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南京，深秋的雨水总是带着一股洗不净的寒意，像极了当时国民政府摇摇欲坠的局势。
在南京的一处深宅大院里，33岁的房道龙正对着镜子，缓慢地脱下那一身笔挺的制服。
他的手有些颤抖，指尖划过那冰冷的纽扣。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身曾经让他引以为傲、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的皮囊，如今已成了他最危险的身份。
01
房道龙并非普通人，在安徽芜湖老家，他是令人敬畏的“练家子”；
而在南京的官场上，他是顾祝同将军的贴身侍卫，更是那位令人闻风丧胆的戴笠手下的情报人员。
他曾在那张巨大的情报网中如鱼得水，在这个国家的暗处行走，腰间别着勃朗宁，口袋里揣着特别通行证。
但那是过去式了，随着戴笠的坠机身亡，以及淮海战役前夕空气中弥漫的硝烟味，房道龙敏锐的职业嗅觉告诉他：天，要变了。
作为一名有案底的军统情报人员，一旦政权更迭，等待他的只有两个结局：要么死，要么生不如死。
更可怕的是，这种“清算”会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他的家人。
他必须“消失”。
房道龙做出了他人生中最残酷的一个决定。
他连夜潜回了安徽芜湖老家。
此时，他的发妻尹氏刚刚病逝，家里只剩下两个年幼的儿子，7岁的房仕德和1岁的房仕胜，以及年迈的老母亲。
看着两个甚至还不太记事的孩子，房道龙的心像被刀绞一样。
大儿子房仕德拉着他的衣角，眼巴巴地问：“爹，你又要走吗？”
房道龙蹲下身，不敢看儿子的眼睛。
他从怀里掏出仅剩的一点积蓄，塞到母亲手里，颤声说道：“娘，这世道乱了，我在外面惹了麻烦，留在这里会连累你们。
我得走，走得越远越好。
等风头过了，我一定回来接你们。”
他撒了一个在那乱世中所有人都爱撒的谎，“很快就回来”。
那一夜，房道龙没敢多做停留。
他趁着夜色，像个贼一样逃离了自己的家。
他不敢回头，因为他知道，只要一回头，可能就再也迈不动腿了。
他一路南下，混在难民的洪流中，早已没了往日特工的风采。
为了躲避盘查，他扔掉了所有的证件，甚至不敢用真名。
几经辗转，他终于挤上了一艘前往香港的货轮。
那一年的维多利亚港，还没有后来的璀璨灯火，空气中混合着海水和鱼腥味。
对于房道龙来说，这里不是天堂，而是最后的避难所。
在香港，曾经的“房长官”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陈志平”的底层打工仔。
为了彻底切断与过去的联系，防止被仇家或特务追杀，他改名换姓，将“房”姓埋进了心底。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孤独和恐惧是最大的敌人。幸运的是，命运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为他开了一扇窗。
在一次同乡聚会上，他遇到了一个叫陈莉莉的女人。
陈莉莉也是个苦命人，她的丈夫在战乱中被炸死，她带着两个女儿流落到香港，在做帮佣维持生计。
两个同样背负着过去、在异乡漂泊的灵魂，因为一碗热汤、一句乡音，迅速靠近了彼此。
他们没有举办婚礼，只是两床被子搬到了一起，搭伙过日子。
这是一种在乱世中特有的温情，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相濡以沫的生存本能。
房道龙凭借着早年练就的一手好厨艺，在美国驻香港领事馆谋得了一份厨师的差事；而陈莉莉则在领事馆做杂工。
生活虽然清贫，但终于不用再担心半夜的敲门声了。
1954年4月7日，在这个由两个破碎家庭重组的新家里，一声响亮的啼哭打破了平静。
陈莉莉为房道龙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抱着这个在和平年代出生的孩子，年近四十的房道龙老泪纵横。
他看着孩子那双挥舞的小手，仿佛看到了新生的希望。
他给孩子取名“港生”，称港生，寓意在香港出生。
那一刻，看着怀里娇嫩的幼子，房道龙脑海中是否闪过安徽老家那两个穿着破棉袄、站在村口张望的大儿子？
没人知道。
他只知道，为了保护眼前这个新家，为了保护“陈港生”的安全，关于“房道龙”的一切，必须彻底烂在肚子里。
从这一天起，安徽的房家兄弟和香港的陈港生，虽然流着同样的血，却被命运硬生生地劈进了两个平行的世界。
