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为《福建党史》，作者为夏明星、徐旺城
毛泽东终生爱读书，曾经回忆：
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
1918年6月，毛泽东在一师，毕业班学生全体留影。后排左二为毛泽东
施计用谋，自是造反故事的高潮。就在毛泽东“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的旧小说之一《水浒传》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出现过2次，“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三十六策，走为上策”各出现1次。
01 生动演绎“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对于“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句俗话，毛泽东既能生动演绎，又能推陈出新。1938年3月，为陕北公学毕业生送行时，毛泽东发表临别赠言：
武汉、西安这些地方如果失守了，则大块地方在日本手里，小块地方在我们手里，那末这样就完结了吗？不，决不会完结的。中国的地理条件与西班牙不同，西班牙国土太小，没有多少地方可走，三十五计用完，三十六计就无可用，所以他们采用坚守马德里的战略；中国则不同，我们可以走，地方很多，日本帝国主义要占领全中国是非常困难的。
1938年春，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在这里，他认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乃对付日军之道，抗战言败为时尚早。1939年12月，为纪念北平学生发动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四周年，毛泽东掷地有声，揶揄国民党当局：
你们看，从前有些人是不承认五四运动的，但是到了今天都承认了；现在也有些人不承认一二九运动，不过，根据“五四”的经验，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也将不得不承认“一二九”。如果坚持不承认，那就请他们在三十六计中选上计，简单些说，请他们滚蛋！
1958年10月，毛泽东起草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文中昭告：“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在这里，他套用“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推陈出新，变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使人深感和平之可贵。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虽然诙谐地说过“（西班牙）三十五计用完，三十六计就无可用”，但他未必真认为“三十六计”不多不少恰好就是36条计策。毛泽东博览群书，雅俗共赏，深知军事斗争纷繁复杂，随机应变之计何止36个！
1947年毛泽东转战陕北途中
02 看过“秘本兵法之《三十六计》”未公开置评
1961年9月，《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叔和的随笔《关于“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文中写道：
十几年前，我在成都一个冷摊上无意中发现一本土纸印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根据一个手抄本翻印的，封面书“三十六计”，旁注小字“秘本兵法”……可惜没有作者，没有出处。
叔和所藏这本“土纸印的小册子”乃成都瑞琴楼书店发行、成都兴华印刷所翻印，时在1941年，为小32开。小册子篇首有简短说明：原书乃手抄本，1941年在甘肃邠州（今陕西彬县）某书摊发现，抄本“前部都系养生之谈，而末尾数十篇，附抄三十六计，然后知其果为兵法也”。
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给干部作报告
时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中将恰巧看到叔和的这篇随笔，引起极大兴趣，指示专人借来叔和藏本一阅，发现“三十六计”原来共分六套，每套六计，计计有声有色：或攻势凌厉，或诡谲多变，或以迂为直，或持重待机。
莫文骅看完之后，认为很有参考价值，指示将抄录本“三十六计”打印若干册（未做校勘），作为院内教研参考。
1962年2月，解放军政治学院图书资料馆负责人姚炜（笔名无谷）又对上述打印本“校注标点”，油印若干册扩大传阅。作为专业学者，姚炜由衷认为，“书中间引兵家（孙武、吴起、尉缭和吕尚等）警语，博采历史（南宋以前）兵例；题材新颖、文字简明，颇值一读”。在油印本“说明”中，他直接誉之为“秘本兵法之《三十六计》”。
莫文骅偶然发现“三十六计”真有36计，已是喜不自禁，在以《三十六计》为名校勘油印后，立即呈送毛泽东赏鉴。抗战时期，莫文骅曾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就对毛泽东爱书印象深刻：
毛主席非常爱读书，很注意收集书刊。那时延安艰苦，各种书籍都很缺乏，他让我们在各地送延安的慰问品中，经常挑选一些书刊送给他。一次我到毛主席处汇报工作时，顺便提到我得到一本小册子，是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问题的，主席马上说：“借给我看。”
很快，《三十六计》油印小册子就呈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看到油印本《三十六计》——名符其实的36条计策，当时未见公开置评。原因何在？
