是干部的家属，比如董健吾的妻子郑兰芳、李求实的妻子陈凤仙，个个都知根知底。
毛岸英三兄弟入园的时候，幼稚园主要由谭筱影暂时管着。
董健吾办完事返回上海，可他没敢去幼稚园。
为啥？上海的天，变了。
就在1931年4月，一个叫顾顺章的人在武汉被捕，没经住考验，叛变了。
这顾顺章是谁？
他可不是小角色。他是周恩来的副手，中央特科的日常事务都归他管。他手里攥着上海乃至全国地下党组织的大量核心机密。
他这一叛变，简直就是一场大地震，整个地下党网络都快被他连根拔起了。
董健吾也悬了。他前脚刚去汉口见过顾顺章，要不是他当时有事，临时把顾顺章给他买的船票给换了，估计也回不来了。
组织上赶紧让他切断所有联系，先躲在杨度家里。
幼稚园这边，也出了状况。
最小的毛岸龙，突然生病，发烧腹泻，没等救治就夭折了。
这事儿还没等谭筱影想好怎么跟董健吾汇报，园子里又出了一件大事。
有个叫管荷英的保育员，申请外出，可到了时间，人没回来。
是出了意外？还是也叛变了？
在那个节骨眼上，谁也不敢赌。这都是要命的信号。
谭筱影和中央特科的欧阳新一商量，不能再等了，这个地方已经暴露，必须马上解散。
孩子们被紧急疏散，大伙儿各奔东西。
关于毛岸龙的去向，还有另一种说法。
说是幼稚园解散后，兄弟三个流浪在外，毛岸龙突然生病。毛岸英带毛岸青出去讨饭，回来的时候，小弟就不见了。
毛岸青的夫人邵华，专门去查过当年的医院记录，啥也没查到。
活生生的三兄弟，到了上海没多久，就只剩下了两个。
03
董健吾急得不行。幼稚园没了，孩子总得有地方去。
他找到了欧阳新，商量着把毛岸英和毛岸青，寄养到自己的前妻黄慧光家里去。
欧阳新当时拍了胸脯，说是孩子的一切费用由组织承担。
黄慧光一听，也没多想。她一个人带着董载元、董惠芬、董惠芳、董寿琪四个孩子，日子也不宽裕。
可欧阳新都这么说了，她寻思着，不就是多两双筷子、多洗两件衣服嘛，孩子们还能自理，也懂事，索性就答应了。
毛岸英和毛岸青去黄慧光家之前，董健吾特意嘱咐他们，对外还叫杨永福和杨永寿，千万别露了口风。
刚开始那阵子，董健吾和浦化人等人，还会常来看看，除了按时给生活费，有时候还自掏腰包补贴点。
可这安生日子，没过多久。
1933年初，党中央机关转移到了江西瑞金。
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留下来的同志，自己都泥菩萨过河，经费来源，自然也就断了。
董健吾的情况也不好。他辞去了牧师的工作，工作转向地下，到后来，他自己也没机会再去见毛岸英和毛岸青了。
黄慧光这边的生活费，自然也就没了着落。
黄慧光一个女人，家里拖着6个孩子，只有大儿子董载元领着那么点微薄的薪水。
这日子，可想而知有多难。
府库都藏满了，老百姓还挨饿，钱在库里，人在土里。
家里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黄慧光的脾气，也越来越不好。
她开始要求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出去工作挣钱。
通过邻居担保，黄慧光给他们找了个卖报纸的活儿。
每天早上去领报纸，卖完了，再把钱交给老板。
有一天，老板在核对钱的时候，发现毛岸青带回来的钱里，有假币。
出了这种事，按照之前的约定，不仅没挣到钱，还要交数倍的罚款。
黄慧光一听，火冒三丈。她当着老板的面，就动手打了毛岸青。
毛岸青也一肚子火，他不明白，刚才买报纸的那个洋人，为什么要给他假币？
他一扭头，跑出去找那个洋人。
可人海茫茫，哪儿还找得着。
毛岸青不敢回家，坐在地上，越想越气，捡起身旁的一块木炭，就在地上写：“打倒洋人”。
好巧不巧，这一幕，正好被巡逻的洋人巡警看见了。
那帮人呼啦一下围上来，按住毛岸青，就是一顿围殴。
等毛岸英赶到的时候，毛岸青已经被打得头破血流。
毛岸英背着弟弟回家，求黄慧光送毛岸青去医院救治。
黄慧光看着他们俩，没有答应，又是劈头盖脸一顿发火。
毛岸青早就受够了，跟哥哥说过好多次，不想在这个家待了。
以前毛岸英还愿意忍，可这一刻，他不愿意再忍了。
他拉起毛岸青，头也不回地冲出了那个家。
黄慧光在屋里，还以为他俩就是闹脾气，天黑了总会回来的。
可她没想到，兄弟俩这一走，就汇入了上海滩数万流浪儿的大军中，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04
董健吾知道这事后，心急如焚，赶紧上报组织。
可那阵子的组织，自己都处境艰难，哪有精力去找两个孩子。
毛岸英和毛岸青，就这么开始了真真切切的“三毛流浪记”。
他们睡在马路边，钻过桥洞，在垃圾堆里翻吃的，被人追打。
为了活下去，他们捡烟头，给黄包车夫帮工，甚至在码头上扛过小麻袋。
上海滩的冬天，又湿又冷。兄弟俩没有棉衣，就捡报纸裹在身上。
毛岸青的头伤，因为没得到及时救治，落下了病根，头部时常作痛。
就在兄弟俩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时候，1935年秋天，红军走完了长征，到了陕北。
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也在逐步恢复元气。
1935年底，特科成员徐强，找到了他的妻子，也是他的下级–李云。
徐强交给李云一项特殊任务：在上海，找到两个男孩。
徐强只告诉她，这两个孩子都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其他的，一个字没多说。
李云是干特科的，她懂纪律，不该问的，绝不开口。
在当年的上海，找两个流浪儿，这不就是大海捞针嘛。
李云没含糊，接了任务就开干了。
她开始在流浪儿最集中的那几个地方转悠：老西门、马路桥北堍、八仙桥。
为了不暴露身份，她不敢随便打听，只能用眼睛看。
她去老西门，找了大半年，一点儿进展没有。
她又转战马路桥北堍，那地方在当时很发达，有钱人多，黄包车夫和流浪儿也多。
李云这心里也打鼓。
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徐强，说这两个孩子，是不是早就被警察抓走了？
徐强一听，马上安排组织内部的人员，分头把上海大大小小的警察局和巡捕房的工作记录，都查了个底朝天。
结果是，没有。
没有查到相关人员的信息。
这就说明，两个孩子还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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