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的秋天，空气里总飘着棉絮和机油混合的味道。
我在第三棉织厂做临时工已经两年零七个月。厂里传闻，年底会有最后一个转正名额。
和我一起竞争的，还有刘康成和丁高丽。我们三人就像困在玻璃罐里的三只蟋蟀，明知只能活一个，却不得不互相撕咬。
竞争白热化时，女厂长蒋秀兰深夜单独召见我。
办公室的灯光昏黄如豆，她穿着米白色针织衫，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
然后她说出了那句话。
那句话在我二十三岁的人生里投下巨石，掀起至今未平的惊涛骇浪。
01
织机轰鸣的声音像永不疲倦的潮水，一阵阵拍打耳膜。
我站在三号织布机旁，手指熟练地挑起一根断纱。机油味混着棉尘钻进鼻腔，这味道我已闻了九百多天。
墙上的红色横幅写着“决战三季度，大干一百天”。
墨迹有些褪色了，边缘卷起。就像这座厂子，外表还在硬撑，内里早已破败。
“俊达，还不走啊？”王师傅推着纱车经过。
“马上，把这匹布盯完。”我扯着嗓子回答。
其实我想多待会儿。刘康成下午被车间主任叫走两次，丁高丽昨天改进了接纱手法。我必须更卖力。
窗外天色已暗，厂区路灯次第亮起。黄色光晕里，棉絮像细雪般飞舞。
我摸了摸工作服口袋，那张“临时工作证”硬硬的还在。
转正。只要转正，就有劳保，有医保，有分房资格。对别人来说，这些或许平常。
对我来说，那是让母亲不再深夜纳鞋底，让妹妹能继续念书的唯一指望。
“袁俊达！”门口有人喊。
我抬头，是刘康成。他斜倚着门框，手里夹着根烟。烟雾在他脸上盘旋，看不清表情。
“还不下班？这么拼，给谁看啊。”他笑着说。
声音里听不出是玩笑还是讽刺。刘康成这人就是这样，说话永远裹着几层意思。
“这就走。”我关了机器。
轰鸣声戛然而止，耳朵里有短暂的耳鸣。车间突然安静得让人心慌。
刘康成走进来，皮鞋在水泥地上敲出清脆声响。他停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
“听说没？转正考核要提前。”他压低声音，“就在下个月。”
我心里一紧，脸上却不动声色：“是吗？我没听说。”
“你啊，光知道埋头苦干。”他拍拍我肩膀，力道有些重，“这年头，得会来事儿。”
他转身离开，皮鞋声渐行渐远。空气中留下淡淡的烟草味和一句似有若无的话：“丁高丽今天去了技术科，待了一个钟头。”
我站在原地，手指无意识地捻着工作服下摆。布料粗糙，磨得指尖发红。
窗外，最后一点天光被夜色吞没。
02
第二天清晨六点半，我已经在车间里。
开机前的准备工作要做得细致，这是王师傅教我的。他说机器有灵性，你待它好，它就不闹毛病。
“早啊。”丁高丽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回头，看见她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头发整齐地扎在脑后。她手里端着两个铝饭盒。
“还没吃早饭吧？多带了一个。”她把饭盒递过来。
饭盒温热，透过铝皮传到掌心。我有些局促：“这怎么好意思……”
“拿着吧。”她笑了笑，眼角有细小的皱纹，“都是临时工，互相照应。”
丁高丽的技术是全车间最好的。她能听出机器哪颗螺丝松了，能闭着眼睛接纱头。但她话少，总是独来独往。
我们蹲在车间角落吃早饭。稀饭配咸菜，简单的味道。
“刘康成昨天找你了？”丁高丽忽然问。
我点点头。
“他说什么了？”
“就说考核可能提前。”
丁高丽沉默了一会儿，用筷子慢慢搅着稀饭。“你别全信他的话。他那人，十句里能有半句真就不错了。”
“我知道。”
“但考核提前可能是真的。”她抬起头看我，“我昨天去技术科交改进方案，听见科长打电话。”
她停住话头，左右看了看。清晨的车间空荡荡的，只有远处有早来的工人在擦机器。
