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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坠落黑户人生反转
谁能想到，90年代的李文彪手里攥着两张硬牌——上海户口，外企高管，日子过得比谁都风光。
可他偏信“国外月亮更圆”，37岁那年说扔就扔，卖掉家产撕了国籍，跑去国外闯。
43岁又折腾着放弃新国籍想入日本籍，结果两边都落了空，成了没国籍的黑户。
最后在日本打黑工，洗盘子搬冷冻鱼，连90多岁老娘走了都回不来送终。
前半生在云端，后半生掉泥沼，人生就这么翻了个底朝天。
1952年生在上海，父母都是工厂里的技术员，家里条件不算顶尖但也宽裕。
他打小就顺，小学到大学没让家里操过心，毕业后直接进了外企，没几年就爬到管理层，90年代初别人还在挤公交，他已经开上桑塔纳，在静安寺买了两居室，妥妥的“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那时候他常跟外国同事混，听他们说国外怎么自由怎么好，工资高福利多，日子久了心里就长了草，总觉得上海这地儿装不下他的野心，一门心思要出去闯闯。
移民玻利维亚的幻梦与破碎
1995年，37岁的他真就这么干了。把静安寺的两居室挂出去，桑塔纳也卖了，凑了28万美金，揣着户口本就找中介办手续。
父母哭着劝“国内日子不好吗？”他只说“出去看看大世界”，头也不回地签了放弃中国国籍的文件，觉得不过是换个本儿的事。
中介说玻利维亚籍快，三个月就能拿，他稀里糊涂就入了籍。
飞机一落地拉巴斯，海拔三千多米，他当场就喘不上气，脸憋得通红，在机场蹲了半小时才缓过来。
西班牙语一句不会，去市场买干辣椒，手舞足蹈说成“愤怒的辣椒”，摊主听得直乐，最后塞给他一把朝天椒。
28万美金存银行，不到一年汇率跌得厉害，取出来只剩十六七万，跟被人割了一刀似的。
想倒腾中国小商品，结果当地治安差，货刚运到仓库就被抢了大半，报警也没人管。
在南美待了六年，钱没赚到，人倒瘦了二十斤，他看着地图上的日本，心里又活泛起来——听说那儿发达，挣得多。
弃国赴日终成空
2005年，他43岁，借着去日本考察小商品市场的名义办了旅游签，落地东京一看，新宿的灯比拉巴斯亮，地铁跑得比兔子快，心里那点不甘又烧起来了——玻利维亚待不下去，日本总行了吧？
他觉得手里的玻利维亚护照跟废纸似的，干脆托中介注销了国籍，一门心思要入日本籍，想着发达国家的福利总差不了。
结果提交申请才知道，日本入籍得在那儿住够五年，还得考日语、记历史，他连句“你好”都说不利索，哪够格？
移民局直接把材料打回来，盖了个“条件不符”的红章。
他这才慌了神，找中介问玻利维亚国籍还能不能恢复，人家说注销了就没记录了，回不去。
再想找回中国国籍？户口本早被他当年撕了扔垃圾桶，派出所查不到他的名字——从那天起，李文彪成了没国籍的人，在哪儿都像个黑户，连住酒店都得借别人的身份证。
日底层黑户血泪挣扎
在日本没法合法工作，他只能找黑工。
埼玉县有家冷冻仓库招临时工，零下30度的车间里，金枪鱼冻得硬邦邦，他戴两层手套搬，指关节还是冻得发红，时薪800日元，一天干12小时，下班手肿得像发面馒头。
后来仓库查得严，他又跑到新宿酒吧街洗盘子，晚上10点到凌晨4点，蹲在水池边刷杯子，洗洁精泡得手脱皮，老板怕被举报，工资每天结现金，他塞在袜子里带回去。
住的7平米单间在歌舞伎町后面的小巷，窗户对着别人家的墙，白天也得开灯。
床垫是捡来的二手货，弹簧硌得人睡不着，墙角堆着捡的纸箱当衣柜，里面只有三件T恤两条裤子。
有次智齿疼得厉害，去不起医院，翻油管教程学拔牙，找邻居借了把尖嘴钳，对着镜子撬，血顺着下巴滴到地上，他拿卫生纸堵着，跑到便利店买创可贴，店员看他一脸血，吓得往后退。
他总蹲便利店等打折，晚上8点后饭团半价，过了赏味期的更便宜，捏着有点硬，他就就着自来水咽。
帮华人代购奶粉，一次背十罐从成田机场走到新宿，肩膀勒出红印子，赚的钱刚够交房租。
看到穿制服的警察就躲，有次在地铁站被查身份证，他撒腿就跑，鞋跑掉一只，光脚踩在地上，石子硌得生疼也没敢回头。
偶尔给上海的老娘打电话，老太太问他啥时候回来，他说“快了快了”，挂了电话蹲楼道抽烟，烟屁股扔了一地。
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
2018年冬天，上海的电话打过来，是邻居老张的声音，说他老娘走了，92岁，凌晨没的。
他捏着手机手抖，在7平米单间转圈，翻出所有证件——玻利维亚注销证明、日本旅游签复印件，全是废纸。
跑了三趟东京的中国大使馆，窗口的人看他材料直摇头，“没国籍没户籍，怎么入境？”
他扒着柜台求，“让我回去磕个头就行”，人家叹口气，递回一张空白申请表。
对着电话那头的哀乐，他蹲在地上哭，声音哑得像破锣，“妈，儿回不去了”。
后来的日子更难熬。
晚上刷微信，小学同学发朋友圈，晒儿子结婚的新房，在他以前住的静安寺附近，配文“还是上海好”，他盯着照片看半小时，咬开一罐过期啤酒，泡沫洒在手机屏幕上。
老同学群里抢红包，他手慢抢不到，看着别人聊孙子满月、退休金涨了多少，默默退了群。
7平米的单间墙皮掉了一块，露出里面的水泥，他拿张上海地图贴上去，手指在静安寺的位置磨出个洞。
弃籍容易回头难
他后来常对着上海地图发呆，说自己这辈子就干了件蠢事——把手里的好牌撕得稀碎。
别人问他后悔吗？他扯着嘴角笑，露出缺了颗牙的豁口，“后悔？后悔有啥用？中国恢复国籍二十年才500人成功，比北京摇号还难，我这种注销了又想找回来的，连排队的资格都没有。”
他总跟打工认识的福建老乡念叨，“前半生拼死出去，以为国外遍地是黄金，后半生拼死想回来，才发现连户口本上的名字都挤不进去。”
老乡劝他认命，他摆摆手，“认啥命？是我自己傻，听信了‘国外空气都甜’的鬼话，把根给拔了。”
现在他还在新宿洗盘子，7平米的单间墙上贴着张褪色的上海身份证复印件，是当年扔垃圾桶前偷偷留的。
他说，“国籍这东西，平时看着不起眼，真扔了才知道，那是你在这世上唯一的‘家当’。扔容易，捡回来？比登天还难。”
这话他说得轻，却像块石头，砸在每个听故事的人心里——根要是没了，走到哪儿，都是飘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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