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初秋，秦岭深处。
一位年轻的红军战士，在行军前从贴身口袋里取出一张边角磨损的照片看了好一会儿，又小心地塞了回去。
他叫毛楚雄，19岁，从小跟着外婆长大。
照片上的人，是他从未谋面的父亲——毛泽覃。
这事儿要从头说起，绕不开一个人：周文楠。
她是毛泽覃的遗孀。
也是毛楚雄的母亲。
更是一位经历过4次牢狱、从白色恐怖中走出来的女共产党员。1940年，她站在延安枣园的一孔窑洞门前，犹豫了很久。
那时候的她，已经是保育院的一名老师了。
日子虽苦，但总算能喘口气。
可她心里知道，自己想要的不是喘气——是重新过日子。
她要再婚。
可她是烈士遗孀。
更别说她要面对的，是毛主席。
她终于开了口：“主席，我想过自己的生活了。”
毛泽东放下手里的文件，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窗边。
那天风很大，尘土刮得窗棂咯咯响。
他没直接说同意或不同意，只问了一句：“楚雄现在跟着周外婆？”
“是的。”她回答。
毛主席点点头，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共产党宣言》，翻到扉页。
那上面还有毛泽覃留下的笔迹。
他看了一会儿，说：“我没有意见。
但有个条件——你们要好好生活，不能忘了泽覃是为谁流的血。”
就这么一句话，周文楠眼圈红了。
不是难过，是一种放下。
从1924年他们在长沙相识，到如今进窑洞请示，已经过去整整16年。
说起来，她和毛泽覃的事儿，其实挺戏剧性的。
1924年夏天，长沙特别热。
那时候周文楠还在含光女子职业学校读书。
有一天，学校来了个代课老师，穿着长衫，操着一口湘潭口音，进门就在黑板上写了八个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那人就是毛泽覃。
他讲课不按课本来，从《新青年》讲到安源罢工，说得满堂热血沸腾。
周文楠那时不过十七八，却听得入了神。
课后两人慢慢接触上了。
恋爱、革命、结婚，一切都来得快。
1926年，他们在广州结婚。
周文楠穿的是母亲陪嫁的苏绣旗袍，可袖子里缝着一枚镰刀锤子徽章。
那年头，婚礼上带着党徽的，也不多见。
可好景不长。
第二年，“四一二”政变爆发，他们被迫分别。
周文楠在长沙被捕，怀着身孕坐牢。
孩子出生那天，外头正是枪声不断。
她生下毛楚雄的那一刻，手腕还留着刑讯留下的瘀青。
毛泽覃那会儿在江西做地下工作，消息极不通畅。
后来有人传言说周文楠母子已经死了。
他信了这话，在苏区另组家庭。
但谁也没想到，这个误会一持续，就是七年。
1935年，毛泽覃在福建作战牺牲。
消息传到延安时，周文楠已经带着小楚雄辗转多地，靠党的接应才活了下来。
她是从地下党那里听说毛泽覃早已另组家庭的。
她没怨过谁，只在回忆录里写了一句：“个人的悲欢，像延河里的浪花，刚翻起来就被卷走了。”
1940年，她到了延安，成了一名小学教员。
那时候她已经不年轻了，沉默寡言，但做事利落。
那年冬天，她遇到了王英樵——一个也来自湘潭的老同志。
两人说话都有乡音，听着亲切。
慢慢地，就有了感情。
可她毕竟是烈士遗孀。
那段时间，她经常夜里独自坐在教室里，手里拿着那枚旧党徽。
她犹豫了很久，才决定走进那孔窑洞。
之后的事，毛泽东说得清清楚楚，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他没有阻拦，也没有赞成，他只是提醒：“你不能忘记，泽覃是为新中国流的血。”
话就这么说了。
可这话分量不轻。
他们后来结了婚。
楚雄继续跟着外婆生活。
王英樵对这个孩子很好，把他当成亲儿子一样照顾。
楚雄长大后，也参了军。1946年，他随王震部队长途跋涉，穿越秦川。
那个年代的部队，什么都缺，吃不饱穿不暖，可大家都不叫苦。
他主动请缨做警卫员，走在最前头。
可惜，没能回来。
他死在宁陕县东江口的密林里。
那地方，后来成了三位烈士的埋骨之地。
还有一个人不能忘。
就是周陈轩，周文楠的母亲。
那位裹着小脚、讲究礼仪的老太太，年轻时是道台的遗孀，晚年却在韶山冲的土屋里，一边种菜一边带外孙。
她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送走了女儿、女婿、外孙。
1956年，王英樵进京汇报，毛主席问他：“周外婆还能吃得动东北的酸菜不？”王笑着说：“能，每顿两碗高粱饭。”
毛泽东点点头，说：“这可是咱们家的功臣。”
1992年，哈尔滨。
周文楠病重，意识模糊，突然挣扎着要纸笔。
她在病历纸上写下几个字：“四十八年…楚雄…”
她最后的目光落在床头柜上。
那是一张黑白旧照片，毛泽覃站在讲台上，粉笔灰落满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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