“电话里说，上面可能要派审计组下来。”她把声音压得更低，“厂里想赶在那之前，把一些事情定下来。”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什么事情？”
“比如人事安排。”丁高丽说完这句，就埋头吃饭，不再多言。
上午九点，车间主任刘振来巡岗。
他在我机器前站了五分钟，看我操作。刘振四十八岁，背有些驼，看人的时候习惯眯着眼。
“小袁，来一下。”他冲我招手。
我跟着他走到车间角落的物料间。里面堆着棉纱包，空气里有股陈旧的灰尘味。
刘振关上门，从兜里掏出烟。点燃，深吸一口，烟雾在昏暗的灯光里盘旋。
“你是个踏实孩子。”他开口，“技术也不错。”
“谢谢主任。”
“但转正这事儿，光靠踏实和技术，不够。”他弹了弹烟灰，“得看全面素质。”
我等着下文。
“什么叫全面素质？一是可靠，嘴巴严，不该说的不说。二是……”他顿了顿，“得有人替你说话。”
“我明白。”
“你明白吗？”刘振看着我，“刘康成上周请陈副厂长吃饭，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但我不意外。
“丁高丽有技术，厂里需要技术骨干。你……”他又吸了口烟，“你有什么？”
这个问题像根针，扎进我心里最软的地方。
“我只有肯干。”我说。
刘振看了我很久，最后叹了口气。“肯干是好事。但有时候，得让人看见你肯干。”
他掐灭烟头，拍拍我肩膀：“话我就说到这儿。你自己琢磨。”
他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物料间。棉纱包堆到天花板，像一座座沉默的山。
我摸出口袋里的临时工作证，塑料封皮已经磨损，照片上的自己笑得有些傻。
可靠，有人说话。这两个词在脑子里打转。
外面传来机器的轰鸣声，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而我，仍然是个临时工。
03
下午三点，我去办公楼送检修单。
二楼走廊尽头的厂长办公室门虚掩着。我正要敲门，里面传来争吵声。
“这是饮鸩止渴！秀兰，你不能这么干！”
是个老人的声音，苍老但有力。我愣住了，这是退休的老厂长叶荣华。
“爸，我没有别的选择。”蒋厂长的声音疲惫但坚定，“工厂撑不过这个月了。”
“那也不能用那种方法！那是骗贷！是要坐牢的！”
“如果工厂倒了，三百多个工人怎么办？他们的家庭怎么办？”蒋厂长的声音提高了，“我答应过建设，要守住这个厂子。”
建设是蒋厂长已故的丈夫，叶荣华的儿子。三年前车祸去世的。
“你就是太固执！”叶荣华重重顿了顿拐杖，“和建设一个样！当初要不是他非要引进那批德国设备，厂里怎么会欠那么多债！”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蒋厂长的声音忽然低下去，带着哽咽，“我每天一睁眼，想的就是工资怎么发，贷款怎么还，机器怎么修……爸，我累了，真的累了。”
沉默。长长的沉默。
我站在门外，手心冒汗。这些对话不该被我听见。
“那个办法……”叶荣华的声音再次响起，比刚才缓和了些，“太冒险了。而且对人家孩子不公平。”
“我会补偿他。”蒋厂长说，“只要他能帮我渡过这一关，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你找好人了？”
“有三个临时工在争转正名额。我还在观察。”
我的呼吸一滞。三个临时工。刘康成，丁高丽，还有我。
“要选最可靠的。”叶荣华说，“不能走漏风声。”
脚步声响起，朝门口来了。我慌忙后退，闪进旁边的楼梯间。
门开了。叶荣华拄着拐杖走出来，脸色铁青。他今年六十八岁，头发全白，背却挺得笔直。
蒋厂长送到门口。
我从未见过她那样的神情——卸下了所有伪装，只剩下深深的疲惫和绝望。
她眼角的细纹很深，眼圈发黑，才四十二岁的人，看上去老了十岁。
“爸，路上慢点。”她说。
叶荣华没回头，只是摆了摆手，拄着拐杖慢慢走下楼梯。
