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有多长?长到能让一个毛头小伙子变成两鬓微霜的中年人。

长到能让一条街的梧桐树苗长成蔽日的华盖,又在一夜之间被移走。

我的二十年,是方向盘后的两万多个清晨与黄昏,是后视镜里那张逐渐褪去锋芒、爬上皱纹的脸。

他是王政,我的领导,我开了二十年车的厅长。今天,他要调去省委了。

车窗外掠过熟悉的街景,我握着方向盘的手心有些潮湿。

火车站快到了,那句演练过许多次的“厅长,一路顺风”堵在喉咙里。

眼眶有些发热,我悄悄深呼吸,不想让后座的人察觉。

二十年,我从没在他面前失态过。这是最后一次了,我想保持这份体面。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看着窗外的王政忽然开口。

他的声音有些哑,却异常清晰:“小赵,不去车站了。”

我下意识踩了踩刹车,从后视镜里看向他。

他依然望着窗外,侧脸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冷硬。

“调头,回市政府大院。”他顿了顿,补充道,“有个东西……要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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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清晨五点,天还是靛青色的。

市府司机班的停车场上,只有我这辆黑色奥迪亮着灯。

我拧干最后一块麂皮绒布,弯腰擦拭着左前轮的轮毂盖。

金属徽标被我擦得锃亮,能照出我眼角细密的皱纹。

这辆车跟了王厅长八年,从没出过半点纰漏。

车身上沾着些夜露,我用另一块干布仔细抹去。

就像过去二十年里的每一个早晨那样,从里到外,一寸不落。

老张头从门卫室探出身来:“赵师傅,又这么早?”

我直起身,朝他点点头。他披着外套走出来,递给我一支烟。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老张头点燃自己的那支,火光在他脸上跳动。

“嗯,王厅长今天上午的火车。”我没接烟,只是望着车子。

老张头叹口气:“二十年啊……人这一辈子,有几个二十年?”

是啊,几个二十年。我二十九岁那年调到王政手下,那时他还是副市长。

如今我四十九,他调任省委副书记,看似平调,实则是明升暗降的闲职。

市里最近风声很紧,这些事我们当司机的,多少也能听见风声。

擦完车,我坐进驾驶座,调整了一下后视镜的角度。

这个角度能看到后座右半边——王厅长习惯坐的位置。

仪表盘上的里程表显示着376842公里,大部分是我开的。

我发动引擎,听那熟悉的低鸣声,然后熄火。

还有一小时才需要去接他,但我习惯提前把一切准备好。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妻子刘丽华发来的信息。

“晚上记得买点菜,儿子说今天回家吃饭。”

我回了句“好”,又补上一句:“今天送王厅长,可能会晚些。”

丽华很快回复:“知道了。送完他,你也该想想以后的事了。”

以后的事。我盯着那四个字,手指在屏幕上悬停了很久。

司机班的门开了,几个年轻的司机说笑着走出来。

看到我,他们收敛了笑声,客气地打招呼:“赵师傅早。”

“早。”我点点头。他们钻进各自的车辆,开始一天的工作。

其中一个叫小陈的,是叶副市长的司机,经过时多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里有同情,也有些别的什么东西。我没去深究。

六点整,我再次发动车子,缓缓驶出市政府大院。

街道还很安静,只有环卫工人在清扫昨夜落下的梧桐叶。

秋天了,我忽然意识到。王厅长调走的日子,选在了一个秋天。

就像二十年前,我第一次为他开车时,也是这样的秋天。

那时道路两旁的梧桐还细弱,如今已是华盖亭亭,满地金黄。

去王厅长家的路,我闭着眼睛都能开。

每个路口,每个红绿灯的时长,我都了如指掌。

这二十年,我载着他走过这条路上千次,从无差错。

可今天,握着方向盘的手却有些不稳。

我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这只是最后一次而已。

02

车子停在那个熟悉的家属院门口时,刚好六点半。

王厅长住三楼,阳台上的绿植依旧茂盛,只是多了几盆菊花。

那是他夫人临走前最爱的花。三年前她因病去世后,王厅长就自己照料着。

我坐在车里等,看着三楼窗户透出的暖黄色灯光。

王厅长习惯早起,这个点应该已经在看早间新闻了。

等待的间隙,记忆像潮水一样漫上来。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见到王政时,他还是个四十出头的副市长。

