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28日，上海龙华殡仪馆。送别陈赓的队伍里，詹才芳靠在拐杖上，神色平静。就在众人默哀完毕后，陈锡联跨前一步，举手敬礼：“老首长！”声音并不高，却让周围几个少将抬头侧目——眼前这位不过中将军衔，却得上将主动行礼，场面颇耐人寻味。许世友紧跟着补了一个标准动作，洪学智也不落后。三位上将，齐刷刷向詹才芳致意，那一瞬，殡仪馆外的风声都似停了。
回想这幅画面，不禁让人想到六年前的中南海。1955年9月27日，第一次授衔典礼刚完，仍然是许世友、陈锡联、洪学智，仍然是同样的敬礼，只不过那天场合隆重得多。外人只看到了军礼，却少有人仔细追问：詹才芳究竟凭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时间必须拨回更早。1907年，湖北黄安，一个孩子出生不到十年，母亲病逝、父亲与二姐误食野菜相继去世，日子用“揭不开锅”形容都嫌轻。穷苦孩子想改变命运，很可能靠赌命。1924年，16岁的他随姐夫闯到武汉，打杂、挑水、擦黑板样样干。董必武恰在武汉中学任校长，见这少年吃苦耐劳，索性收进学校，一边工读一边识字。某天午后，董必武随口一句：“才芳，现在累不累？”少年摇头。“为什么不累？因为做的是为穷人翻身的大事。”这话像钉子钉在他心里，往后多年，只要日子再苦，他总能想起这句话顶过去。
黄麻起义爆发前夕，大别山已是燎原之势。1927年深秋，从黄安到麻城两县，农协、自卫军迅速合流。11月13日凌晨，詹才芳带着三十多名突击队，翻进黄安南门，一路砸锁破门，城楼火把映得半边天红。南门拿下，黄安农民政府当日宣告成立。红四方面军的“根”就此扎下。蒋介石发兵镇压，敌我悬殊。为了替大部队开退路，詹才芳和潘忠汝七进七出，最后弹尽，仅剩三名战士跟他杀出城去。木兰山上，“七十二名游击英雄”游击火种点亮夜空，李先念、王树声、秦基伟、陈再道等后来声名赫赫的人物，都在那片山林中摸枪学步。
木兰山脚的陈家湾住着一个十三岁的放牛娃——陈锡联。地主少爷一顿皮鞭抽得他在牛棚打滚，晚上连稀饭都没得喝。他忍痛往山上跑了四里多黑路，冲到詹才芳面前，举着还没比枪高的个头喊：“我要当红军！”那夜，詹才芳把步枪立在地上，对他笑：“先长一年个头，明年再来。”话说得温和，拒绝却坚决。几天后，他亲自把孩子送回家，还叮嘱陈母：“好生看着，小鬼头胆大得很。”雷敏干脆用绳子把儿子脚绑住睡觉。绑了一年，1929年春，陈锡联趁母亲下地，再次翻山越岭找到詹才芳，这一次，成了真正的红军娃。
第一次真刀真枪的战斗不久就到来。1930年6月，徐向前布下埋伏围歼皖西敌团。枪声一响，子弹像雨点。陈锡联趴在土坎后哆嗦，班长低声吼：“跟我来！”他咬牙冲上去，一刀把敌兵掀翻。4小时鏖战，红军第一次全歼敌正规军一个团，年方十五岁的“小钢炮”在连队出了名。7月奔袭五团时，他活捉书记官，还缴到一支红漆派克钢笔，逢人就炫耀。营长开玩笑：“小胖，冲起来像小钢炮！”从此外号改口，部队再没人喊他小名。
然而，荣誉没能挡住张国焘错误“肃反”的风潮。光山县城“吃喝委员会”一案，竟把陈锡联列成“嫌疑班长”。有人半夜带绑来抓，詹才芳得知后直接闯去保卫局：“这娃娃裤子都没穿稳就跟我打仗，要说他反革命，先过我这关！”一句话，把陈锡联保了下来。罗荣桓后来听说，坦言：“这是救了一个团以上主官。”
奔波的岁月里，也有花絮。一次转战途中，詹才芳脚上起了血泡，警卫员陈锡联端来洗脚水，没兑凉水，烫得将军倒吸冷气，一个脆响的大耳光甩过去。旁人都懵了，小鬼抹着脸说不疼，反而抢着把水端走重新兑。多年后酒桌上有人打趣：“詹政委，现在还打不打陈锡联耳巴子？”两人对视大笑，往事一笔勾销。
1949年后，詹才芳出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授衔时，按照职务，只能列中将。老部下们替他鸣不平，他却摆手：“烈士三百七十多万，我们活着已经沾光，肩章高低算得了什么。”话很直，却没人反驳。在他眼里，职位是革命需要的结果，不是私产。
转眼进入八十年代，詹才芳旧伤复发，高位瘫痪。病房里来探望的，却常常出现几张熟面孔：许世友拎着桂林山水画轴，洪学智带一兜子雪梨，陈锡联几乎每次都先敬一礼再开口，和当年小鬼头般恭敬。詹才芳不能起身，只能抬手还礼，眼神依旧明亮。
1992年12月2日，北京，冬夜零下。85岁高龄的詹才芳平静离世。讣告很简短，生平里几行字，却藏着半个红四方面军的血与火。很多细节未必写进教科书：木兰山的篝火、逃出黄安城时的三发子弹，或许还有那一盆没兑凉水的洗脚水。但只要提到那个场面——三名开国上将，面对一位中将肃然立正——就足以说明，他的分量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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