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侯波调离中南海，临走前毛主席嘱咐：以后你要常来看我|侯波|叶子龙|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点，天安门城楼迎来震耳欲聋的礼炮声。拥挤的人潮里，一台莱卡相机悄悄探出护栏，一个瘦小的身影努力侧身对准毛主席挥手的瞬间。为抢时间，侯波整个人几乎悬空。就在她按下快门的那一秒，衣角被轻轻拽住——“放心拍，我抓着你。”低沉的男声来自周总理。照片定格，新中国的第一幅开国影像就此留下，也悄悄改变了这位山西姑娘的命运。

时间拨回1924年。阎千金在夏县呱呱坠地，家里贫寒却书香未断。父亲早逝，奶奶递出四枚银元：“别做亡国奴。”14岁的小姑娘含泪走出中条山，转身已是共产党员。延安女子大学的土窑洞里，她第一次摸到照相机，黑布一掀，光影世界像一道闸门轰然开启。

1942年春，窑洞外杏花盛开。徐肖冰端着相机走进课堂，两人交换了胶卷，也交换了人生。从延河水畔到东北松花江畔再到北平的胡同，夫妻俩一路记录烽火与重建。抗战胜利后，东北电影制片厂缺人，侯波挑起摄影科长的担子；再后来，北平新闻电影制片厂又贴出调令，她被点名进中南海。

1950年初，中南海的一间小屋亮着暗黄灯光。叶子龙递过任命书：“成立摄影科，你来带头。”侯波愣了几秒，随后点头。自此相机背带不再离身。会议、接见、外事、游泳，她几乎跟着毛主席的全部行程。首长们不爱摆造型，她就学会“潜伏式”抓拍；光线不足，她就摸索自制反光板。有人打趣：“她像影子。”的确，侯波把自己训练成一枚无声快门。

1957年11月，莫斯科气温零下十度。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上，克林姆林宫安检严格，只有元首级才能入内。宋庆龄一句“照顾生活方便”，将侯波带进宫墙。会场里，赫鲁晓夫的讲话引来掌声，记者区却水泄不通。一个法国代表拉出椅子，她猫腰钻桌底，又被一名苏联记者截胡。侯波索性加速，窜上桌面连拍十数张。闪光灯一亮，全场侧目，但主席的签字动作被她牢牢锁定。镜头里，笔尖落纸，墨迹未干，这组照片后来成为档案馆的头号珍品。

次年夏天，长沙湘江水暖。毛主席坚持下水，警卫一圈又一圈地摆手示意记者后退。侯波为了取角度，后脚跟没站稳，“扑通”掉进岸边粪池。全身污渍，镜头却保住了。冲洗铺里，水槽翻腾肥皂泡，人们闻味而退，她一句低声嘟囔：“人脏无所谓，胶卷不能脏。”洗出的底片，被新华社当夜发往全国。

河南棉田的尴尬更让人哭笑不得。那年棉花大丰收，老乡把新摘的棉絮堆成雪山。侯波跳上去想拍领导与群众同乐，没料堆心是空的，一下陷进去只剩帽沿。毛主席听到呼救，挥手让人营救。被拽出来时，她浑身白得像蒸汽，机身缝隙也塞满棉絮。这张略带失焦的照片后来刊登在内部刊物，注释成了一行小字：“拍摄者掉入棉堆后完成。”

十二年里，侯波为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拍下4772幅影像。这些底片多数锁进档案柜，名字却很少出现在报纸署名栏。有人问她是否遗憾，她摇头：“影子不需要站在灯下。”话语平淡，却道出职业的分寸。

1961年4月，中南海丁香花刚刚吐蕊。调令到达，侯波即将前往新华社任摄影记者。那天傍晚，工作人员把她领到丰泽园。书房里，毛主席翻完一份文件，眼镜架在鼻尖：“你在我身边十二年，不容易啊。”沉默几秒，他补了一句：“以后常来看我。”侯波点点头，没有多说。相机静静放在脚边，镜头盖紧扣，仿佛在提醒——此刻无需拍照，记忆足够清晰。

离开中南海后，侯波跑遍大江南北，灾情、工地、试飞现场都留下她的身影。七十年代，彩色反转片兴起，她又自学显影配方。有人评价她“专业过硬”，也有人说她“低调得过分”。无论反馈如何，她始终保持一句口头禅：“历史偏爱我，我就多做点事。”

1989年，《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出版，几乎一夜售罄。读者才惊讶地发现，开国大典、莫斯科会议、主席畅游长江，那些熟悉的经典瞬间，都出自这位女摄影师。书里，她用两页纸写到1961年的那场道别，却只引用毛主席那句话，不加半字渲染。简短到极致，却将情分埋得极深。

多年以后，丰泽园旧址对外开放。讲解员指着走廊尽头说，这里曾出现一条光影的“固定轨迹”——一个一米五八的身影，总是左手扶墙右手举相机，脚步轻悄。墙面因为频繁摩擦，漆色早已暗淡。新涂的墙灰盖住旧痕，却盖不住相机快门一下一下的余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