蒋厂长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抬手揉了揉太阳穴。然后她转身回屋，关上了门。
我躲在楼梯间，背贴着冰冷的墙壁，心脏狂跳。
工厂撑不过这个月。骗贷。三个临时工。补偿。
这些词像碎玻璃，扎进脑子里。我隐约明白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不明白。
手里捏着的检修单已经被汗水浸湿。我深吸几口气，强迫自己平静下来。
然后我走出楼梯间，敲响了厂长办公室的门。
“请进。”蒋厂长的声音恢复了平时的沉稳。
我推门进去。她坐在办公桌后，正在看文件。脸上已经补了淡妆，遮住了黑眼圈。只有微微发红的眼角，泄露了刚才的情绪。
“蒋厂长，这是车间的检修单。”我把单子放在桌上。
“好，放这儿吧。”她抬起头看我，眼神很平静，“你是……袁俊达，对吧？”
“是的。”
“我听说过你。干活踏实，出勤率全车间最高。”她微微一笑，“好好干，厂里需要你们这样的年轻人。”
“谢谢厂长。”
我转身要走，她忽然又叫住我：“小袁。”
“厂长还有事？”
她看着我，目光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在审视，又像是在权衡。
“如果厂里遇到困难，需要大家齐心协力，你愿意出力吗？”
这个问题来得突然。我想起刚才听到的对话，手心又开始冒汗。
“我愿意。”我说，“厂子好了，我们才能好。”
蒋厂长点点头，笑容深了些。“说得好。去吧。”
走出办公楼时，阳光刺眼。我抬手遮了遮，看见刘康成正从对面走来。
他看见我，脚步顿了顿，然后加快速度走过来。
“从厂长办公室出来？”他笑着问，眼睛却盯着我的脸。
“送检修单。”
“哦。”他拉长声音，“我还以为，你也是去‘汇报工作’的呢。”
他特意加重了最后四个字，然后拍拍我肩膀，朝办公楼走去。
我站在阳光下，却觉得浑身发冷。空气中飘着的棉絮，此刻看起来像纷乱的雪花。
秋天真的来了。
04
审计组要来的消息，像颗石子投入池塘，涟漪迅速扩散。
食堂吃饭时，人人都在议论。
“听说要查三年的账！”
“会不会裁员啊？”
“咱们厂欠了银行多少钱？有人知道吗？”
刘康成坐在我对面，用筷子拨拉着碗里的白菜。“俊达，你消息灵通，听说什么没？”
“我能有什么消息。”我低头吃饭。
“别装了。”他凑近些，“你昨天不是去厂长办公室了吗？蒋厂长没透露点什么？”
周围的工友都看过来。我感受到那些目光，如芒在背。
“就是送个单子。”我说，“厂长忙得很，哪有空跟我说这些。”
丁高丽端着饭盒坐过来。她看了刘康成一眼，冷冷地说：“吃饭就吃饭，哪来这么多话。”
刘康成讪笑：“哟，技术骨干发话了。怎么，你去技术科的时候，没打听到什么？”
丁高丽的脸色变了变。“刘康成，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他耸耸肩，“就是觉得，咱们三个里，就我最傻，什么门路都没有。”
这话说得阴阳怪气。周围人都安静下来，等着看戏。
我放下筷子。“我吃完了，你们慢慢吃。”
起身要走，刘康成拉住我胳膊。“别急着走啊。聊聊嘛，转正考核要开始了，咱们交流交流经验。”
他的手劲很大。我甩开，转身看着他：“刘康成，大家都是临时工，何必这样。”
“临时工？”他笑了，“马上就不是了。至少有一个不是。”
这话像把刀子，划开了那层虚伪的和平。我们三人对视，空气里有火药味。
丁高丽突然站起来：“有这工夫斗嘴，不如多干点活。厂子要是倒了，转正了又有什么用？”
她说完就走，饭盒里的饭还剩一大半。
下午上班时，车间里气氛压抑。机器声依旧轰鸣，但工人们很少交谈，个个面色凝重。
王师傅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俊达，听我一句，最近低调点。”
“怎么了师傅？”
“审计组来，肯定要动一批人。”他叹气，“这时候冒头的，容易当靶子。”
我想起蒋厂长疲惫的脸，想起她说工厂撑不过这个月。
“师傅，厂子真的那么难吗？”