而在那个世界里，等待着房家兄弟的，是长达三十年的噩梦。
02
命运这只翻云覆雨的手，在划分人生剧本时，从来就不讲什么公平。
20世纪50年代的安徽芜湖，正经历着历史上最艰难的岁月。
对于被留在老家的房仕德和房仕胜两兄弟来说，童年没有色彩，只有一种颜色：灰暗的饥饿。
父亲走了，母亲死了。
年迈的祖母弯着腰，用颤抖的手牵着两个更小的孩子，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从春天等到冬天。
“爹什么时候回来？”这是小儿子房仕胜问得最多的一句话。
“快了，爹去挣大钱了，回来给我们买肉吃。”祖母总是这样哄着，可转过身，浑浊的泪水就掉进了干裂的泥土里。
那个年代，没有劳动力的家庭就是天塌了。
为了活下去，还是孩子的房仕德早早地尝尽了人间的冷暖。
他不读书了，拿起一根打狗棍，挎着一个破篮子，带着弟弟走街串巷。
他们不是去玩，是去讨饭。
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谁家也没有余粮。
兄弟俩常常要在别人家门口站很久，才能讨到一个又冷又硬的红薯，或者半碗剩下的稀粥。
更多的时候，他们要在垃圾堆里翻找没烧尽的煤渣，用来换几个铜板。
但这还不是最苦的，最苦的是人性的偏见。
因为父亲房道龙曾经的身份，在这个闭塞的农村，房家兄弟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黑五类”子女。
同龄的孩子朝他们扔泥巴，骂他们是“汉奸的狗崽子”，是“没爹没娘的野种”。
每当这时，身为大哥的房仕德总是死死护住弟弟，任凭泥点子砸在身上。
深夜里，兄弟俩蜷缩在漏风的破屋里，互相取暖。
他们不敢恨父亲，因为那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念想。
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等下去，那个高大的父亲总有一天会踏着七彩祥云回来，把欺负他们的人都赶走。
然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在千里之外的那个灯红酒绿的香港，他们的父亲正把所有的父爱，都倾注在了另一个孩子身上。
香港维多利亚山顶，这里没有饥饿，没有批斗，只有美国领事馆厨房里飘出的黄油和面包的香气。
小小的陈港生正穿着干净的衣服，在领事馆的花园里上蹿下跳。
他不需要讨饭，不需要看人脸色。
父亲房道龙虽然只是个厨师，但在领事馆工作的收入，足以让这个三口之家过上体面富足的生活。
或许是出于对安徽两个儿子的愧疚，房道龙对这个小儿子宠爱到了极点，甚至有些溺爱。
陈港生天生好动，不喜欢读书，经常在学校打架惹事。
换作普通家庭，早就一顿棍棒伺候，但房道龙却看到了儿子身上的另一种天赋，武术。
“读书不行，那就去学艺吧。”
房道龙没有让儿子去捡垃圾，而是利用自己的人脉，把陈港生送进了当时香港最著名的京剧武生行当，于占元的“中国戏剧学院”。
在那里，陈港生虽然也吃苦，每天要早起练功、翻跟头、压腿，挨师父的藤条。
但这种“苦”，是通往星光大道的铺路石，是充满了希望的汗水；而远在安徽的哥哥们吃的“苦”，却是毫无希望的生存挣扎。
在戏班里，陈港生有了一个响亮的新艺名——“元楼”，并成为了著名的“七小福”之一。
他和洪金宝、元彪等人一起，在镁光灯下挥洒着过剩的精力，开始在香港演艺圈崭露头角。
当房仕德在安徽的寒风中，为了一个馒头给别人磕头时；
他的亲弟弟陈港生，正穿着戏服，在舞台上接受观众的掌声和鲜花。
当房仕胜因为成分不好，连媳妇都娶不上时；
他的亲弟弟陈港生，已经开始在电影片场跑龙套，拿着不菲的薪水，和李小龙这样的巨星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
同父异母，同血不同命。
房道龙站在香港的码头，看着维多利亚港璀璨的夜景，偶尔也会向北方眺望。
但他很快就会收回目光，因为身边那个精力充沛的“陈港生”，才是他现实的寄托，是他晚年最大的骄傲。
至于安徽那两个衣衫褴褛的儿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就像两个被遗忘的影子，渐渐淡出了父亲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一封迟到了三十年的家书，才打破了这死一般的沉寂。但那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有些伤痕，再多的金钱也填不平了。