那天秋雨绵绵,我开着当时配给他的老款桑塔纳,紧张得手心全是汗。

他拉开车门坐进来,身上带着湿气,却笑着对我说:“你就是小赵吧?以后辛苦了。”

那笑容很温和,没有我想象中领导的架子。我连忙说:“不辛苦,应该的。”

起初的几年,他分管城建和交通,常常跑工地、下基层。

我载着他,从城东到城西,从新开发区到老城区改造现场。

他总是不打招呼就下车,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泞里,和工人们聊天。

我坐在车里等,有时一等就是两三个小时。

但他从不会让我等过饭点,总会准时回来,还常常给我带瓶水或一包烟。

“小赵,吃饭了没?”这是他最常问的话。

如果他要去应酬,总会提前跟我说:“你自己找地方吃,发票留着。”

有时会议结束得晚,他会特意打电话到司机班,让他们别等我吃饭。

这些细小的体贴,我记了二十年。在官场上,能这样对待司机的领导不多。

当然,他也有严厉的时候。那是我开车的第五年,一个冬夜。

他参加完一个重要的招商晚宴,喝了不少酒,但神志还算清醒。

我载着他回家,途中经过一个十字路口,红灯。

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颤巍巍地想过马路,但绿灯时间太短。

我急着送领导回家,等绿灯一亮就踩了油门。

“停车。”后座传来王政低沉的声音。

我吓了一跳,赶紧靠边停下。他拉开车门,走了下去。

我看到他搀扶着那位老人,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过斑马线。

冬夜的寒风呼啸,他只穿着单薄的西装,背影在路灯下拉得很长。

回到车上后,他没发火,只是平静地说:“小赵,我们手里的方向盘,不只是开车。”

那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从那天起,我开车格外小心,格外体谅行人。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是他母亲的忌日。那位过马路的老人,让他想起了什么。

王厅长的母亲是农村人,一辈子没享过福,早年间过世了。

他很少提及家人,但每年清明,无论多忙,他一定会回老家扫墓。

而我,总是载着他,往返于城市与那个偏远的山村之间。

手机震动,把我从回忆中拉回现实。

是王厅长发来的短信:“小赵,可以上来了,帮我搬点东西。”

我愣了一下。二十年来,他从未让我上楼帮忙搬过行李。

无论是出差还是调研,他永远自己拎着那个半旧的公文包。

今天这是……我推开车门,快步向三楼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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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敲开门时,王政已经穿戴整齐。

深灰色的夹克,熨烫平整的裤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他站在客厅中央,脚下放着两个行李箱,一个公文包。

“厅长。”我打了个招呼,目光扫过这个熟悉的客厅。

电视柜上摆着他和夫人的合影,沙发套洗得有些发白,但很干净。

“小赵,来了。”他点点头,指向较大的那个箱子,“这个麻烦你。”

我提起箱子,不轻,但也不至于太沉。他拎起另一个小的,还有公文包。

关门之前,他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客厅。

那眼神很复杂,有留恋,有释然,还有些我说不清的情绪。

然后他轻轻带上门,锁芯发出“咔嗒”一声轻响。

下楼时,我们一前一后,谁也没说话。

行李箱的轮子在楼梯上发出规律的“咔啦”声。

到了楼下,我把箱子放进后备厢,他则坐在了后座的老位置。

车子缓缓驶出家属院,驶向早晨逐渐苏醒的街道。

早高峰还没开始,道路还算通畅。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

王政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手里还握着那个公文包。

他的眉头微微蹙着,眼角的皱纹比平时更深了些。

我注意到,他今天没带任何文件或报纸——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

往常这个时候,他一定是在翻阅早报,或是批阅昨晚没看完的材料。

二十年了,我第一次看到他空着手坐在后座,只是闭目养神。

车子在一个红灯前停下。王政忽然睁开眼睛,看向窗外。

“小赵,你还记得这条路以前的样子吗?”他问,声音有些沙哑。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那是正在扩建的商业街。

“记得。二十年前这里还是棚户区,路很窄,下雨天全是泥。”

“是啊……”他轻声说,“当年改造这里时,阻力很大。有人说我急功近利。”

我想起那段日子。那是王政刚当上常务副市长的时候,力推老城改造。

他几乎天天泡在工地,协调拆迁,安抚居民,和开发商周旋。

我载着他,在这条路上一趟又一趟地跑,有时深夜还在开会。

有一次,几个钉子户拦在车前,情绪激动。我紧张得手心冒汗。

王政却下了车,站在人群中间,耐心地听他们说了整整一个小时。

“后来呢?”王政忽然问,像是考我。

“后来改造完成了,这里的房价翻了几番。”我说,“老百姓都说您做了件好事。”

