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回答标题提的问题,没有,彭德怀跟浦安修没有进行法律意义上离婚,但直到1978年12月彭获彻底平反,得到中央全面、公正的评价和恢复名誉前,彭、浦这对二十多年的夫妻跟形同陌路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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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愤愤不平的彭德怀上“八万言书”为自己辩解,结果是又成焦点,遭猛烈批判。而这,也摧毁了他的妻子浦安修的精神世界。那样的政治高压,让浦安修感到了绝望,她选择离婚“划清界限”来摆脱这一切。

浦安修把离婚报告递到工作单位党委,但始终没有跟彭德怀提这事的勇气,最后她找到彭的侄女彭梅魁交底。彭德怀从侄女处听到这惊天霹雳般的消息,双目紧闭,沉默半响后才用嘶哑的声音说:“我的问题没有结束,她的压力太大了,离就离吧,这也是迫不得已,是政治需要,她也只好走这条路。”

婚姻走到这一步,彭德怀还温柔地对待浦安修,为不在场的浦安修找理由解释。

据彭德怀的养女左太北讲述,彭在家里从不大声说话,对浦安修向来百依百顺,在59年庐山会议前从没听说这老两口为某件事或有什么不同意见出现争执,家里非常温馨和谐。

左太北还说,自己对伯母浦安修印象最深的就是不会做家务,平时吃饭都是警卫员用一个大木盒子打饭回来吃。浦安修唯一一次做饭,是用高压锅连米带菜一起煮的菜饭。具体好不好吃,没人知道,总之后来她再没下过厨房了。不过彭德怀满脸微笑,一个劲地称赞好吃好吃。

虽说要离婚了,但不可能就一面不见结束了吧。一个周末下午,彭梅魁陪着浦安修来到吴家花园做最后告别,彭德怀也请来患难知己杨献珍见证。杨献珍是坚决反对他们离婚的,但事情走到这一步,他也不好再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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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杨献珍打定主意少说话,甚至是不说话,但是一个意外让他焦急万分,不说话不行。

见面后,不想离的彭德怀没说什么,只是挑了个大大的梨,用刀切成两半,将一半梨递给浦安修说:“我同意离婚,但不吃梨,因为我内心里是不愿意分手的。安修,你要是坚信我彭德怀是个无辜受害者,你就不要吃梨。如果你有丁点怀疑我是个反字号人物,就请痛痛快快地吃掉属于你的那半个梨,从此我们一刀两断。”

中国自古以来,夫妻之间都忌讳分梨吃,因梨的谐音是离,分梨即分离。浦安修听到彭德怀的话,又看到送到面前的梨,顿时泪流满面。犹豫片刻,她选择拿梨吃下。一旁的杨献珍试图阻止,急言道:“安修,不要吃梨!不要吃!”

浦安修最后还是把这半梨吃下,边吃边哭,最后说:“你们的话在撕咬着我的心,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场面了。”杨献珍愕然,没再说一句话。从没在浦安修面前动过粗的彭德怀,难过地抓起自己那半边梨,猛地往地上一摔。

浦安修不敢看彭德怀,低着头哽咽道:“老彭,我对不起你,请你以后保重。”彭看了看她,快步走开了。从此两人虽见过面,但没再说过一句话。见面也不是两人主动的,而是66年后被抓去同场批斗。从62年到66年,整整4年时间,双方没有一点往来,见面也没有。

说回离婚报告,由于事涉彭德怀,浦安修工作单位的党委不敢批,于是转来转去经过杨尚昆,转到周总理,最后转到邓小平处。邓看了看说:“我从来不管别人的家务事。”因此,彭德怀和浦安修在法律意义上是没有离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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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人走到形同陌路这一步,其实早有苗头,或者说是注定了的。首先,浦安修跟彭德怀1938年结婚时,20岁的浦参加过学生运动、妇女救国会、在校期间入了党,但并没有从事过那种艰苦的革命工作,她跟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毛主席的夫人贺子珍、贺龙的夫人薛明等人有很大的不同。康克清、贺子珍不消多说,井冈山的老革命,从长征走过来;薛明没有这些经历,但在天津做过秘密交通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还带着一支青年妇女抗日宣传队,全国各地跑。她们的革命意志是浦安修这样没经历过那种风雨的人所不具备的。