03
时间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
中国的国门缓缓打开，春风吹进了安徽芜湖的那个小村庄，也吹动了远在香港的房道龙那颗尘封已久的心。
此时的房道龙早已退休，那个曾经精力充沛的特工变成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
人老了，就容易想家，容易念旧。
看着身边已经成为当红武打明星、整天飞来飞去不见人影的小儿子成龙，房道龙常常独自坐在阳台上，望着北方的天空发呆。
他终于鼓起勇气，向那个他逃离了三十多年的地址，寄出了一封试探性的家书。
这一封信，走了整整几个月。
当安徽芜湖广电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将这封贴着香港邮票的信交到房仕德手里时，这个已经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手抖得像筛糠一样。
信封上那熟悉的字迹，让他瞬间泪崩。
他还活着！爹还活着！
1982年的春天，房仕德和弟弟房仕胜穿上了家里最体面的衣服，那是两件洗得发白但熨烫得平平整整的中山装。
他们带着家乡的土特产，怀揣着那封信，坐上了南下广州的绿皮火车。
那一路上，兄弟俩谁也没睡着。
他们在脑海里无数次演练着见面的场景：父亲是不是老了？他还认得我们吗？他会带我们走吗？
广州火车站，人潮汹涌。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兄弟俩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身影。
虽然背驼了，头发全白了，但那双眼睛，还是记忆中父亲的模样。
“爹！”
这一声迟到了三十多年的呼唤，让房道龙那颗坚硬的心瞬间破碎。
三个男人在火车站的广场上抱头痛哭，引得路人纷纷侧目。
那一刻，没有恨，只有浓得化不开的血浓于水。
房道龙带着两个儿子住进了宾馆，那是兄弟俩这辈子住过最好的房子。
父亲拉着他们的手，一遍遍地问着家里的情况，问奶奶是怎么走的，问他们是怎么熬过那些苦日子的。
每听一句，房道龙的眼泪就流一次。
他拿出一沓厚厚的港币，塞进儿子手里，想用这种最俗气的方式，来弥补这三十年的亏欠。
但就在这次温情的团聚中，房道龙却做了一个极其理智、甚至有些冷酷的决定。
在饭桌上，房道龙擦干眼泪，神色变得严肃起来。他看着两个朴实的儿子，缓缓说道：
“仕德、仕胜，爹对不起你们，我在香港又成了一个家，你们还有一个后妈，和一个弟弟。”
兄弟俩愣了一下，但很快点头表示理解。
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父亲在外面也要生活。
紧接着，房道龙压低了声音，说出了那句像钉子一样扎进兄弟俩心里的话：
“你们的这个弟弟，现在很有名，是大明星。为了不影响他的前途，也为了不打扰那边的生活，这件事情，只能是我们父子三人之间的秘密。”
“你们回安徽后，好好过日子，不要去打听那边的事，更不要试图去联系你们的弟弟。
我也不会带你们去香港。”
这就像一盆冷水，浇灭了兄弟俩心中刚刚燃起的一点幻想。
房道龙没有说那个弟弟叫什么名字，也没有给他们看照片。
他用一种保护者的姿态，在他的两个家庭之间，筑起了一道高高的围墙。
墙的这边是光芒万丈的陈港生，墙的那边是默默无闻的房家兄弟。
兄弟俩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们习惯了顺从，习惯了吃亏。
在他们朴素的价值观里，父亲能回来认他们，给他们钱修祠堂、修族谱，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
至于那个“明星弟弟”，那是天上的人物，跟他们这种地里的泥腿子，本来就不是一路人。
从那以后，房道龙每隔几年就会回安徽小住几天。
他出钱重修了房家祠堂，把族谱续上了。
在族谱的最新一页，他郑重地写下了那个他在香港儿子的名字，房仕龙。
但他依然没有告诉安徽的儿子，这个“房仕龙”，就是此时此刻正在电视机里，从百货大楼顶层跳下来、被无数人追捧的功夫巨星成龙。
命运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在安徽的小村庄里，房仕德和房仕胜或许也曾坐在村头的露天电影场，看过《醉拳》或《警察故事》。他们看着银幕上那个大鼻子男人滑稽地打斗，跟着全村人一起哈哈大笑。
