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2月的一天夜里，北京中南海灯光未熄。陈毅在书房向毛泽东汇报上海工商业改造的最新进展。毛泽东放下茶杯，只说一句：“明年初，去趟上海，把荣毅仁推出来。”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陈毅当场回答：“听主席吩咐。”简短的对话，定下了几周后上海市人大二届一次会议的一幕。
元旦刚过，陈毅从首都飞抵上海。那时的上海，还残留着冬雨的湿冷，黄浦江夜色里雾意翻涌。消息在党内迅速传开：老市长回来了，却不是来主持工作，而是来“帮人拉票”。许多干部诧异，更多人好奇——谁能让毛泽东与陈毅这般重视？
答案是荣毅仁，这位在外界眼中既富且新的“红色资本家”。在众多民族资本家里，他显得格外特殊：既出身巨富，又主动拥抱新政权。要理解陈毅为何为他站台，得把时钟拨到更早的年代。
1916年，江苏无锡。荣家新添一子，取名毅仁。父亲荣德生靠棉纱，伯父荣宗敬靠面粉，两人写下的盈利数字，在军阀割据的年代堪称天文。豪富之家并未让少爷娇惯。大学假期，他被丢进厂房跟车间主任一起算账、捡棉屑。老荣家的规矩简单：赚钱可以，摆少爷架子不行。
1937年七·七事变，战争骤起，荣毅仁刚从圣约翰大学走出不久，对外贸易线路瞬间断裂。荣家虽然底子厚，厂房仍被炮火、生意仍被关税折腾得破碎。最惊险的是1946年那次绑架。绑匪十余人闯进上海小公园路宅邸，把荣德生掳走。勒索六十万银元，最终谈成四十万。这桩惨案让整个沪上商界噤若寒蝉，也让荣毅仁第一次亲身体会到旧社会秩序的崩塌。
1949年春，解放军兵临上海。荣家亲友大多提前把财产转去香港、东南亚，荣毅仁却没有走。一天清晨，他开车经过南京路，看见一队解放军战士席地而睡，枪支码得整整齐齐，没有哨兵敲诈路人。他暗叹：这支队伍和自己过去见过的任何军队都不一样。留下来，也许并非痴心妄想。
《共同纲领》公开后，民族资产阶级四个字让他吃下定心丸。抗美援朝期间，他主动捐出巨款并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纱厂工人闹薪资，他迅速联系市总工会与政府调解。行动一次又一次换来信任。1950年，荣毅仁被邀赴中南海参加宴会。第一次面对毛泽东，他略显局促，毛泽东却只是微笑：“荣先生来了，好。”周恩来在旁调侃：“他是‘少壮派’大资本家呀。”一句玩笑，气氛顿时松快。
1956年初，毛泽东应荣毅仁邀请，视察申新九厂。两人再握手时，毛泽东轻声说：“我来了。”一句极普通的话，让旁人难忘——在那年头，国家领袖应允私人邀请并亲临民营工厂，几乎是破天荒的事。此行之后，上海工商业公私合营进入加速段。荣毅仁交出全部生产资料，自己则常驻车间与账房之间。
同年夏天，他在北京人大会议间隙抛出一个问题：“公私合营后，工人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到底属不属于对抗性？”很多人背脊发凉，他却坚持要个说法。问题悬而未决，却让毛泽东意识到，需要一个拥有资本家身份又能代表新方向的人站到前台。于是，有了开头提到的那句“去趟上海”。
1957年1月15日，上海市人大会议开幕。陈毅一身旧军装登台，刚开口就是带川腔的普通话：“今天有件特殊事。主席托我来，请各位同志支持荣毅仁同志出任副市长。”会场瞬间安静，然后窸窣议论声此起彼伏。陈毅接着补充：“他说话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里产生我们说不出的效果。我用老党员的名义为他担保。”有人抬手示意发言，无非是担心“红色资本家”会不会“见风使舵”。陈毅摆手，讲了一个法国客商的故事——那位外国人原本视社会主义如洪水，听了荣毅仁要每年拿定息筹建新纱厂，态度竟软下来。这个故事并不长，足够打动在座代表。
举手表决结果很快出来：通过。荣毅仁成为上海副市长。现场不少人心里清楚，这不仅是个人职务的转变，更意味着民族资产阶级与新政权的互动开启了崭新篇章。同月，荣毅仁收到电报，毛泽东邀请他赴京，再度讨论“对抗性”问题。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在中国属于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的内部矛盾。那句久悬的问号，被正式划上句点。
时间快进到1978年。叶剑英见到荣毅仁，直接点题：“国家要用你。”第二年，邓小平把他与几位老工商界人士请去小餐桌，聊投资、聊外汇，更聊“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部长的位子他婉拒，却递上一份自己手写的方案——成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对接外资，搞活金融。邓小平批示：放手去办。
1979年10月4日，中信公司挂牌。办公楼还没着落，荣毅仁把自家院子腾出来；启动资金见底，他先拿出一千万垫付。那阵子，他每天至少工作十二小时。多年后公司会计回忆：“荣老板没领过一分钱工资。”中信先后在香港、美国、澳大利亚落子，采用“海外融资、海外投资、收益回流”的链条模式，给当时的中国企业打开一条鲜见的外向通道。1984年，中信实业银行获批；1985年7月1日，荣毅仁申请入党获批；1993年，他当选国家副主席，离开亲手创立的中信。
基辛格曾打趣：“苏联人缺的，不仅是资金，更是一个像荣毅仁这样的企业家。”一句评价，道出了他在国际金融与中国政治之间的独特位置。荣毅仁的一生，从资本巨子到副市长，再到副主席，角色屡变，底色却始终清晰——在国家需要的节点，他总能被推到台前，也总能把属于自己的那部分价值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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