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 年秋天，陕南宁陕县东江口镇的一片荒地上，正忙着挖地基的人们突然停了手。原来生产队长丁祥录走过去一看，土坑底下竟有块白花花的骨头，仔细一瞧，是人的头盖骨，还卡在铁锹尖上，周围零散的白骨跟碎石头似的混在土里。“难道是老坟被挖出来了？” 工人谢满银蹲下来，用袖子擦了擦骨头上的泥。可翻来翻去，没见着棺材的影子，也没有任何陪葬的东西，就几根烂得快成灰的布条粘在腿骨上，风一吹就飘走了。
镇派出所的民警听说后，骑着带斗的摩托车赶过来，车斗里的勘查箱子一路哐当响，最后也只在本子上写了句 “时间太久，不知道怎么死的”，就离开了。丁祥录和谢满银被嘱咐把这些骨头处理掉。俩人找了个破麻袋，把白骨一块一块捡进去，埋在了村头那棵老核桃树下，还在土堆旁插了根削尖的木头做记号。谁也没多想 —— 这堆没人当回事的白骨，八年后会让北京的大人物都动了心。
到了 1984 年春天，一封从陕西寄来的信，摆在了李先念的办公桌上。信里说，宁陕县八年前发现过一堆白骨，还附了当地党史部门的初步调查：1946 年 8 月，中原军区的和谈代表张文津、吴祖贻，带着两个人在东江口镇不见了，之后就再也没消息。
那时候李先念刚忙完西路军历史问题的调查，桌上还堆着没看完的资料。他捏着信纸的手不自觉地用了劲，指关节都发白了。当年中原突围，他是主要指挥人，行军路上的风雪、饿肚子的滋味、枪林弹雨的场景，他一辈子都没忘。“查！” 他对着秘书严肃地说，语气没得商量，“必须把真相查清楚，给烈士的家人一个说法。” 中央很快派了调查组过来。组长是个干了多年公安的老警察，行李里除了放大镜、卷尺，还装着本翻得边都卷了的《中原突围史略》。车子过秦岭的时候，组长摸着书皮上的字，想起李先念出发前跟他说的话：“每块骨头都藏着答案，可不能对不起牺牲的同志。”
调查组到了地方，第一件事就是找那棵老核桃树。丁祥录带着他们穿过麦田，当年插的木头早烂没了，但丁祥录一眼就认出来 —— 树根那儿的土颜色比别的地方深，当年埋麻袋时特意垫了三层石板。挖的时候，铁锹碰着土的声音都显得沉。等把麻袋小心地挖出来，调查组里年轻的队员忍不住吸了口凉气：白骨虽然已经风化了，但头骨右边的裂痕特别清楚，法医当场就说 “不是正常死亡，是被钝器打的”。这跟群众来信里说的 “被国民党军队杀的”，正好对上了。
接下来就是在东江口镇打听情况。老街里有个 92 岁的老人，坐在自家门槛上，手里转着旱烟杆回忆：“民国三十五年秋天，城隍庙那边戒严了三天，晚上能听见旬河那边有动静，第二天就看见当兵的往河里扔石头。” 还有个以前在胡宗南部队当伙夫的老人，含糊地说：“那时候团部收到上头的电报，处理了几个‘共产党探子’。” 查档案也很关键。调查组在西安军区的档案馆里，找到了 1946 年 8 月的电报底稿 —— 胡宗南给蒋介石发的密电里写着 “张文津等四人就地处置”，蒋介石的批复就一个字：“准”。这些发黄的纸，再加上白骨上的伤，把一段被藏起来的血案给拼出来了。
真相慢慢清楚了，毛楚雄这个名字也被挖了出来。调查组在韶山的档案馆里查到了他的经历：1927 年在长沙出生，是毛泽覃和周文楠的儿子，刚生下来半年就跟着妈妈进了监狱，后来全靠外婆到处奔波，才把他救出来。10 岁回到韶山后，外婆经常给他讲大伯毛泽东、二伯毛泽民闹革命的事。1945 年，18 岁的毛楚雄跟着王震的部队往北走。
战士们都记得，这个戴粗布帽子的小伙子，总抢着挑水、劈柴，行军路上草鞋磨破了，就用布条裹着脚走，从来不说苦。到了中原军区后，他成了宣传员，笔记本上写满了鼓励大家的短句，每次写完都落款 “楚雄”，字写得又刚又有力。1946 年 8 月的那次出行，成了毛楚雄革命生涯的最后一程。为了揭穿国民党假和谈的阴谋，他以秘书的身份，跟着张文津去西安谈判。走到东江口镇时，被胡宗南的 181 团扣了下来，团长岑运应发电报请示上级，最后照着蒋介石的密令，把四个人带到旬河边上偷偷杀了。那年毛楚雄才 19 岁，加入革命队伍刚满一年。消息传到延安，王震在指挥部里气得把搪瓷缸都砸了。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楚雄同志在竹林关战斗的时候特别勇敢，没想到会被这么残忍地杀害。” 直到白骨被发现，才终于有了地方安放。
1985 年清明节，调查组的调查报告送到了李先念手里。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在 “确认是毛楚雄遗骸” 那行字上画了个圈，拿起笔写下批示：“给烈士平反，安慰英灵，这是告慰先烈最重要的事。” 李先念没能亲自来，但托人送来了花圈，缎带上的字是他亲手写的。那时候他正忙着整理中原突围的资料，经常跟身边的人说：“我们这代人活着，就是要让牺牲的同志不被忘了。”
那些曾经散落在土里的白骨，现在终于得到了安宁，而它们见证的忠诚和勇气，会跟着岁月一直传下去，永远不会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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