王师傅沉默良久，最后只说了一句：“干了三十年，没见过这么难的时候。”
快下班时，厂里突然通知开大会。
礼堂里挤满了人，空气污浊。蒋厂长站在台上，穿着灰色西装套裙，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同志们，最近厂里有些传闻。”她开口，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礼堂，“我在这里明确告诉大家，第三棉织厂不会倒。”
台下鸦雀无声。
“审计组是要来，但不是来查问题的，是来帮助我们改革的。”她继续说，“改革开放二十年，国企要转型，要适应市场。
这个过程有阵痛，但我们必须挺过去。”
她说得很坚定，但我看见她握着讲台边缘的手，指节发白。
“厂里正在想办法筹措资金，改进技术，开拓市场。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她的目光扫过台下，“我特别要表扬一些同志。
比如一车间的袁俊达同志。”
我愣住了。周围人的目光齐刷刷看过来。
“连续两年全勤，工作认真负责，提出过三项技术改进建议。”蒋厂长看着我，“这样的年轻人，是厂里的希望。”
掌声响起，稀稀拉拉的。我脸上发烫，低下头。
余光看见刘康成的侧脸，他面无表情，但嘴角绷得很紧。
散会后，我刚走出礼堂，就被人叫住。
是蒋厂长的秘书小周，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袁师傅，厂长让你去她办公室一趟。”
“现在？”
“对，现在。”
刘康成从旁边经过，听见这话，脚步明显顿了一下。他没回头，但肩膀僵着。
我跟着小周走向办公楼，心里七上八下。刚才的表扬已经让我成为焦点，现在又被单独叫去。
厂长办公室里，蒋厂长正在泡茶。见我进来，她指了指沙发：“坐。”
我拘谨地坐下。她递过来一杯茶，茉莉花的香气弥漫开来。
“刚才会上表扬你，不会给你带来压力吧？”她笑着问。
“没有，谢谢厂长。”
“你是个踏实的孩子。”她在我对面坐下，双手捧着茶杯，“我观察你很久了。”
这话让我心跳加速。
“家里情况怎么样？”她问得很自然，像长辈关心晚辈。
“还行。母亲在家，妹妹念高中。”
“父亲呢？”
“很早就去世了。”我说。
蒋厂长点点头，眼神里有一丝同情。“那你很不容易。既要养家，还要在厂里好好干。”
“应该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斟酌措辞。“小袁，如果……我是说如果，厂里需要你承担更多责任，你愿意吗？”
又是这个问题。和上次一样，但又不太一样。
“什么责任？”我谨慎地问。
“可能……超出你想象的责任。”她看着我的眼睛，“会很辛苦，甚至可能被人误解。但如果你愿意，厂里不会亏待你。”
窗外天色渐暗，办公室里没开灯。她的脸在暮色中半明半暗，看不真切。
“我能考虑一下吗？”我说。
“当然。”她微笑，“不急。但时间……不多了。”
离开办公室时，天已经黑了。厂区路灯亮起，在地上投出长长的影子。
我走在回宿舍的路上，脑子里乱糟糟的。蒋厂长的话，叶荣华的话，刘康成的眼神，丁高丽的警告……
这一切像一团乱麻，我找不到线头。
快到宿舍楼时，看见刘康成站在楼下抽烟。烟头的红点在黑暗里明明灭灭。
他看见我，没说话，只是盯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扔掉烟蒂，用脚踩灭，转身上楼。
那一脚踩得很重，像踩在我心上。
05
转正考核的通知正式贴出来了。
下周三，笔试加实操，综合评分。公告栏前人挤人，我站在外围，看不清具体内容。
但大家都知道了，名额只有一个。
刘康成挤到最前面，抄下考核细则。丁高丽站在不远处，抱着手臂，面无表情。
“笔试占百分之三十，实操百分之五十，还有百分之二十是‘综合评定’。”刘康成走出来，大声念着，“这综合评定有意思，谁评？怎么评？”
