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严大夫，您快看看这孩子！」
1981年秋，北京顺义县牛栏山村的土屋里，68岁的严仁英蹲在炕沿，掀开襁褓——婴儿头骨裂开，脑组织外露。
严仁英在顺义调查的三年里，这样的畸形儿她见了127个。
01
1981年10月15日，68岁的严仁英坐在去往顺义县的长途汽车上。车窗外是一片片枯黄的玉米地，颠簸的土路让她的胃一阵阵翻腾。
两年前，北大医院全体投票选举院长，她全票当选。同事们以为她会在这个位置上干到退休，可她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放下手术刀，组建优生保健组，跑去农村做调查。
「严院长疯了。」医院里有人这么说。
放着北京最好的妇产科不做，跑去农村搞什么保健？
可严仁英心里清楚，临床医学救得了一个人，救不了一群人。
车在牛栏山村口停下。村支书老王迎上来，脸色不太好看。
「严大夫，又有个孩子出了问题。」
老王领着她穿过几条泥泞的巷子，推开一扇木门。屋里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和奶腥味。
炕上躺着一个年轻女人，脸色蜡黄，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旁边放着个竹篮，里面包着孩子。
严仁英走过去，掀开包被。
她愣住了。
这是她从医四十年来见过最严重的畸形之一。婴儿头顶扁平，本该有大脑的地方只剩一层薄膜。孩子还活着，发出微弱的哭声。
「大夫，我这孩子……」女人哑着嗓子开口。
严仁英摇摇头。
这种畸形，孩子活不过三天。
她在笔记本上记下：1981年10月15日，牛栏山村，无脑儿，男婴。
这已经是本子上的第40例。
严仁英没有马上离开。她坐在炕沿上，问那个女人：「怀孕时吃过什么药吗？」
「没有。」
「家里有人得过什么病？」
「没有。」
「怀孕前后，吃饭正常吗？」
女人顿了顿：「也就窝窝头、咸菜，哪有什么好吃的。」
严仁英在本子上又记下几笔。
回到县卫生院临时办公室，她把三年来收集的病例摊开。
顺义县7个乡，1981年至1983年，共监测新生儿2147例，神经管畸形127例，发生率5.9‰。
全国平均水平1‰。
按中国每年2000万新生儿计算，全国每年有将近12万个畸形儿出生。
12万个！
严仁英放下笔，揉了揉发酸的眼睛。办公室灯泡忽明忽暗，墙上挂历翻到1983年11月。
她在顺义待了整整三年，骑着自行车走遍每个村子。她见过脊柱裂开、内脏外露的孩子，见过头骨畸形、眼睛长在一起的孩子，见过太多抱着死婴痛哭的母亲。
可她还是没找到原因。
为什么这些畸形儿集中出现在农村？
为什么顺义的发生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983年12月，严仁英回到北京。
她把调查报告整理成厚厚一沓材料，直接送到卫生部。报告里写得很清楚：神经管畸形已成为中国新生儿死亡的首位原因，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可措施是什么？她也不知道。
报告递上去，石沉大海。
严仁英并不意外。80年代初，国家刚开始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是第一要务，谁会关注一个看起来离普通人很远的医学问题？
她没有放弃。
1984年春节刚过，严仁英做了个决定：申请国际合作。
这个想法很大胆。当时的中国刚刚打开国门，国际医学合作几乎是空白。可她知道，凭国内现有技术和资金，短时间内很难攻克这个难题。
她需要国外的钱、国外的技术、国外的经验。
可谁会帮中国？
02
1913年11月26日，天津严家大宅。
严仁英出生那天，父亲严智崇正在英国留学。祖父严修抱着小孙女，给她起名「仁英」——仁心仁术，闺英闱秀。
严修是谁？
清末翰林，近代教育家，南开学校创办人。1904年，他和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中学。1917年，又创办了南开大学。
严家在天津，是真正的名门望族。
可严仁英6岁那年，父亲病逝。13岁那年，祖父也去世了。
