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气氛庄重，英模代表逐一登台。轮到王冠扬时，他拄着拐杖，仍保持笔挺军姿。灯光打在胸前奖章上，碎金般的光点映在台阶，每一步都显得沉甸甸。人群爆发掌声，他微微颔首，那一刻，距离那场震撼全军的迫降事故，已整整十年。
现场不少年轻飞行员并不了解内情，只看到一位中年人步履艰难。年长的机务长低声解释：“这位老王，当年把歼7从天上拖回来，算是把命硬生生留在蓝天边。”话音未落，轮到合影。王冠扬站在队伍中央，攝影灯一闪，思绪却飘回1977年的盛夏。
1977年6月19日，西北某军用机场温度逼近四十摄氏度。07时45分，气象保障报告“空域洁净”，试飞任务进入倒计时。歼7机身反射的热浪在跑道尽头翻滚，王冠扬完成最后一次环视，戴上刚配发的全新头盔。头盔偏小，他前一晚将头剃得发青，只为确保密封。
08时53分，他驾驶飞机冲天而起。攀升、平飞、加速，每项参数都紧贴测试曲线。九千米高空，仪表盘忽然报警。伴随一声闷响，发动机转速骤降，座舱涌入刺鼻煤油味。依照条令，此种燃油系统故障几乎宣判飞机“死刑”，唯一保险办法是立即跳伞。
时间被瞬间拉长。王冠扬压下求生本能，快速报告地面：“请求迫降，动力丧失。”随后，他审视地形。机场西侧是一大片化工厂，东侧则是民居与麦田。若跳伞，失控机体大概率砸向厂区；若盲降，稍有差池同样可能酿成人员伤亡。电光火石间，他拉杆左转，决定“拖”机返场。
高速滑翔中的歼7像利箭，却逐渐失速。高度掉到一千米时，他抛出两枚实弹，腾出重量与安全区。机头对准跑道延长线，接近三百米时却发现前方高压线横亘，只得再次修正航向。最终，飞机重重扎进一块刚收割完的麦地。巨响、碎片、尘土，一切在五秒内结束。
麦田劳作的村民最先冲上前，他们还没弄清机型，只知道飞行员在里面。几位壮汉撬开残骸，把满身鲜血的王冠扬抬到阴凉处。听见“没人受伤”，他才低声回应：“好。”随后陷入昏迷。救护车呼啸而至，十分钟后，车尾灯已消失在热浪中。
住进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诊断结果严峻：腰椎粉碎，骶骨震裂，多处软组织损伤，随时可能截瘫。西安正在视察的王震副总理得知详情，下午即赶到病房。将军摘下军帽，俯身握住他发白的手，用极轻的声调说了八个字：“你是英勇模范飞行员。”病房里很静，这句肯定仿佛注射一支强心剂。
更棘手的是复位手术。麻药风险过高，医生唐农轩直言：“必须清醒复位。”王冠扬点头。两天后，手术开始，牵引器一点点拉动错位脊椎，疼痛像利刃划向神经。汗珠沿鬓角滴落，他咬紧牙关，直到最后一次复核确认，才松开僵硬的指尖。医护人员长舒一口气，唐农轩感慨：“骨头复回去了，心也没倒。”
中央很快批示特级护理。稀缺药品从北京丰台地下仓库空运西安，连夜送达。两个月后，王冠扬下地行走；第四个月，已能独立慢跑。康复期间，他阅读最新气动资料，更改了几项紧急处置流程，被总装采纳。科研人员笑称：“老王人没回到座舱，脑子却早飞上天。”
1977年8月，空军党委授予他“雷锋式飞行员”荣誉。那份公报结尾写道：“在生死一线，以大局为先，体现人民空军光荣传统。”简单一句，实则替无数尚未被记录的试飞员发声——他们是刀尖上的舞者，也是最懂风险的群体。
王冠扬的身体此后再难适应高过载机动，但他主动请缨留在地面，专职培训。1980年代，初级教官们常听他复盘事故，“速度、航向、高度，任何一项参数出错都可能粉身碎骨。可若不去试，你我都难进步。”短短几十字，被后来学员写进笔记，成为飞行安全课堂的开场白。
再回到1987年。合影散场，人潮涌动。年轻机务长追上步履缓慢的王冠扬，小声说：“师傅，今天您比十年前更像铁人。”王冠扬摆摆手，低声回应：“飞机要升级，人也得升级。”两人相视一笑，各自融入人海。掌声已停，但一句句嘱托还在耳边轰鸣，和引擎声一样，永不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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