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的一个夜里，香山顶上的松林被灯光映得斑驳，毛主席在双清别墅等刘仲容到来。屋外风大，屋里却安静得只能听见木地板的轻响。就在这座小楼里，关于“君子协定”的雏形第一次被摆到桌面。
把视线稍微往前拨一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连珠炮似的结束，北平城的雪还没化，蒋家的根基已经摇得上下皆知。主政南京的李宗仁临危受命，内部倚重的是桂系；他与白崇禧一文一武，手里攥着华中那十多万精锐，还残留些早年北伐结下的人脉。对他们来说，如何在巨变前保住“基本盘”才是第一要务。
毛主席判断：桂系同蒋介石有裂缝，也和中共存在谈判余地。要想尽快结束战事，把这道裂缝撬开是捷径。于是出现了那封没有把李宗仁、白崇禧列进第一批战犯名单的公告，这不是疏忽，而是明确的信号：桂系尚有选择。
消息传到南京，李宗仁心里有些触动，却拿不定主意；白崇禧则更实际，他看重的是兵力和江防。刘仲容奉命北上，就是要摸清中共底牌。毛主席当面告诉他：“不让我们渡江，这条路走不通。”短短一句话，既表决心，也划底线。对话并不多，却让刘仲容明白：主动权已不在江南一侧。
桂系也并非坐以待毙。安庆、下花园两处部队被围，白崇禧急电求缓。解放军随后松围并返还武器，外人看来近乎“大方”，其实是进一步拉近距离。军事压力退一步，政治谈判才有空间。
4月初，张治中领衔的和谈代表团进北平，六名成员里黄绍竑与刘斐都是桂系旧识。毛主席单独见他们，主要目的仍是“劝”。他说得直白：“只要你们不打，我们可以三年不进广西。”这句话后来被概括为“君子协定”，其核心就是“人民少受损失”——越早停火，地方破坏越小，社会成本越低。
白崇禧对此并不买账，依旧坚持“划江而治”。现实却不站在他那边。4月21日，百万大军强渡长江。江水涨，夜色深，解放军火力铺天盖地，白崇禧所谓“海空优势”根本无从施展。南京守不住，李宗仁选择飞往广州；渡江成功的电讯传到前线，桂系防线瞬间失衡。
彼时中共中央依旧没死心。海竞强被释放回南京试图再劝；黄启汉绕道香港传话称“北京依旧留有余地”；甚至在总攻动员令里也写下：若李宗仁政府愿签字，可以留给最后机会。所有动作都围绕一个目标——减少战争范围，降低民众代价。
遗憾的是，桂系高层始终观望。一边想依托美国可能的援助，一边担忧蒋系报复，结果就是在关键节骨眼动弹不得。8月李宗仁返广州打出“戡乱到底”口号；11月干脆飞美“治病”。桂系余部拖到年底，终在广西境内被人民解放军各个击破。白崇禧狼狈西逃，昔日“天下第一军师”再无翻盘筹码。
1965年7月，李宗仁带着病体回到北京，见到毛主席的第一句话据说是：“当年未签协议，终成憾事。”历史不接受假设，机会只在当下。纵观1949年春夏那几个月，桂系如果抓住“君子协定”，恐怕能为广西、湖南、湖北乃至两广地区省下难以统计的生命与财产。对中共而言，少打几仗，既减员又省钱；对桂系而言，保人保地，仍可在新政权里找到角色。
局势滚滚向前，没有谁能逆流而上。毛主席在香山提出的条件实在宽厚，甚至可以说是战略上的慷慨。军事可以取胜，政治却要服人。只可惜，白崇禧没算明白这笔账。最终，桂系苦心经营二十多年的地盘付之一炬，广西仍需人民自己重建。
1949年的春风依旧会吹过长江，只是当年没做出的决定，再多风也吹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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