两场丧事，让小小年纪的严仁英明白了一个道理：再多的家产，也买不回亲人的命。
她想当医生。
1932年，19岁的严仁英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三年后，她又以前三名的成绩，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
协和，那是中国医学教育的圣地。
1906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京建立协和医学院，引进美国医学教育体系。到了30年代，协和已是亚洲最好的医学院，没有之一。
可协和的淘汰率也出了名的高。
严仁英记得，刚入学时，班里有82个人。到毕业时，只剩下47个。
协和的规矩很严：每门课低于70分，直接退学，没有补考机会。
可严仁英不怕。她从小在祖父教育下长大，养成了扎实的学习习惯。在协和的五年，她的成绩始终保持在前三名。
在协和，她遇到了改变一生的人——林巧稚。
1937年夏天，严仁英到协和医院产科实习。
那天，产房里来了一个难产的孕妇，宫口开了六个小时还没开全，疼得在床上打滚。
值班医生束手无策，急忙叫来了林巧稚主任。
林巧稚进产房时，严仁英正站在角落里。
她看到林主任没有立即检查产妇，而是先在床边坐下，握住产妇的手。
「别怕，我来了。」林巧稚的声音很轻。
产妇抬起头，眼泪还挂在脸上，可不哭了。
「现在是什么感觉？肚子还疼吗？」
「疼……」
「对，会疼。因为孩子要出来，得给他腾一条路。你的身体在帮他开门，所以会疼。再忍一忍，门开好了，孩子就出来了。」
林巧稚一边说一边检查宫口，一边摸产妇肚子。
不到十分钟，产妇平静下来。
又过半小时，孩子顺利出生。
严仁英愣住了。
她跟过好几个产科医生，从没见过有人能把产妇哄得这么听话。林主任用的不是技术，是心。
下了班，严仁英追上林巧稚：「林主任，我能跟您学吗？」
林巧稚打量着这个高个子姑娘：「想学什么？」
「学怎么做一个好大夫。」
林巧稚笑了：「好大夫不是学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从那以后，严仁英就跟着林巧稚，白天查房，晚上值班。她学会了怎么摸宫缩，怎么听胎心，怎么在产妇最痛苦时，握着她的手，告诉她「别怕」。
1940年，严仁英拿到协和医学院博士学位，留在妇产科做住院医生。
那一年，她27岁。
林巧稚把她当接班人培养。
可一年后，一切都变了。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
12月8日，日军占领协和医院。
协和关门了。
严仁英也失业了。
林巧稚在东堂子胡同开了个小诊所，严仁英则和刚结婚的丈夫王光超，在西单旧刑部街开了个「王光超诊所」。
表面上看，这就是个普通的小诊所。
可实际上，这里是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的联络点。
严仁英的丈夫王光超，利用诊所掩护，秘密为平西根据地运送药品。每次有「特殊病人」来看病，严仁英就知道又有药要送出去。
她负责把药藏在药箱底层，上面盖纱布、棉签。如果有人检查，就说是备用急救品。
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
03
1946年，北大医学院复校。
林巧稚受聘为北大医院妇产科主任，点名要严仁英做住院总医师。
严仁英又回到临床一线。
半夜，急诊来了个产妇，从密云用门板抬来。等抬到医院，孩子的一只手已从产道伸出来。
这种情况基本没救。
产妇死了，孩子也死了。
严仁英站在手术室外，看那块沾满血的门板。
那时的中国，孕产妇死亡率5‰，新生儿死亡率20%。
每五个产妇里就有一个会死。
每五个孩子里就有一个活不过一岁。
生孩子就是过鬼门关。
1948年秋天，严仁英有了一个出国进修的机会。
在林巧稚帮助下，她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部学习。
在美国，她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医疗体系。
美国的孕妇，从怀孕第一个月就开始产检。医生会告诉她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检查。