他笑了笑,那笑容有些苦涩:“说好话的,是后来受益的人。当年骂我的,搬走了就忘了。”

绿灯亮了,我继续开车。他不再说话,重新闭上了眼睛。

但我知道他没睡。他的手在公文包上轻轻摩挲,那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车子驶过市政府的老办公楼。那栋五层的苏式建筑现在已经空了。

新的市政大楼三年前启用,气派多了,但老楼还没拆。

王政又睁开眼睛,盯着那栋楼看了很久。

“我在这里待了十二年。”他自言自语般地说,“从科长到副市长。”

我没接话,只是放慢了车速。我知道,他在告别。

“小赵,”他忽然坐直了身子,“你还记得那年下大雨,老楼地下室进水的事吗?”

我怎么会不记得。那是十五年前,一场罕见的暴雨袭击了城市。

老楼的排水系统老旧,地下室档案室进了水。

当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王政接到电话,立刻让我开车送他过去。

我们赶到时,水已经漫到小腿。他和值班人员一起,一箱一箱地抢救档案。

“记得。”我说,“您那天感冒刚好,在水里泡了两个小时。”

“后来还发烧了,住了三天院。”王政摇摇头,“那时候真拼命啊。”

他的语气里有一种遥远的怀念。我透过后视镜看他,发现他眼神有些恍惚。

“您那时常说,档案是城市的记忆,不能丢。”

“是啊……”他喃喃道,“记忆不能丢。可有些记忆,丢了反而更好。”

这话说得没头没脑,我没敢接。车厢里再次陷入沉默。

只有引擎低沉的轰鸣,和窗外偶尔传来的喇叭声。

车子驶上高架,火车站的方向标牌已经清晰可见。

我看了眼时间,七点二十。火车是九点的,时间还很充裕。

王政也看到了标牌,他坐直身子,深深吸了一口气。

04

高架桥上的车流开始增多,早晨的阳光斜射进车内。

王政摇下了一点点车窗,秋风灌进来,带着城市特有的味道。

他忽然开口:“小赵,你儿子今年大学毕业了吧?”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会问这个。“是,去年就毕业了,在深圳工作。”

“深圳好啊,年轻人都喜欢去。”他顿了顿,“没想过让他回来?”

“他想在外面闯闯。”我说,心里涌起一丝温暖。

王厅长居然记得我儿子的情况。虽然这些年他也偶尔问起,但总在忙碌的间隙。

像这样专门提起,还是第一次。

“年轻人有闯劲是好事。”王政说,“不像我们,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一辈子。”

我没接话,不知道他是在说自己,还是在说我。

“你女儿呢?该上高中了吧?”他又问。

“高二了,明年高考。”我说,从后视镜里看到他点了点头。

“好好培养,女孩子更要多读书。”他顿了顿,“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说。”

“谢谢厅长,都挺好的。”我连忙说。

其实女儿学校最近在分重点班,需要找点关系,但我不想开这个口。

不是不能开口,而是不想。二十年了,我从没向王政提过任何个人请求。

不是没机会——他多次暗示过,问我家里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我都说没有。妻子刘丽华有时会埋怨,说我太死板,不懂变通。

她说别的领导司机,家里什么事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孩子上学,家属工作。

可我觉得,拿了那份工资,开好车就够了。额外的,我不想要。

“小赵,”王政的声音把我从思绪中拉回,“你跟我这么多年,后悔过吗?”

这问题来得突然,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厅长,您这话说的……”

“说实话。”他打断我,语气很平静,但透着认真。

我沉默了几秒。高架桥在前方分叉,去火车站要走左边车道。

我打了转向灯,车轮压过伸缩缝,发出规律的“咯噔”声。

“不后悔。”我终于说,“能跟着您,是我的福气。”

这话不是奉承。虽然二十年只是个司机,但我见识了很多,学到了很多。

更重要的是,王政是个好领导——至少在我眼里是。

他不贪不占,不搞歪门邪道,对下属虽然严格,但从不苛刻。

这样的官,现在不多了。我常常这样想。

王政听完,很久没说话。他从后视镜里看着我,眼神很深。

“福气……”他重复这个词,笑了笑,那笑容有些复杂。

“也许吧。但跟着我,你也受了不少委屈,是不是?”

