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6日夜，北平上空的冷月像一把钝刀，静静悬在城墙之上。西山行辕里，傅作义刚从张家口方向收到电报，顷刻间额头渗出薄汗。他盯着密密麻麻的电码，心里最担忧的还是新保安前线——果然，电报的最后一行写着：郭景云已引枪自绝。
从绥远时代起，郭景云一直被视作“野战第一王牌”。傅作义清楚，郭景云倒下，不只是一个旅的覆没，而是自己手里最后一张能与华北野战军周旋的王牌突然作废。局势急转直下，他把电报揉成一团，却发现指尖微微发抖。
短暂怔神后，他命人把12军作战地图铺在长桌上。地图上，解放军的红色箭头已经逼近永定河。傅作义自知手中兵力、补给、士气都不及对手，继续死抗只有一个后果——北平化为焦土。长期担任他私人秘书的尹亚康悄声提醒：“总司令，蒋委员长刚刚来电，要求固守。”傅作义没有接茬，只是把那封加急电文推到一旁。
大约午夜，刘厚同拄着手杖走进行辕。这名北洋时就教过傅作义兵法的老教授，行前已与中共北平地下党交换过意见。简单寒暄后，刘厚同直视傅作义：“此役已无胜算，蒋介石要找的是替罪羊。”这句话像猎枪，击穿傅作义刚刚筑起的心理屏障。
傅作义沉默良久，忽然提出一个问题：“假若和谈，有没有出路？”刘厚同答得干脆：“只要保城保民，政治生命反能延续。”对方没有空洞劝说，而是列举了东北、华东几处刚刚实现的城市和平接管细节——房产未毁、工商未乱、学堂照常。翔实数据让傅作义心里发热，他抬头时，窗外短促的号角显得格外刺耳。
凌晨三点，他吩咐参谋撤下守卫，加密电话直拨天津。电话那头的女儿傅冬菊尚在值夜班。几句寒暄之后，他几乎是命令式地说：“赶快回来见我。”简短七个字，暗含巨大重量。
傅冬菊了解父亲一贯的镇定，此刻却能听出语气里的急切。作为中共地下党员，为了在家中完成“润物细无声”的工作，她常把《新华社公报》与《人民日报》整齐码在父亲书房一角；然而父亲从未就此表态。电话挂断，她立即请假，搭乘最早一班军用吉普北上。
天色微亮时，傅冬菊推门而入，先把刚编好的《北平形势要览》放到桌面。傅作义注视女儿许久，没有寒暄，直接抛出一句：“你是不是共产党员？”这句问话包含试探与验证。傅冬菊摇头，却补上一句：“因为组织还嫌我不够格。”短短十个字等于默认了身份，也让父亲明白面前这条路并非空谈。
沉默在房间里扩散七八秒，傅作义拿起桌上的要览，看见里面详细列了城内粮储、伤兵、贫民安置与税收对比。他忽然意识到，如果自己能以北平守城主帅身分正式提出和平解放请求，那么百万市民的冬粮有望保住，北平古建也能幸免。
当天午后，傅冬菊带着傅作义口授的要点，辗转联系到地下党北平工委。电报用“燕子”暗号加密发送至西柏坡。内容只有六十七个字：“愿以北平全部防区，实行和平协议，停止抵抗，望速派代表接洽。”约莫十二小时后，解放军华北野战军总部回电：“以人民利益为重，可晤谈。”
傅作义终于放下心来。他清楚，北平守军二十万士兵许多是河北、山西子弟，一旦城破，将付出难以计数的生命代价。当晚，他签发命令：北面各要塞仅做牵制，严禁主动出击；城内不得再炸毁铁路、电厂。与此同时，他命人把蒋介石的“固守令”锁进保险柜，谁也不准外传。
1949年1月22日，东交民巷的灯光亮到通宵。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稿由双方代表互换。二十四小时后，解放军大军鱼贯而入，城门完好无损，百姓推开窗，看见的仍是金色城墙和灰蓝屋瓦。郭景云的自尽虽已成定局，却促成傅作义最后的抉择，改变了北平乃至华北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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