没人回答。但每个人都明白，这百分之二十，才是关键。
下午，车间里气氛微妙。我们三人各自守在机器前，谁也不跟谁说话。
王师傅叹气：“好好的一帮年轻人，弄成这样。”
我能说什么呢？生存面前，那点同事情谊太脆弱。
下班时，丁高丽叫住我：“袁俊达，能聊几句吗？”
我们走到车间外的空地。秋风吹过，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
“我打算退出竞争。”她突然说。
我震惊地看着她：“为什么？”
“没意思。”她扯了扯嘴角，“我打听过了，综合评定那块，基本内定了。不是刘康成，就是你。”
“你听谁说的？”
“你别管。”她看着远处厂房的轮廓，“我技术再好有什么用？这个厂子，看重的不是技术。”
“那你……”
“我可能去南方。”她说，“我表哥在东莞的厂里当主管，那边缺技术员。”
我沉默了。丁高丽是我们三个里技术最好的，如果连她都放弃，那这个厂子……
“我给你提个醒。”她转过头看我，“刘康成在查你。他好像觉得，你和厂长有什么特别关系。”
我心里一紧。
“还有，厂长最近找过你两次，对吧？”丁高丽说，“小心点。这个节骨眼上，任何事情都可能被放大。”
“谢谢。”我由衷地说。
她摆摆手，转身要走，又停住：“袁俊达，如果你真能转正，好好干。这个厂子……其实挺可惜的。”
她走了，背影在暮色里显得单薄。我突然觉得，我们三个人，都是时代浪潮里的小舟。
随时可能倾覆。
晚上加班到九点。车间里只剩我和王师傅。
“师傅，你觉得厂子还有救吗？”我问。
王师傅没立刻回答。他关了机器，车间陷入短暂的寂静。
“我十八岁进厂，今年四十八了。”他说，“三十年，最好的青春都在这儿。要说感情，比谁都深。”
他点了根烟，火光映着他沧桑的脸。
“但感情不能当饭吃。厂子就像台老机器，零件都锈了，修修补补又能撑多久？”
“那怎么办？”
“要么彻底大修，要么……”他深吸一口烟，“报废。”
这两个字很重，砸在心里闷闷的痛。
十点，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车间。厂区很安静，只有远处办公楼还有几盏灯亮着。
其中一盏，是厂长办公室的。
我站在路灯下，看着那扇窗。蒋厂长还在工作，这么晚。
正想着，办公楼里走出一个人。是小周秘书。
他看见我，快步走过来：“袁师傅，正好！厂长找你。”
“现在？”我看表，十点一刻。
“对，急事。”小周压低声音，“厂长说了，无论如何请你上去一趟。”
夜风吹过，我打了个寒颤。深夜，单独召见，急事。
脑子里闪过所有可能性，但没有一种能让我安心。
“走吧。”我说。
走向办公楼时，脚步很沉。楼道里的声控灯随着脚步声亮起，又熄灭。
像走向一个未知的深渊。
二楼走廊很长，尽头那扇门虚掩着，漏出一线灯光。
小周送到门口就停下了。“厂长在里面等你。”
我抬手，犹豫了一下，敲门。
“进来。”蒋厂长的声音传来。
推开门，看见她坐在办公桌后。室内只开了一盏台灯，光线昏暗。她没穿外套，只穿着米白色的针织衫，头发散下来，比平时显得柔和。
也显得疲惫。
“把门关上。”她说。
我关上门，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空气里有淡淡的茶香，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香水味。
“坐。”她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有些拘谨。
蒋厂长没立刻说话，只是看着我。目光很专注，像是在重新认识一个人。
台灯的光线在她脸上投下阴影，让她的表情难以捉摸。
“袁俊达。”她终于开口，声音平静，但每个字都很清晰，“我有个提议。”
我屏住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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