整个孕期，医生要见孕妇十几次。
生孩子时，产房里有专门的麻醉师、儿科医生、护士。
产后，还有护士上门做家访，检查产妇和新生儿的恢复情况。
这就是「围产保健」。
围产期，指的是从怀孕第28周到产后一周这段时间。在这个阶段加强监护，可以大大降低母婴死亡率。
严仁英第一次知道，原来妇产科不只是接生，还可以做这么多事。
1949年10月，严仁英和丈夫王光超登上回国的轮船。
船上，他们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
严仁英站在甲板上，望着远处的海平线。她心里有个模糊的想法：如果能把美国的围产保健体系引进中国，会怎么样？
可那时候，这只是个梦。
回国后的三十年，严仁英一直做临床。
1949年11月，她参与为妓女检查身体的工作。1951年，跟随慰问团前往朝鲜。1964年，带医疗队到密云开办"半农半医"教育班。
她当过北大医院妇产科主任，接生过上万个孩子。可她心里始终有个结解不开：
临床医学永远只能事后补救。
真正能改变现状的是预防。
1979年，66岁的严仁英被选为北大医院院长。
同事们以为她会在这个位置上安安稳稳干到退休。
可她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优生保健组」。
「我要做围产保健。」她在全院大会上说。
底下一片哗然。
妇产科主任站起来：「严院长，您这是要革临床的命啊。」
严仁英点点头：「对，革临床的命。」
在场的人都不理解。做临床，有手术费，有奖金，有成就感。做保健，什么都没有，还得下乡受罪。
可严仁英心意已决。
她调集了北京妇产医院、北医三院、301医院的几个妇产科主任，组成一个团队。
1980年春天，她带着这个团队，去了顺义。
04
顺义县，距离北京市区40公里。
1980年，这里还是一片农村。
严仁英第一次来顺义，是坐长途汽车。车在土路上颠簸了两个小时，她下车时，腿都站不稳了。
县卫生院的人来接她。院长姓刘，四十多岁，黑黑瘦瘦。
「严院长，条件简陋，您别嫌弃。」
刘院长带她去看宿舍——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脸盆架。
严仁英笑了：「挺好，比我在密云住的地方强多了。」
第二天，她就开始下乡。
顺义县有7个乡，她给自己定了个目标：每个乡都要去，每个村都要走。
村里没有公路，她就骑自行车。
67岁的严仁英，骑着一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戴着老花镜，在乡间土路上颠簸。
同行的年轻医生看着都心疼。
「严老师，您歇会儿吧。」
「不累。」
每耽误一天，就可能有一个畸形儿出生。
1981年6月，严仁英在牛栏山村遇到第一个神经管畸形的孩子。
那是个脊柱裂的女婴。孩子后背裂开一道口子，能看到里面的神经。
孩子的母亲才22岁，抱着孩子哭得撕心裂肺。
「大夫，我这孩子能治吗？」
严仁英摇摇头。
脊柱裂没法治。就算做手术把裂口缝上，孩子也会瘫痪，大小便失禁，一辈子离不开床。
「那……那我该怎么办？」
严仁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只能在本子上记下：1981年6月12日，牛栏山村，脊柱裂，女婴。
这是她记录的第一例。
到1983年11月，她的本子上记了127例。
无脑儿、脊柱裂、脑膨出……各种各样的神经管畸形，严仁英都见过了。
她开始注意到一些规律：
这些畸形儿的母亲，大多营养不良。
怀孕期间，几乎不吃新鲜蔬菜。
家里穷，顿顿窝窝头、咸菜。
1982年秋天，严仁英去了一趟北京图书馆。
她要查资料。
在一堆英文文献里，她找到一篇1976年发表的论文。论文作者是英国的一个医生，研究的就是神经管畸形和叶酸的关系。
论文里写得很清楚：叶酸缺乏，可能导致胎儿神经管发育异常。
严仁英愣住了。
叶酸？
她知道这个东西。叶酸是一种维生素，主要存在于绿叶蔬菜里。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必须从食物中获取。
可中国的农村妇女，冬天哪有新鲜蔬菜吃？
她突然明白了。
顺义的孕妇，不是得了什么病，是缺营养。
缺叶酸。
1983年11月，严仁英整理完所有数据，写了一份报告。