根据毛泽东私塾同学邹普勋回忆，他和私塾同学们曾讨论过《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各有多少计，“我们在《三国》里就算出差不多四十多计，主席当时还说《西游记》里一个小妖用计不简单”。
1943年，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演讲
今天，有研究者用“秘本兵法之《三十六计》”中的每计主旨，对应《三国演义》里的用计故事，竟然计计都能找到一个以上例证，足证邹普勋所言非虚。
当今研究者能看到这一点，毛泽东当然也能。况且，《三国演义》里还有彭越挠楚、二虎竞食、驱虎吞狼、疏不间亲、掘坑待虎、十面埋伏、伪游云梦、诱敌计、诈降计、离间计、拖刀计、骄兵计、疑兵计、缓兵计等计名，均不见于“秘本兵法之《三十六计》”。如此一来，毛泽东阅“计”之数远超36，自然对《三十六计》的出现不以为奇。
此外，《三十六计》中一些计名难登大雅之堂，如借刀杀人、借尸还魂、浑水摸鱼、指桑骂槐、美人计、苦肉计等，有的背离无产阶级道德，有的违背独立自主精神，在人民军队中不宜提倡，但对于识破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又有参考价值，故毛泽东不赞不弹、未予置评。
03 认同流行本《三十六计》
毛泽东对于《三十六计》未予置评，同时又默许其作为兵学参考资料印行。1962年6月，“秘本兵法之《三十六计》”正式铅印出版，封面题名《三十六计》。
1973年10月，借鉴姚炜校勘出版的《三十六计》，武汉军区司令部作战部整理抄印《三十六计今译》小册子，序言中指出：三十六计以《易》演兵，“颇有朴素辩证法之意”，“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后，国内各种“三十六计”译注多本此。
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演讲
1974年6月，欣闻山东临沂汉墓出土汉简《孙子兵法》，毛泽东侃侃而谈：
所谓兵法，都是从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没有战争实践，哪里来的什么兵法呀？中国人打仗讲究文韬武略，包括《六韬》《三略》和三十六计、七十二变，很有一番学问哩！
这番话里，毛泽东把“三十六计”和《六韬》《三略》相提并论，似应视之为兵书《三十六计》；同时，紧接“三十六计”之后，又点出“七十二变”（本是孙悟空看家本领），一并视作“文韬武略”，似又表明他认为随机应变之策多端，何止“三十六计”。
综合历史，毛泽东这里所言的“三十六计”应当包括《三国演义》等旧小说中出现过的各种计策以及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中创造出来的新鲜战法（如诱敌深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围城打援等），可谓之广义“三十六计”并非特指“秘本兵法之《三十六计》”。
04 灵活运用“声东击西”之计
作为军事大家，毛泽东深谙“声东击西”之妙：
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
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
1948年3月23日，在西北野战军转入反攻后，毛泽东等结束历时一年零五天的艰苦转战，从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前往晋察冀解放区
1935年3月底，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州省城贵阳。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
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泽东意气风发地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红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虚张声势，吸引滇军几乎倾巢而出；其余主力则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相向而行。正如刘伯承所言：“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的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
进入云南后， 4月下旬，为削弱敌人金沙江防务，毛泽东又施“声东击西”之计，前锋直逼云南省城昆明。这时，云南后方空虚，吓得“云南王”龙云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无形中削弱了金沙江防务。于是，中央红军虚晃一枪，迅速北渡金沙江，摆脱了敌军的重兵追堵。
1953年，毛泽东视察人民海军东海舰队
1950年7月，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召开纪念建党29周年大会，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应邀出席大会，回顾红军战史，就认为“声东击西”是毛泽东的致胜妙招：
此（指“十六字诀”）外，还有声东击西，毛主席也很好地加以运用。我们要在东边打，就先打西边；要向西边打，就先打东边。打东边是个引子，等敌人把兵力分散到了东边，我们在西边就打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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