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春的延安，午夜的枣园仍透出炭火微光。周文楠裹着旧呢大衣，手里攥着一张薄薄的纸条——那是她准备递给中央组织部的再婚申请。她犹豫了一下，还是转身敲响了毛泽东办公室的门。
门开后不久，只听毛泽东轻声一句：“这么晚，有事？”一句寻常问候，却让周文楠几乎握不住那张纸。她深吸一口气，把来意说得干脆：自己与王英樵感情稳定，希望组织批准结婚。
这一幕距离她与毛泽覃生离死别已过去五年。把记忆拨回1925年，长沙学潮此起彼伏。青年毛泽覃在街头散发传单，恰巧遇见刚送完情报的周文楠；一句“同志，辛苦”埋下情缘。那年秋天他们同赴广州，婚礼极简：几张木桌、一块红布。彼时两人只谈理想，不谈柴米。
大革命失败突如其来。1927年春夏，清乡队满城缉捕，夫妻不得不分路。毛泽覃转战南昌、井冈山；周文楠则回到长沙待产，以地下身份继续工作。9月的一个雨夜，她产下儿子毛楚雄，隔日又顶着高烧外出联络——白色恐怖里，产褥期意味着奢侈。
次年，长沙沦陷，她被捕入狱。三次严刑，始终咬紧牙关。1930年彭德怀攻城，铁门轰然倒塌，她才得以重见天日。出狱后，她随红军辗转江西苏区，在红十六军政治部写标语、编壁报，熬夜磨破了指节。
1934年主力长征前夕，她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莲花县失散那一次，她落到地方武装手里，本以为凶多吉少，却被一顶轻轿神秘送出——十几年后她才知是周邦杰暗中相救。风雨里，生死常常只隔一扇门。
1935年底，她听说毛泽覃已在瑞金突围中牺牲，同时又得知贺怡与毛泽覃早成伉俪。消息如钝刀，疼，却无法责怪任何人。枪林弹雨下，爱情多半靠命运裁剪，她选择默默祝福。
抗战全面爆发后，湖南省工委把她秘密转到韶山。毛泽东得讯，特地写信邀请她赴延安，并随信寄来二十块大洋路费。周文楠揣着那封信走了一个多月，才在1939年底抵达陕北黄土高坡。
再回到延安的那间窑洞。毛泽东放下手中文件，听完她的申请，只淡淡一句：“婚姻自由嘛，这是苏维埃早就定下的。你再婚，我不干预的。咏菊为革命牺牲，他的精神不朽，活着的人要好好活。”
话音不高，却把周文楠心中最后的顾虑扫净。她郑重点头，把申请交到组织。1941年初，她与王英樵补办登记，炊烟里没有仪式，只有一碗糊糊。战事紧迫，双方便继续各自岗位，偶尔相逢，也只是匆匆一句“保重”。
毛泽东对“再婚”二字一直持开明态度。同样的态度，他后来也给了儿媳刘思齐。1950年毛岸英赴朝鲜阵前请命，毛泽东虽心里不舍，仍批示同意。噩耗到来后，他整整迟了三年才向刘思齐透露真相，害怕年轻的儿媳承受不住。在多次劝说之下，刘思齐终于在1962年和杨茂之组建新家。毛泽东托人送去三百元，依旧一句：“总得往前走。”
再把镜头拉回周文楠。1946年，中原突围时，儿子毛楚雄壮烈牺牲。接到阵亡电报，她在宿舍窗前站了一夜。天亮后，她照常去保育院带孩子，只在笔记本的扉页写下一行：楚雄，妈妈以你为荣。
新中国成立后，她被分配到哈尔滨，主持市妇联工作。文件堆成山，她却常常抽空记录江西、湖南地下斗争的细节，担心后人遗漏。1982年离休时，她留下两万余字回忆稿，大半是夜里咳嗽间写成。
1992年9月5日，周文楠病逝于哈尔滨，享年八十一岁。此前半年，她还委托家属向韶山纪念馆寄去一千元，信里写：“个人绵薄，以表心意。”一千元并非巨款，但对那位久病卧床的老人而言，掏出这笔钱并不轻松。
周文楠、毛泽覃、毛楚雄，这一家三代的名字散落在不同的烈士陵园，却以另一种方式团聚在史册中。毛泽东曾说：“为革命，个人得失算不得什么。”周文楠用一生作答：把个人悲欢让位给时代需要，这就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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