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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大义而不为,是为不义也。”这句古训如洪钟在耳,道破了人性抉择中最核心的伦理命题。所谓大义,是穿透私利迷雾的道德灯塔,是维系社会根基的精神纽带,它或许是家国存亡之际的挺身而出,是公平正义面前的刚正不阿,是危难降临之时的扶危济困。而当一个人清晰洞悉这份道义所在,却因怯懦、自私或侥幸选择袖手旁观,其行为便已然触碰了“不义”的底线。

大义并非高悬云端的抽象概念,它藏在具体的抉择之中。文天祥兵败被俘,元人以高官厚禄利诱、以死亡刑罚威逼,他望着南方故国的方向,在狱中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唱。他明知屈膝投降可保性命荣华,却更清楚“忠君报国”的大义早已融入血脉——放弃大义便是背叛信仰,坚守大义方能成就人格。与之相对,南宋末年的奸相贾似道,手握军政大权,明知元军压境、国势危殆,却沉迷声色犬马,匿报军情、私通敌国,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同样知晓“保家卫国”的大义,前者以生命践行,后者以私欲背弃,义与不义的分野,就在这“为”与“不为”之间。

“明知大义而不为”的不义,本质上是对良知的背叛,更是对社会公序的破坏。战国时期,廉颇负荆请罪的佳话背后,藏着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大义担当。当廉颇屡次寻衅,蔺相如深知将相失和会给秦国可乘之机,于是刻意回避、隐忍退让——他并非畏惧,而是清晰地将国家安危这一大义,置于个人荣辱之上。反观那些“各扫门前雪”的旁观者,面对欺凌弱小的恶行,明知“见义勇为”是大义所在,却以“事不关己”为由退缩;面对公共事务中的不公,明知“仗义执言”是道义要求,却因“怕惹麻烦”而沉默。这种不作为看似保全了自身一时安稳,实则助长了恶的蔓延,当每个人都选择逃避大义,整个社会的道德堤坝便会逐渐崩塌。

在当代社会,大义的践行更见平凡中的伟大。疫情肆虐之时,无数医护人员告别家人,义无反顾奔赴抗疫一线,他们明知病毒凶险,却以“救死扶伤”的天职为大义;河南暴雨中,普通市民组成人墙救援被困者,他们明知洪水汹涌,却以“守望相助”的温情为大义。而那些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商贩,那些隐瞒行程、造成疫情扩散的人,他们并非不知“守望相助”“诚信守法”的大义,却因贪婪与自私选择不为,这种行为不仅违背道德,更触犯了法律的底线,成为人人唾弃的“不义”之举。

坚守大义,从来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做出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在认清道义方向后,不回避、不退缩的那份担当。它可能是职场中拒绝利益输送的坚定,是网络上抵制谣言的清醒,是生活中帮助弱者的举手之劳。正如古人所言:“义者,宜也。”明知何为适宜的大义,却选择不适宜的不为,便是对“义”的背离。

“义”字当头,方能行稳致远。个人因坚守大义而成就品格,社会因人人践行大义而充满温度,国家因万众秉持大义而生生不息。别让私利蒙蔽双眼,别让怯懦占据心灵,当我们在每一次抉择中都能回应大义的召唤,便不会陷入“明知大义而不为”的不义困境,方能以坦荡之心,立于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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