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最后一次出现在记录里，是1936年8月2日早上，地点在珠河县郊外的一片松林。
那天没什么风，天也不热。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夏布衣服，嘴角挂着血，走得慢。
腿伤还没好，看得出每走一步都疼，可她没让人扶。
看守问她要不要蒙眼，她说不用。
然后，她喊了一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枪声响了之后，所有人都以为结束了。
可事情并没那么简单。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出生，黑龙江人。
她不是一开始就走进战场的。
年轻时留学日本，后来转去苏联接受训练。
那会儿，东北已经被日本占了，很多人选择了离开，她却往回走。
1932年前后，她已经是满洲总工会的秘书。
抗联第三军成立后，她在第三军团里当指导员。
那时候的抗联，装备简陋，一个团也不过百十号人。
可赵一曼这样的干部，真正稀缺。
1935年11月，牛心山突围战。
东北抗联第三军团在镜泊湖西南山区遭到日伪军包围。
赵一曼主动请缨，负责断后。
腿部中弹，昏迷，被捕。
送去哈尔滨警务厅之后，审讯由大野泰治主持。
山本和雄是当时宪兵队的随员，任务是记录审讯笔录。
第一次见面，是赵一曼被五花大绑抬进来的时候。
她头发贴在脸上，嘴角有血，眼睛没闭。
大野问了几句没结果，就开始动手。
皮鞭抽了五下，赵一曼咬着牙没出声。
接着是铁丝夹手指，电击，辣椒水。
她第一次说话，是在被打得快晕时，低声说了一句：“共产党没有软骨头。”
十一次审讯，每次都加码。
第六次用电刑，电流从脚踝传入，她整个人弹起来，头撞墙晕过去。
醒来后依旧不说。
七天七夜，她几乎没睡。
有人劝她，她只说：“要杀就杀，别弄这些。”
山本后来回忆，那段时间她的身体一直在抖。
有一次特务拿来烙铁，她居然唱起了《国际歌》。
声音不大，空气里是焦糊味。
他说：“那声音像是从地狱里钻出来的。”
她不是不怕。
她也哭，也吐血，也喊过“妞妞”。
那是她儿子的乳名。
那时候没人知道她有个孩子，直到她在昏迷中喊出这个名字，审讯记录上才第一次出现“赵一曼疑似有亲属未交代”。
后来，她被转押南岗看守所。
那里的审讯手段更狠。
烙铁、拔指甲、灌汽油，甚至出现了剥肋刑。
档案上写着：“第五、第六肋骨错位，疑似人为损毁。”
但她开始反过来影响看守。
董宪勋是其中一个。
她夜里找他说话，说：“你生在哈尔滨，将来人家会找你算账。”董开始偷偷给她带药，带吃的，还让她和其他女囚聊天。
护士韩勇义也被她说动，偷送纸笔。
她试图策动越狱，失败。
再次被捕时腿伤未愈，走路靠人搀。
这次审讯，她已经站不起来了，只能吊着打。
山本有一次问她：“你怕不怕死？”她回答：“怕。
但你们怕得比我多。”
战后，山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关押。
开始他什么都不说，只承认看过几次审讯。
直到1959年，档案里找出一份笔录，上面有他的签名。
他不再否认。
他说：“她当时已经没牙了，嘴还是硬的。”还说：“她被烙铁烧的时候唱歌，那声音几十年都没从我脑子里消失。”
她死后，遗体没有留下。
只剩一封信，是写给儿子的。
那封信不到300字，被韩勇义藏在靴子里，战后辗转交给家属。
信里有一句话：“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1950年，哈尔滨将滨江街一段改名为“一曼街”。
有人觉得拗口，有人问凭什么。
当时有关负责人说：“她一个人，顶得上一整个师。”
1979年，山本被允许前往哈尔滨。
他一个人去了东北烈士纪念馆，在赵一曼的遗像前站了20分钟。
没说话，也没磕头。
有人记得他那天脸色很白，嘴唇一直在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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