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领导者，如果没有硬的心肠，没有辣的手段，一个个大坎是根本无法过去的。这个“辣”字，是成大事者身上必须具备的品质。
不过，“辣”这个字，不可不用，但也不可多用。“辣”来自法家的理念，但是历史上的法家，包括商鞅、吴起、李斯、韩非子，大多数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为什么呢？法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刻薄寡恩”，没有人情味。
所以，对于领导者来说，“辣”往往要跟情感的因素结合起来使用，这样才能既达到目的，同时又最大限度地降低“辣”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唐太宗李世民是所谓的治世明君，这个人确实很厉害。当年李世民麾下有一员大将，叫尉迟恭，也就是尉迟敬德。尉迟恭当年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屡立战功，曾几次把李世民从危难之中解救出来。尤其是在玄武门之变中，尉迟恭起了关键的作用，他亲手杀死了李世民的四弟李元吉，为李世民做皇帝铺平了道路。
李世民即位之后，天下太平。众所周知，打天下靠的是武将，治天下靠的是文臣。李世民用得更多的当然是一些能够治国理政的文臣，尉迟恭这样的武将的角色便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了。尉迟恭感到自己受到了忽视，心里非常不痛快，不痛快就要寻机发泄。
贞观六年，李世民组织了一次盛大的国宴。结果在这次国宴上，因为排座次的问题，尉迟恭开始故意找茬。李世民的族兄任城王李道宗正在他的下首，出于好意对尉迟恭好言相劝，没有想到尉迟恭非但不听，反而勃然大怒，一拳打过去，差一点把李道宗的眼睛都打瞎了，整个国宴也因此被搞得一塌糊涂。
这就给李世民出了一个难题。首先，这样的行为要不要处理？必须处理。如果乱了国纪、乱了纲常，却不予处理，那这个皇帝还有什么权威可言，还怎么可能做下去？但是，尉迟恭是老臣，是功臣，那么多年出生入死，跟大家的感情都很深，推出去一杀了之，会寒了很多人的心。
李世民这时确实表现出了明君的本色。他流泪了，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好像自言自语地说：“我非常希望能够跟功臣们共享荣华富贵，我非常不希望像汉高祖刘邦那样杀功臣，但是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当初刘邦杀功臣，也是迫不得已的啊！”
刘邦打下天下以后，韩信、彭越这些功臣一个个都被杀掉了。李世民的这段话说得非常委婉，而且是流着眼泪说出来的，但其中的信息非常清楚：如果你尉迟恭再这样胡闹下去，下场就是人头落地。尉迟恭也不是傻瓜，他立即明白了李世民的意思，流着眼泪，磕头谢罪。从此以后大为收敛，因而一辈子荣华富贵，得以善终。
李世民的这段话，其中蕴含的杀机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这种负面的信息又是用非常委婉的方式传递出来的，这样既达到了警告的目的，又充分让尉迟恭体会到了深厚的情谊，因而没有对尉迟恭产生负面的影响。这就是“辣”的最高境界。
再看一下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例子。马谡立了军令状，却失了街亭。马谡必须死，否则军法的权威何在？诸葛亮的信用何在？他这个丞相还能做下去吗？但诸葛亮是挥泪斩马谡。他流着泪对马谡说：“你放心地去吧，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给你养起来。”所以马谡死的时候也是无怨无悔。
曾国藩曾经有一位幕僚，叫李元度。李元度，字次青，才思敏捷，善于著述，用曾国藩的话说，这是一位“信义君子”。李元度与曾国藩的感情很深，甚至有曾国藩对李元度“三不忘”之说。但李元度不善识人，不善带兵，后来终于因为不听曾国藩的规劝而导致徽州失守，尽管众人反对，曾国藩仍不得不亲自将他弹劾去职。
虽然如此，曾国藩对这样一位患难之交因自己的弹劾而抑郁终生还是感到非常愧疚，因而想方设法进行补偿和挽回，后来还和李元度结成了儿女亲家。曾国藩去世以后，李元度痛哭不已，写了一首感人至深的诗，追述自己与曾国藩的往昔：
记入元戎幕，吴西又皖东。
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
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
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
当年进入您的幕府，从吴西又到皖东。追随您于忧患之日，共同付生死于笑谈之中。人到末路世时多变，是我辜负了您的期望。回想起来，您对我的雷霆之威与雨露之情，都像是春风一样。
雷霆，即是霹雳手段；雨露，即是菩萨心肠。在中国人看来，天理之外，无非人情。天理和人情是可以兼顾的。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辣”与“情”的结合，就是中国人所熟悉的恩威并用、刚柔兼济。优秀的领导者，往往可以在严明果断的管理风格和富有人情的关怀之间，取得恰如其分的平衡。这种平衡的能力，本身就是高明领导力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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