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和厨师最好别得罪，结果斯大林把自己的保健团队全送去西伯利亚了，中风后全莫斯科临时凑的医疗团队全都噤若寒蝉，不敢下诊断意见。不过中风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毕竟斯大林生活习惯极其恶劣，已经74岁了，但晚上喝酒喝到很晚，别的老头稍微有一丢丢养生意识就早睡了的时候，斯大林的狂欢才刚开始。一气搞到凌晨三四点，然后醉醺醺睡去……
那一夜，外头还是冬天的寒气，2月28日的黑夜里，斯大林的别墅却亮如白昼，屋里空气中弥漫着酒精和烟草的味道，桌上酒瓶东倒西歪，红色的格鲁吉亚葡萄酒和无色的伏特加混成一滩。
已经凌晨三点多了，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一同陪坐，谁都不敢先开口告辞，斯大林偏爱这种半醉半醒的热闹，仿佛只有在醉意中，他才稍觉安心。
这位苏联的铁腕统治者，年近七旬，身体早已在疾病与压力中摇摇欲坠，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像无形的锁链，一点点勒紧他的生命。
医生曾多次劝他节制作息，但谁敢逆他的意？更多的时候，医生的忠告换来的不是感激，而是猜忌，斯大林怀疑这些医学专家在密谋害他，结果最了解他健康状况的医生们，都被投入了监狱。
厨房里的人也难逃厄运，换了一拨又一拨，人人噤若寒蝉，屋外的警卫同样小心翼翼，生怕一个不合时宜的举动惹怒了这位掌权者。
3月1日的清晨，斯大林踉跄着回到房间，关上厚重的门，留下外头的警卫如石像般站立，按照惯例，只要门关着，就没有人敢擅自进去。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太阳从厚窗帘缝隙里探出一缕光，屋内却毫无动静，直到夜色再次降临，警卫们终于意识到异常，才有人鼓起勇气推门进去——这才发现，改变历史的一刻已经悄然降临。
屋里静悄悄的，斯大林倒在地上，脸朝下，右半边身体完全动不了，衣服下摆沾了水渍，嘴角还有一点血迹，看得出来是中风了。
可谁都不敢大声喊，怕惊动了大人物，警卫赶紧上报，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才慢吞吞赶来，贝利亚一边摆手让人别慌，一边小声嘟囔：“没什么大事，等着医生吧。”
医生是临时找来的，都是些在大医院工作但对斯大林身体一窍不通的人，原本专门给斯大林看病的那帮人，此刻还在西伯利亚挨冻。
医生进屋的时候，气氛压抑得像是有人刚刚被判了死刑，没人敢先开口，说句“中风了”，生怕一句话说错，明天自己就要被送去劳改。
“要不，先用水蛭吧？”有个医生低声提议，水蛭放血，这种上世纪初的老办法，到了1953年还在用，几个医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敢拿主意。
最后，只能按最保守的方案给斯大林处理，人倒是没醒，医生们的手倒是一直抖。
屋外，贝利亚站得笔直，表情古怪，他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心里盘算着怎么才能稳住局势，赫鲁晓夫、马林科夫，都在等着消息。
他们不会插手医生的事，但心里明白：只要斯大林还活着，谁都不敢动弹，可要是这一次斯大林真的挺不过去呢？
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闻讯赶来，见到父亲躺在床上，顿时急红了眼，他一边嚷嚷“你们这些人害了我爸”，一边在大厅里大吼大叫。
可没人搭理他，贝利亚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低声说了句：“你要冷静。”
时间到了3月2日，斯大林依然没有醒，医生们一夜没合眼，但除了量血压、放放水蛭、擦擦身体，根本不敢下更多的诊断。
这个屋子里，哪怕只是一句“病情危重”，都可能被当成“阴谋”，大家都明白，斯大林曾经下令，医生不能随便接近他，万一诊断错了就是大事。
有人说，苏联的医生是世界上最胆小的职业。其实不是胆小，是没得选，曾经有个顶尖的心内科专家，听说要给领导人看病，直接装病请假。
3月4日，斯大林的气息越来越弱，可没人敢把话说满，贝利亚则变得比往常还要沉默。
他走进屋里，看着病床上的斯大林，眼神里有点冷漠，也有点松了一口气的意味。
1953年3月5日晚，斯大林停止了呼吸，医生们这才松了口气，有人甚至悄悄抹了把汗。
别墅外头的灯依然亮着，只是那股长久压抑的紧张感像潮水退去，所有人心知肚明，这场权力的独角戏终于谢幕。
真正让斯大林陷入绝境的，并非外敌，而是他亲手清除了最能救他的人，医生和厨师两拨人都被他视作威胁，结果，最需要照料的时候，身边再也没有能信得过的人，饮食起居无人把关，身体的警报也没人提醒，等到意识到问题时，一切都晚了。
斯大林的结局很快在莫斯科高层传开，成了官场上的谈资，有人感慨，权力再高，也不能随意折腾那些为你尽心尽力的人。
当所有熟悉他健康状况的医生都被发配边疆，最终他只能孤零零地躺在病榻上，连一句实话都听不到，斯大林去世后，那些所谓的“医生阴谋案”被彻底推翻，许多蒙冤的医生才得以重获自由。
其实，最可怕的不是没有医生能救你，而是没人敢救你，斯大林的晚年给世人上了一课：权力可以掌控很多事情，却无法逆转对自己身体的无视和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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