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台北档案管理局接收一批散佚文件，其中一册《第一绥靖区第二处业务汇编》引起研究者注意。卷内夹着一份泛黄打字稿，署名“毛森”，题为《孟良崮战役经过及检讨》。多年后，这份稿子被视作国民党高层内部少见的自我反思，也让一桩旧案浮出水面：1947年5月，整编74师覆没，统帅部为何当时只象征性地处分了汤恩伯、李天霞？答案就隐藏在那份报告中。
时间倒回到1947年初，陕北战场迟迟打不开局面，蒋介石把重心移向山东，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在徐州设立前进指挥部，24个整编师被划进三个机动兵团，汤恩伯获任第一兵团司令官，辖八个整编师（军）。听上去气势惊人，可用一句大白话概括：人多心不齐。
八个整编师里没有一支是汤恩伯亲手带出来的部队。嫡系、桂系、地方保安杂糅在一起，表面尊奉同一面青天白日旗，骨子里各怀算盘。最头疼的还是“独生子”整编74师。这支部队美械成套，因台儿庄、常德等战例“牌面”十足，被看作陆军中的豪华跑车。汤恩伯想用它当尖刀，却忽略了尖刀和驾驶员应当同心协力的基本规则。
张灵甫在军中外号“张大炮”，骄傲是真骄傲，能打也确实能打。他自恃装备精良、训练严格，对第一兵团其他将领颇多轻视。桂系第七军、整编48师见状干脆“各走各的山头”；黄百韬的整编25师夹在中央与地方派系之间，小心翼翼；李天霞的整编83师同样火力不弱，但与张灵甫旧怨未消。真到了要合力救援时，大家心照不宣地“慢半拍”。
1947年5月初，华东野战军在鲁中山区从容布局，粟裕提出“吃掉一支王牌再说”。目标直指张灵甫的整编74师。按照统帅部原定的“稳扎稳打、逐步推进”方针，74师本不该孤军深入，可电报一连串催逼：尽快占领坦埠，向北威胁临沂。张灵甫只能硬着头皮往山里钻。
孟良崮是石灰岩台地，道路狭窄曲折，重炮、卡车寸步难行。74师带来的105榴弹炮、75山炮大都弃置山下，火力优势瞬间蒸发。说到底，这是一支为平原而生的机械化部队，被塞进不适合展翅的笼子。毛森当时任第一绥靖区第二处处长，留在汤恩伯兵团部，眼看74师陷入四面包围，却苦无有效援救手段。电话里传来张灵甫一句冷嘲：“让我牵水牛上石头山，出了事别怪我！”
5月16日拂晓，华东野战军完成合围；17日下午，山顶枪声渐息，74师被全歼，张灵甫阵亡。消息抵达南京，蒋介石当夜连发三道急电：要求第一时间查明原因。表面上，统帅部把矛头对准汤恩伯、李天霞，但毛森清楚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他连夜整理材料，把自己从各军电报、参谋报告、地形图中得到的零碎信息拼成一个完整链条，最终浓缩成四条主要结论。
第一，情报落后且泄密严重。国防部每制订一次作战计划，共军很快就出现针对性部署，反之国军对共军纵队位置、兵力预估尽是模糊数字。毛森在报告里写道：“敌知我而我未知敌，虽装备百倍优越，终如盲剑客与明眼人对决。”
第二，战场选择违背兵种特性。重装师进入鲁中山区，等于放弃机动和火力优势，而统帅部仍命其担任主攻。毛森在地图旁加注：“74师应在平原钳制敌主力，而非被迫上山。”
第三，协同体系名存实亡。第一兵团内部派系林立，救援行动推诿拖延，桂系与中央军互不信任。汤恩伯虽是兵团司令，却像赶鸭子上架，严令之下各师阳奉阴违。报告原句不多见官样：“军纪之松，无以复加。”
第四，共军依托民众，补给简捷；国军补给线绵长、机械依赖大，山区行军一旦重炮难以转移，士气直线滑坡。
毛森行文冷峻，偶尔穿插一句带情绪的话，阅读者能感到他对统帅部的隐约不满。“若无正确战略指引，再坚硬之枪炮亦成弃铁。”这样的字眼，蒋介石读到时必然五味杂陈。
有意思的是，毛森在暗处还加了一张草图：用红蓝两色标注各纵队收拢与展开的路线。红线代表共军兵力汇聚，线条粗壮且集中；蓝线代表国军救援，细若游丝、曲折弯绕，对比鲜明至极。这张图比文字更刺眼。
报告最后附一份人员关系表，把第一兵团的互相嫌隙列得明明白白，用括号注明“资料来源：茶余议论、私下谈话”。一位研究者评价：这几乎等同于给蒋介石递上一面镜子，照出整个指挥系统的裂痕。
蒋介石看罢，沉默良久，只发出一句：“战区用人，错在我辈。”随后处罚方案由“撤职查办”减到“降调留用”，李天霞、汤恩伯逃过最严厉追责。表面似乎大度，实则反映出另一个现实——真要严惩所有失职人员，统帅部自己也难辞其咎。
外界不少人以为毛森因报告得罪人，后来在上海滩下手过重，都是为了“赎罪”。史料并无直接证据，但可以肯定，孟良崮的失败给他留下极深阴影。多年后，他在回忆中写下：“每杀一人，常闻耳畔回响枪声，不知是敌是我。”字句间透出一种晦暗挣扎。
至于张灵甫，身后名声复杂。有人称他抗日名将，有人说他恃功自傲。恒山军官训练团讲课时，一名老学员曾这样评价：“张师长长于突击，短于协同。”这句话映照孟良崮结局，再恰当不过。
整编74师覆没的直接原因在前线，深层原因却埋在南京的地图室、徐州的电话线上。毛森那份不足万字的文书，把错误一笔笔挑出，让最高统帅看到自身布局漏洞，也让很多军官第一次意识到：败仗不只是运气差，更多是制度病、是派系病、是情报病。
档案释出后，台北学界曾组织座谈，一位老兵角落里低声嘟囔：“那一战要是让我带炮兵接应，未必输得那么惨。”然而真相往往如此残酷，个人勇武无法对冲高层决策的缺陷。后人检视孟良崮，无需再纠结某一位将军的性格，也无需夸大某一支部队的装备，症结就在统帅部此前自信到近乎盲目的指挥思维。
整编74师被全歼只用三天。毛森写报告也只花三天。前者毁于山地火网，后者戳破遮羞迷雾。蒋介石批示轻描淡写，但行动上还是调整了机动兵团的配置和作战方针：重装部队回到平原，山区交给较为灵活的地方保安团，情报渠道也重新整并。惋惜的是，这些修正步伐太慢，内战总体趋势已无法逆转。
今天翻读那份《经过及检讨》，密集的打字机痕迹依旧锋利。每一个字都在提醒：装备、番号、口号可以粉饰表面，真正决定胜负的，是能否认识并纠正自身的问题。毛森的报告未必字字都准，却精准地揭露了统帅部一时看不见或不愿看见的短板。整支王牌师殒命山巅，成了最沉痛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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