彭德怀59年庐山会议后经历的一切,毛主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遇到过,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处境更加糟糕,但尽管毛、贺二人日常吵闹不断,但分开离婚什么的却是半点迹象没有。贺子珍安安静静地给毛主席当秘书、带孩子。

在59年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和浦安修没经历过这样的政治风暴,或者说出现了也没有影响浦,所以两人一直很好。

在庐山上被批判后,就已经有两人婚姻即将破裂的各种明显迹象。出了这档子事,浦安修经常痛哭,她深知彭德怀不是那样的坏人,但还是忍不住埋怨:“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要去管经济方面的事情呢?这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呵!你为什么要写那封信呢?不写不行吗?”有时彭德怀也会好好解释,有时候也会生气地大声说话:“你懂得什么!就知道怕事!”

彭德怀决定舍去自己的工作职务,当老百姓下地劳动生产,浦安修继续工作吧。一天,彭德怀说:“你替我到尚昆同志那里说说,我没有工作了,我请求尽快给我找一个能劳动的地方,搬出中南海,实践我对毛主席的保证:劳动生产,自食其力,还可以一边读点书。”浦安修又流泪了:“你自己去吧。”彭又急又无奈地解释:“现在,哪儿我也不能去,这你还不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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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南海离开时,浦安修陪着彭德怀,但没过多久浦因工作地离吴家花园过远等缘故,搬到距工作地更近的地方住,越到后面越少回吴家花园了。发展到后面,两人的交流全靠侄女彭梅魁带信。一次彭德怀苦涩地对侄女说:“唉,你伯母怕成了这个样子呀。”

1962年多了个“里通外国”的罪名后,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找到彭德怀质问道:“‘里通外国’是怎么一回事?”彭怎么解释都不管用,嗓门越来越大;而浦安修也失去常态,咆哮起来。

后来再一次见面,彭德怀意识到自己情绪失控,安慰浦安修:“都是我连累了你,请你原谅。你很单纯,对党内的事情不清楚,还是不知道为好。”再之后,就是执意要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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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安修到底怕到什么程度呢?据彭梅魁回忆录讲述,一次她发现伯伯彭德怀下地受伤、身体不好,就写信给浦安修,请她帮忙劝一下,浦回信婉言拒绝。彭梅魁还说,她每次代伯伯彭德怀去看望浦安修,浦每次都在哭,还说”你伯伯这事株连九族”。

彭梅魁对此什么态度呢,她只说了一句:“听之任之,管它呢。你也不要着急,着急也解决不了问题。”彭梅魁的想法很简单,她相信伯伯不是坏人,没有伯伯就没有自己。

彭德怀获平反后,中央为其举行追悼会,浦安修到医院向杨献珍哭诉:“彭德怀是对的,他坚决不吃分手梨的决定对极了!而我,则吃错了分手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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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浦安修乳腺癌二次复发,有人到医院探望,试探性地问她为什么跟彭德怀离婚,她脸色刹那间变惨白,双手颤抖,泪如雨下。

浦安修确实是在彭德怀最困难的时候选择了离婚并离开,但这也给她的后半生带去常人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跟彭德怀离婚并离开,能怪浦安修吗?她只是个脆弱的普通女性,她承受不了那些痛苦,直到去世前跟人讲起,她说自己忘不了庐山会议和那十年的恐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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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浦安修只是在遇到连绵不绝的危机,束手无策时在婚姻中做出的正常选择。外人无可指摘。她虽然对彭德怀做出那样的事,可她该受的苦、该遭的罪一点没少。试看那么多老革命在政治风暴中都难以自持、处变不惊,何况她这样一个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