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重庆的一间幽暗茶馆】“周副主席，我想去延安，您一定得批准！”卢绪章压低嗓音，双眼通红。
胜利的锣鼓刚停歇，城市里到处是“抗战万岁”的标语，国民党高官和西装革履的商人们忙着庆功、忙着分蛋糕。而在热闹的街道尽头，卢绪章悄悄递上写好的申请，请求脱离潜伏身份，返回延安。他以为这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却被周恩来摇头拒绝。
倒回到1937年，卢绪章还是上海法租界里一名低调的布匹批发商，谁也想不到他会和地下党扯上关系。卢绪章并不是热血青年那一型，相反，他精于算盘、擅长谈判，典型“生意场老狐狸”。正因为这样，上海党组织才看上了他——“需要的就是你这种能在泥淖里打滚，却能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人。”刘晓的话，卢绪章记了一辈子。
1939年初，南方局组建，周恩来正为交通线、人脉链发愁。刘晓推荐：“让广大华行顶上来。”于是，一家原本做布料出口的公司，摇身变为秘密经济枢纽。谁来操盘？只能是卢绪章。他面上是“卢老板”，暗里却要帮党募集经费、护送情报、掩护干部。
身份越厚，伪装越重。为了巩固华行的体量，卢绪章必须在国民党高层混个脸熟。蒋家管家、宋美龄身边的航空委员会、陈果夫、孔令侃……这些名字后来成为史书里的权势符号，却全被卢绪章当作生意伙伴。他借他们的飞机倒卖黄金，又用他们的配额换来外汇，三年间为党组织攒下近四百万美元，这笔钱撑住了很多前线的枪炮。
周恩来对他的要求极刻薄：“装到底，连太太也别说。”卢绪章接了令，从此演起“资本家”。晚上去红岩汇报，凌晨才能爬回家。妻子毛梅影问：“你深更半夜去哪儿？”他只能笑：“朋友请客。”越解释越可疑，夫妻矛盾一点点发酵，他却没有半句真话能说。
有意思的是，国民党内部对这位“卢少将参议”推杯换盏，极尽奉承；重庆街口的地下党员却对他指指点点：“那人投机得很。”两面不是人，是潜伏者的宿命。
1942年前后，广大华行的资金暴涨到二十万法币，随后又换成三十万美元。账面光鲜，可卢绪章的压力肉眼可见。表面风光越盛，他与同志的距离越远，与敌人的杯盏羹箸却越来越近，心理落差难以言说。
他对自己也狠。长子读五年级那年，被送到郊外寄宿，环境艰苦到晚上结冰。孩子哭诉饭菜难以下咽，卢绪章板着脸说：“学费我交，但别指望父亲有一天把公司留给你。”周围人直摇头：这老板真抠门，谁知道他是在用另一种方式保护孩子不被卷进漩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卢绪章在公司里开香槟，心里却打鼓：是不是终于可以脱身？他飞抵重庆，几经周折约到周恩来。“我想回延安，站到前台去。”他说这话时甚至带着一丝激动。
周恩来沉默片刻，缓缓回答：“正因为胜利，我们更需要一双在迷雾里伸出去的手。你的网已经织好，现在抽走，洞就露出来了。”话说到这份上，卢绪章眼前一黑，泪水夺眶而出：“我真没想到，原以为戏可以散场！”
场面有些尴尬。周恩来端起茶盏轻轻放下，语气放缓：“你不回延安，也不是白忙。将来解放上海、接管经济，我们还得靠广大华行的航道。”
卢绪章懂了，却依旧难受：“天天和杀同志的家伙把酒言欢，我憋得快疯了！”
周恩来叹息：“你是被钉在那里的钉子，拔早了，新木板就要漏风。”随后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是一串新暗号，以及几笔最新转账指令——战争虽止，斗争未歇。
离开茶馆时，街头鞭炮声不断，重庆人在庆祝，卢绪章没有心思。回到家，他第一次主动提出让妻子辞职：“家里需要你。”妻子讶然，他却不做解释。其实他担心，一旦自己的身份暴露，连累得最深的就是枕边人。
潜伏工作并非永远无名。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上海解放前夜，周恩来发来加急电：“配合进城部队维持金融秩序。”这一次，卢绪章终于不用再演资本家，而是以“市金融顾问”的公开身份出现在大光明电影院的临时指挥所。守住外汇、稳定票据，他没睡一个囫囵觉。等银行大门重新开张，上海没有崩盘。老职员小声嘀咕：“没想到卢老板真成了共产党的人。”
1950年初，组织批准他的个人身份在家人面前“摘帽”。毛梅影惊得说不出话——那个夜夜外出的丈夫，竟是党内经济战线的重要一环。
有人问卢绪章：潜伏十一年，最难的是什么？他想了想：“在赌场里守底线，比上战场更费力。”又补一句：“周副主席当年那句话一直在耳边——’你这个资本家要比黄金真。’我想，我算是没让他失望。”
后来，广大华行并入公营系统，卢绪章转任外经委顾问。那些支票、暗号、双重账本被封存进档案柜，他再也不必面对国民党特务的笑脸，也不用忍受同志的不解。可他不常去翻那些纸，反而喜欢和老同事聊最开始那几单小得不能再小的布匹生意——“没它，就没后头的四百万美元。”
岁月往下走，很多细节已模糊，但有一个瞬间他始终记得：1945年那间茶馆里，自己嚎啕大哭，周恩来却只是递来手帕，轻声说：“忍耐，并不丢人。”这句话，比任何褒奖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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