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郭沫若在北京去世。最让人想不通的是，他在日本抛下的五个孩子，在佐藤富子靠挖野菜养大的绝境下，竟然全成了国家顶尖栋梁。
1978年6月12日，北京协和医院，郭沫若病逝，追悼会一连几天，吊唁的队伍排了一公里长，可在日本，在一间破旧的老屋子里，82岁的佐藤富子坐在窗前，手里攥着一封泛黄的信纸。
信是郭沫若1937年离开她那年写的，信尾那句“我一定会回来”此后38年，从未兑现，她没哭，眼神却空了。
外屋传来锅碗碰撞声，是她的小儿子郭志鸿在做饭，饭是掺着地瓜干的干饭，菜是一碗用野菜煮出来的汤，汤里没油，只有一点点咸味，还是用盐水兑的，那时候他们的生活，不是苦，是硬撑。
她看了一眼墙上的照片，五个孩子从小到大，她一个人带大的，没有丈夫，没有收入，靠什么活？她靠的是能吃下去的东西，能挺过去的意志。
郭沫若1937年回国后，留下她独自带着五个孩子，战争全面爆发，她一个外籍女子，在东京成了“问题人物”，时常被盯梢，工作也丢了，孩子连米都吃不上。
有一次，她带着三个孩子去城郊找野菜，大儿子郭和夫那年才9岁，冻得打哆嗦，她让他在树下等，自己跪在雪地里扒开杂草，回来时手指冻得发紫。
她没有抱怨一句，也没教孩子去恨谁，她只教孩子背书——她自己学中文、读汉诗、背《论语》，然后每天晚上点着蜡烛教他们。
她用的是油纸包的课本，字迹模糊，她一边读，一边讲：“你们的父亲是个读书人，你们也不能差。”
最难的时候，三天啃两个地瓜，五口人分着吃，她把自己那份也让给孩子，郭复生饿得实在受不了，晚上偷偷喝了锅巴水，她听见了也没责怪，只是第二天多给他加了一片地瓜干。
她不说爱，却把命都给了孩子，1945年，她带着孩子从日本回到中国，她没去找郭沫若，而是先去了大连，她说：“他有他的国家，我们也要有我们的生活。”
她没有去闹，没有去争，她只是默默把五个孩子一个个送进了学校，郭和夫进了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成了中国催化剂领域的权威。
郭博去了上海，成了著名建筑设计师，郭复生做的是动物学研究，后来回归自然保护领域，做了几十年科研，郭志鸿是钢琴家，教过无数学生，女儿郭淑瑀，成了文学翻译家和编辑。
他们不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孩子，是在野菜汤里泡大的孩子，1978年，郭沫若去世，记者找到郭和夫，问他：“你对你父亲的去世怎么看？”
他说了一句：“我的母亲叫佐藤富子。”没人再问第二个问题，郭沫若的传奇人生无数人写过，但佐藤富子，这个名字，很多人第一次听见是在她101岁去世那年。
她没留下回忆录，也没参加任何采访，晚年住在上海一个老式弄堂里，屋里连电视都没有，她的儿女都成了国家栋梁，她自己却始终低调安静，像一块被岁月磨平的石头。
曾有人问她：“你后悔当年和郭沫若在一起吗？”她笑了笑，说：“那时候他连饭都吃不上，我心疼他。”
再问她：“后来你一个人带这么多孩子，苦不苦？”她说：“孩子长大了，能干活了，我不苦。”
她不抱怨，不张扬，不参加任何郭沫若的纪念活动，她只做了一件事：捐出自己所有积蓄，资助了十几个贫困孩子上学。
她活了101岁，死前没有一句怨言，她没骂过郭沫若一句，也没指责过命运一次，她只是把一个个孩子推向光明的地方，自己留在了阴影里。
有人曾拿她的故事去讲教育，说她是“母教典范”，说她“伟大母亲”，但她自己，从来不说这些话。她说：“我就是个母亲，母亲，就该把孩子养大。”
她不想做榜样，她只想活着，把孩子带出来，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活得轰轰烈烈，但留不下什么；有些人活得寂寂无声，却把一代人托举了起来。
佐藤富子就是后者，她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她在最难的时候，没有崩，她挺住了，而她挺住的那几年，成了五个孩子一辈子的底气。
郭和夫晚年曾说：“我们不是靠吃饱才学习，是靠母亲的眼神。”那眼神不是温柔的，是坚定的，是在黑夜里点着一盏灯，跟孩子说：“别怕，往前走。”
1978年，郭沫若去世，全国哀悼，而在大连，一个老太太关上了门，煮了一锅汤，坐下来看着墙上的照片，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她没去送他一程，她说：“他走得太远了。”这句话，轻得像叹息，却重得像一生，她没有原谅谁，也没有怨恨谁，她的回应是沉默，是活得更好，是把五个孩子全都培养成对中国有用的人。
她一生没出名，但她培养的每一个孩子，后来都出现在了国家的名单上，最苦的日子她咽下去了，最冷的冬天她熬过去了，而她的孩子，站在了阳光里。
她没有等来郭沫若，但她把五个孩子，全都送回了中国，她说：“我知道他爱这个国家，我也希望他们为这个国家做事。”
这是一个母亲，用她的命，换来了五个孩子的未来，她没等到一个人，却撑起了五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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