我心里一紧。他指的是什么?是那些闲言碎语,还是别的?

市里一直有传闻,说王政太“干净”,反而挡了别人的路。

“叶副市长的人,没少给你脸色看吧?”王政忽然提到这个名字。

叶鑫,常务副市长,王政多年的竞争对手。两人的不和,在市里是公开的秘密。

我斟酌着词句:“叶市长那边……是有些不同,但还好。”

“还好?”王政轻笑一声,“上次司机班调整待遇,你的申请被卡了三个月吧?”

原来他知道。那件事我没跟他说过,不想给他添麻烦。

“那是因为我学历不够,按规定确实……”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王政打断我,“叶鑫想用这个敲打我,我知道。”

他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但我听出了一丝寒意。

车子驶下高架,火车站已经在前方,钟楼的尖顶在晨光中闪耀。

我看了眼时间,七点四十。还有二十分钟车程,但我想开慢点。

“小赵,你是个老实人。”王政忽然说,“这二十年,我从没见你说过谎。”

我不知该如何回应,只能专注地看着前方道路。

“老实人好啊。”他像是在自言自语,“但这个世道,老实人吃亏。”

车子在红灯前停下。站前广场上已经有不少旅客,拖着行李箱匆匆走过。

离别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我忽然觉得喉咙发紧。

“厅长,”我鼓起勇气开口,“到了省委,您多保重身体。”

这话说得很笨拙,但我想不出更得体的话了。

王政“嗯”了一声,又补充道:“你也是。开车注意安全。”

绿灯亮了。我缓缓踩下油门,车子滑向火车站的地下停车场入口。

就在这时,王政忽然说:“小赵,前面路口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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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下意识地踩了下刹车。

“厅长,火车站到了,前面就是停车场入口。”

“我知道。”王政的声音很平静,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调头,回市政府。不去车站了。”

我从后视镜里看他。他依然望着窗外,侧脸线条紧绷。

“可是……火车是九点的,现在回去可能来不及……”

“来得及。”他打断我,“调头。”

那语气是我熟悉的,他在做重要决定时的语气。

二十年了,我听过无数次——在下达紧急指示时,在危机处理会议上。

我打了转向灯,在路口掉转车头。车轮摩擦地面,发出轻微的嘶鸣。

重新驶上来时的路,车厢里的气氛完全变了。

之前的离愁别绪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紧张的沉默。

王政不再闭目养神,他坐得很直,手指在公文包上轻轻敲击。

那是一个陈旧的黑色真皮公文包,边角已经磨损发白。

我认得那个包。从他当副市长时就用,用了至少十五年了。

“厅长,是落下什么东西了吗?”我试探着问。

他没立刻回答,而是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张火车票,看了看。

然后他摇下车窗,把那张票撕成了两半,又对折,再撕。

碎片被风吹出窗外,像一群白色的蝴蝶,瞬间消失在后视镜里。

我惊呆了,差点握不稳方向盘。

“厅……厅长?”

“我不坐火车了。”王政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改签了下午的航班。时间还早,先回趟办公室。”

我张了张嘴,想问为什么,但最终没问出口。

司机的本分是开车,不该问的不问。这是二十年前他告诉我的第一句话。

车子重新驶上高架,这次是往回走。

早高峰已经开始了,对面的车道排起了长龙,我们这边还算通畅。

王政不再说话,只是盯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

他的手指依然在公文包上敲击,那节奏时快时慢,像在思考什么难题。

我透过后视镜观察他,发现他的眉头紧紧皱着,嘴角抿成一条直线。

“小赵,”他突然开口,吓了我一跳,“你跟了我二十年,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问题比刚才的“后悔吗”更难回答。我握方向盘的手心开始冒汗。

“您……您是个好领导。”我只能这样说。

“好领导。”他重复了一遍,语气里有一丝自嘲,“什么样的领导算好领导?”

我没敢接话。车厢里只剩下引擎声和窗外模糊的城市噪音。

王政似乎也不期待我的回答,他继续说:“不贪不占,不搞权钱交易,算好吗?”

“算。”我小声说。

“那如果我告诉你,这些我都做到了,但还是输了呢?”

