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2月18日，北京新下的雪刚没过脚面，寒风裹着冰碴直往脖子里钻。湖南学生代表团站在新华门外，领头的毛泽东、杨树达被北洋卫兵挡在门口。三小时僵持，冷气被愤慨烧得发烫，这一天，两人并肩的身影刻进彼此记忆。三十六年后，他们再见，情形却截然不同。
1955年6月20日傍晚，长沙夏日闷热。杨树达已71岁，重度哮喘，坐在小院藤椅上喘得厉害。忽听门口传来熟悉脚步声，随行卫士还没来得及通报，毛泽东已快步进院，一把握住老师的手。短暂寒暄后，毛泽东让警卫去药房，又从衣袋摸出厚厚一叠钞票，悄悄塞到师母手里。
当时500元到底意味着什么？1955年普通工人月薪二三十元，县城中学教师也不过五六十元，这笔钱抵得上一户人家整整一年的开销。师母还没回过神，杨树达已抬头，眉心紧锁：“润之，你哪来这么多钱？”语气里既担忧又固执，他素来痛恶贪墨，宁可自己捱苦，也不愿学生染上不明财源。
随行的周世钊看出误会，赶忙说：“先生放心，主席所得皆为稿费，他日常开销一概由组织核定。”毛泽东点头补充：“我写文章讲的都是先生教的字句，这钱也当是对您教诲的报答。”杨树达这才舒展眉头，长出一口气：“老了心眼却没少，倒是错怪你。”一句调侃，把几分尴尬化作笑声，却也勾起往事。
回到1913年，年轻的毛泽东初进湖南四师，国文课第一次听杨树达讲《古文辞类纂》。他发现这位老师不仅熟读经史，还能把甲骨小篆、英法德文串到一堂课里，山里来的学生一下被打开了眼界。课后，他常抱着一摞笔记本去请教，杨树达见这学生眼里有火，也乐得倾囊相授。
1918年毕业，南昌起义还未发生，俄国十月革命却已传遍中国。毛泽东筹办《湘江评论》，杨树达悄悄拿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两块大洋帮他付印。到了“驱张”运动，杨树达更以学界代表身份随行北上。在新华门外，大雪打湿了棉衣，杨树达喘着粗气对卫兵吼：“湖南快翻天了。”当夜他们住劝业场的破旅社，几个人围一盏煤油灯，从驱逐张敬尧一直谈到救国方策。多年后想起，毛泽东依旧说：“那盏灯光最亮。”
1920年6月，张敬尧狼狈撤离长沙，“驱张”告捷。路线逐渐分叉：毛泽东奔赴上海筹建党组织，杨树达留在讲台潜心古文字。只是他始终关注红军消息，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时，他写下“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相赠。1949年夏，长沙即将易帜，杨树达出面劝陈明仁、程潜起义，为和平解放湖南立下大功。短短四个月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新中国成立，远在湘江之滨的老师以省人大代表身份致电祝贺。
时间来到1954年，杨树达病情加重，寄来新著并附信：“久未晤面，颇思一谈。”毛泽东回信叮嘱静养，说待病势缓和必邀北上。没想到第二年自己率团赴湘，便成了这场探望。那500元不仅是稿费，也是久别重逢的一份心意。 毛泽东握着老师的手轻声说：“学生无甚可报，聊供买药。”杨树达眼里湿润，侧身咳得更加剧烈。毛泽东端来痰盂，轻拍老师背部，师母想接过去，他却摆手：“该做的。”
中秋前夕，两人在北京再聚，中南海颐年堂灯火柔和。酒菜素雅，几块月饼，两碟清炒，老同学李达、李富春作陪。席间谈起新华门对峙，毛泽东问：“那时您怕不怕？”杨树达哈哈大笑：“冻得直哆嗦，顾不上怕。”笑声滚动，月色也柔。谁也没想到，这成了师生最后一次长谈。1956年2月14日，杨树达病逝，享年72岁。灵柩送岳麓山时，长沙细雨濛濛，毛泽东致唁电：“树达先生，文章千古事，天下一心人。”
关于稿费的事，杨树达走后流传更广。1950年代末，毛泽东每年稿费约三万余元，全部上交，由工作人员提存零用。他个人衣食住行维持在部长级标准以下，但帮助朋友却毫不含糊。章士钊的故事最典型。1920年两万银元旧账，毛泽东硬说“债务”分十年偿还，每年两千。章士钊拒收，他就托章含之转告：“我毛泽东欠账必还。”十年后本金完毕，又开列“利息”，直到章士钊1973年去世才停。外界难以想象，一个掌握国家大权的人，会把沉甸甸的馈赠包得像极普通信封偷偷交给朋友。
同样的情谊还落到更多普通人身上。驻中南海的门卫生病，他指着桌上书稿说“从这里领钱给他”；北京城南的老黄包车夫无力医治肺病，他让秘书送去三百元抚恤金。有人统计，仅1950—1965年，毛泽东个人稿费捐助就超过十万元，若折算米价，大致相当于今天几百万元。
“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杨树达的评价，半个世纪后仍适用。师生的交往始于一堂国文课，经历北上请愿、兵火纷飞，再到新中国成立。一个投身政治，手握乾坤；一个深耕学术，守护文化血脉。两条道路在1955年那场探望里交汇，而那叠被质问来历的500元，成为他们半生情义的见证，也映照出一种少有人知的朴素情怀——行于国是，心系师门，手中有稿费，心中有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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