他们根本不知道，那个让他们笑得前仰后合的男人，血管里流着和他们一模一样的血。
这个秘密，就这样被房道龙小心翼翼地守护了二十多年。
直到生命尽头，他都没能解开这个死结。
而当这个结最终不得不解开时，却是因为一场无法挽回的死亡。
04
秘密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尤其是当握着秘密的那只手逐渐失去力气的时候。
2004年，房道龙的身体每况愈下。前列腺癌的折磨让这个曾经的硬汉瘦得脱了相。
躺在香港养和医院的病床上，看着守在床前那个已经名满天下的儿子成龙，房道龙知道，有些话再不说，就只能带进棺材了。
在一个午后，他屏退了其他人，拉着成龙的手，第一次讲出了那段尘封往事：“其实你原本姓房。我在安徽老家，还有两个儿子，你是家里的老三。”
成龙愣住了。
此时的他已经是享誉国际的功夫巨星，习惯了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突然被告知自己还有两个从未谋面的哥哥，这种冲击力亚于他在电影里从高楼跳下。
但他毕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震惊过后，他选择了尊重父亲的过去。
同年，成龙对外宣布，将儿子陈祖名的名字正式改为“房祖名”，这算是他在某种程度上，对“房”这个姓氏的隐晦认祖。
然而，对于远在安徽芜湖的房仕德和房仕胜来说，他们并不知道这边的风云变幻。
他们只知道，父亲的电话越来越少，直到2001年之后，那根维系亲情的电话线，彻底断了。
那是一个漫长而煎熬的沉默期。
家里的座机成了摆设，寄出去的信像石沉大海。
兄弟俩无数次拿起话筒，听筒里传来的只有冰冷的忙音。
他们隐约猜到父亲可能病了，甚至可能……但他们不敢往下想。
直到2008年2月26日。
那个冬天特别冷。
房仕德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视，一条娱乐新闻赫然映入眼帘：“功夫巨星成龙之父陈志平，在香港病逝，享年93岁。”
这一行字，像一道惊雷，把房仕德劈得头晕目眩。
爹，走了？
没有遗言，没有通知，甚至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那个曾经承诺“常回家看看”的父亲，就这样在千里之外，孤零零地走了。
悲痛之后，是巨大的恐慌。
按照老家的习俗，父亲去世，儿子若不能披麻戴孝、摔盆送终，那就是最大的不孝，是要被戳脊梁骨骂一辈子的。
“大哥，咋办？我们要去香港送爹一程啊！”弟弟房仕胜哭红了眼。
“去！砸锅卖铁也要去！”房仕德咬着牙说道。
可是，怎么去？
摆在两个农村老人面前的，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
他们没有护照，没有通行证，更要命的是，他们根本联系不上成龙。
他们翻出了父亲生前留下的所有号码，一个个打过去，要么是空号，要么是成龙公司的官方回复：“你是谁？成龙大哥的亲戚？别开玩笑了，这种骗子我们见多了。”
电话被挂断的“嘟嘟”声，像耳光一样抽在兄弟俩苍老的脸上。
他们尝试找当地的部门，希望能开个证明，帮他们联系成龙。
但工作人员看着这两个穿着土气的老头，也是一脸为难：“大爷，这不是我们不想帮，人家是大明星，我们这级别也联系不上啊。”
时间一天天过去，距离父亲出殡的日子越来越近。
房仕德绝望了。
他站在自家破旧的院子里，看着父亲当年出钱修的族谱。族谱上明明写着他们父子四人的名字，紧紧挨在一起。可在现实中，那道无形的玻璃门，将他们隔绝在了两个世界。
一边是香港那场备受瞩目、名流云集的世纪葬礼；
一边是安徽农村里，两个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孤苦老人。
难道就这样算了吗？难道真的要做一个不孝子吗？
房仕德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他看着弟弟花白的头发，想起父亲临走时的背影，心一横，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也极其危险的决定。
他知道，只要迈出这一步，全天下的唾沫星子可能会淹死他们。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