报告很厚，足足有五十多页。
她在报告最后一页写道：
「建议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叶酸补充对预防神经管畸形的作用。」
报告递到卫生部，卫生部转到妇幼司。
妇幼司的人看完报告，打电话给严仁英：「严教授，您的建议很好。可您知道，国际合作需要多少钱吗？」
严仁英说：「我知道。所以我申请美国的资助。」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您联系好了？」
「还没有。但我会去联系。」
严仁英说这话时，已经70岁了。
05
1983年12月，北京举办了一场国际会议——「欧洲中国围产监测研讨会」。
来了不少国外专家。
改革开放刚开始几年，这样的国际学术会议还不多见。中国的大门刚刚打开，西方医学界对中国的医疗状况知之甚少。
严仁英抓住这个机会，在会上做了一个报告。
她用流利的英文，讲述中国神经管畸形的现状。
PPT上，是一张张畸形儿的照片。
会场安静得针落有声。
报告结束后，一个美国人走过来。
「严教授，我是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奥克莱。」
奥克莱博士伸出手。
严仁英握住他的手：「您好。」
「您的报告让我很震惊。中国的神经管畸形发生率，是美国的五倍。」
「所以我需要帮助。」
奥克莱博士想了想：「我可以向CDC申请一个合作项目。但您得给我详细的数据和方案。」
严仁英点点头：「我会准备的。」
会议结束后，严仁英连夜写了一份英文的项目方案。
方案很详细：
研究目标、研究方法、样本量、预算……
她把方案寄给了奥克莱博士。
1984年春天，严仁英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信。
信是奥克莱博士寄来的。
「CDC同意资助这个项目。但我们需要先到中国实地考察。」
严仁英立刻给卫生部打电话，申请接待美国专家。
卫生部很重视，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小组。
1984年6月，奥克莱博士带着一个五人团队，来到北京。
严仁英带他们去了顺义。
美国人看到顺义的医疗条件，都惊呆了。
县卫生院连X光机都没有，孕妇产检就是医生用手摸肚子。
「严教授，这里的条件太差了。」奥克莱博士说。
「所以才需要帮助。」严仁英平静地说。
奥克莱看着她，忽然明白了什么。
这个70岁的中国老太太，是认真的。
考察结束后，双方坐下来谈合作细节。
美方提出：由CDC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中方提供研究现场和人员。
严仁英同意了。
可就在签约前夕，出事了。
1985年初，项目因故搁置。
严仁英给奥克莱博士写信，但没有回音。
一直等到1987年，她再次写信。这次以个人名义。
「亲爱的奥克莱博士：
我是严仁英。两年前我们曾讨论过合作，后来搁置了。
但这两年，中国又有20万个畸形儿出生。20万个家庭陷入绝望。
每拖一天，就有更多孩子受苦。
如果您还愿意合作，我还在这里等您。
严仁英 1987年5月」
三个月后，奥克莱博士回信了。
「严教授：
我被您的坚持打动了。
CDC同意重启这个项目。
我们下个月会再去中国。
奥克莱 1987年8月」
严仁英看完信，眼泪掉下来。
1987年10月，奥克莱再次来到北京。
这次，双方谈得很顺利。
可新的问题出现了。
奥克莱说：「严教授，国际上已经证实，叶酸可以预防神经管畸形。现在的问题是，补充多少剂量最合适。」
严仁英明白他的意思。
如果只是验证叶酸有没有用，这个项目价值不大。
必须找到最佳剂量。
「我建议做一个对照研究。」奥克莱说，「一组服用0.4毫克叶酸，一组服用0.8毫克，还有一组作为对照，不服用叶酸。」
严仁英想了想：「0.4毫克和0.8毫克，有什么区别？」
「0.8毫克是国际上常用的剂量。但0.4毫克更便宜，更适合大规模推广。」
严仁英点点头：「那就这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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