他的声音很轻,但我听出了里面的疲惫,一种深到骨子里的疲惫。

车子驶下高架,市政府的方向标牌出现在前方。

我忽然想起三天前,王政最后一次主持厅务会议的场景。

那天他发了很大的火,为一个扶贫项目的资金挪用问题。

与会的人都低着头,没人敢说话。只有叶鑫副市长,似笑非笑地靠在椅背上。

会后,王政在办公室待到深夜。我送他回家时,他一路上都没说话。

“厅长,”我鼓起勇气,“您去省委是好事,更高的平台……”

“平台?”他轻笑一声,那笑声里没有喜悦,“小赵,官场上的事,你不懂。”

我确实不懂。我只是个司机,看到的只是表面。

但二十年了,我看过太多人来人往,太多起起落落。

王政是个想做实事的人,这我知道。可官场上,想做实事的人往往最难。

车子驶入市政府大院。门卫看到我们,显然很惊讶。

他小跑着过来,我摇下车窗。“赵师傅?王厅长不是今天……”

“回来拿点东西。”王政在后座说,声音不大,但门卫立刻让开了。

车子停在主楼前。王政没有立刻下车,他坐着,看着这栋气派的新大楼。

大楼玻璃幕墙反射着晨光,刺得人眼睛发痛。

“这楼漂亮吧?”他问。

“很气派。”我说。

“三年前启用时,剪彩仪式很隆重。叶鑫主持的。”

他的语气平淡,但我听出了一丝异样。

那时王政是市长,本该由他主持,但他临时被叫去省里开会。

“我在这里只待了三年。”王政说,“可感觉比在老楼十二年还累。”

他推开车门,拿着那个旧公文包下了车。

“小赵,你跟我上来。”他说,头也不回地走向大楼入口。

我连忙熄火下车,锁好车门,小跑着跟上他的脚步。

晨风吹过,卷起几片落叶。秋天真的深了。

06

市政府大楼的大厅空旷冷清,只有值班人员在接待台后打盹。

看到王政,他慌忙站起来:“王……王厅长!您不是今天……”

“回来拿点东西。”王政摆摆手,径直走向电梯。

我跟在他身后,能感觉到值班人员好奇的目光。

电梯门缓缓关上,将我们与外界隔绝。狭小的空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王政按下八楼的按钮。那是他办公室所在的楼层。

电梯上升的轻微失重感中,谁也没说话。

我从光滑的电梯门反射中看到他——他闭着眼睛,呼吸平稳。

但那只握着公文包的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叮”一声,八楼到了。电梯门打开,走廊里一片寂静。

周末的办公楼,像一座空荡荡的宫殿。

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斜射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

我们的脚步声在空旷中回响,啪嗒,啪嗒,显得格外突兀。

王政的办公室在走廊最里侧,门牌上还写着“厅长办公室”。

下周,这块牌子就要换掉了。我忽然意识到。

他在门前停下,从口袋里掏出钥匙串。

那串钥匙我见过无数次,上面只有三把钥匙:家门、办公室,还有一个小的。

他找到了办公室的钥匙,插进锁孔,转动。

门开了,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纸张、茶叶,还有淡淡的樟木香。

王政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进去。他像是在做一个重要的决定。

“小赵,”他回头看我,眼神很严肃,“进来后,把门关上。”

我点点头,跟着他走进办公室。然后转身,轻轻关上了门。

“锁上。”他说。

我犹豫了一秒,还是照做了。锁芯“咔嗒”一声,将我们锁在了这个空间里。

办公室和往常一样整洁,只是书架空了一半,文件柜也清空了。

王政走到窗前,拉开了百叶窗。阳光瞬间涌进来,照亮了空气中飞舞的尘埃。

他站在那里,背对着我,看着窗外楼下的小广场。

广场中央的旗杆上,国旗在秋风中猎猎作响。

“我在这里看过很多次升旗。”他忽然说,“每次看,都觉得肩上担子很重。”

我没说话,只是站在办公室中央,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转过身,走到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

桌子已经清理干净,只剩下一个笔筒、一个台历,和一个相框。

相框里是他和夫人的合影,背景是某个公园,两人都笑得很开心。

王政拿起相框,用手擦了擦玻璃表面,然后小心地放进了公文包。

做完这些,他在椅子上坐下,示意我也坐。

我坐在他对面的客椅上。二十年来,这是我第一次以这种姿势和他面对面。

往常我都是站在门口,等他吩咐“小赵,可以走了”或是“去某某地方”。

现在这样坐着,让我有些局促不安。

王政打开公文包,但不是放相框的那个夹层。他的手伸向最内侧,摸索着什么。

办公室里很安静,我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终于,他拿出了一样东西——一个用牛皮纸仔细包裹的小物件。

他把那东西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打开看看。”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