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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全球秩序正走向“封建化”,中美关系进入“平视时代”
11日至12日,“第五届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与评估:地缘冲突与全球秩序重构”2025研讨会在深圳举行。郑永年教授受邀参会并作主旨演讲。他指出,当今国际秩序的演变,与其说是“多极化”,不如说更接近一种“封建化”趋势;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也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正从“俯视”转向“平视”。
郑永年作主旨演讲。图源:主办方
郑永年教授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尽管多数人将当今国际秩序的演变视为“多极化”,但我认为更多的是“封建化”。今天的美国,如同春秋战国时代的周天子,虽居中心,却难以掌控各大诸侯——俄罗斯、土耳其、印度、德国和日本等区域强国纷纷崛起,“群雄逐鹿”。
正因如此,当前的区域化趋势并非开放包容,而是日益排他。他强调,若是开放的,全球化将得以延续;若是排他的,国际秩序则走向更加“封建化”,甚至“土豆化”——像一个个彼此隔绝的块茎,互不往来。
谈及中美关系,郑永年教授认为,特朗普在中美元首釜山会晤后重提“G2”概念,其潜台词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这种平等或许并非美国本意,而是在现实压力下的权宜之计。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正从“俯视”转向“平视”。传统的“旧现实主义”带有浓厚冷战色彩,强调遏制、围堵甚至击败中国;而特朗普的“新现实主义”则更倾向于与中国正常相处,在竞争中寻找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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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的开放是对APEC成员最好的公共产品
11日至12日,2026年APEC非正式高官会(ISOM)在深圳举行,拉开了APEC“中国年”的帷幕。来自21个经济体的高官代表、专家学者及工商界人士齐聚一堂,最终达成了重要共识:2026年APEC将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并锁定“开放、创新、合作”为三大优先合作领域。
郑永年教授受邀参加会议,并围绕“开放”这一核心议题在主题和优先领域研讨会上发言。他表示,APEC为成员提供了“能够坐下来讨论下一步怎么走”的平台,对国际经济走向尤为重要。会后接受采访时,他进一步指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背景下,APEC将继续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平台,而“开放的中国”将在其中发挥更积极作用。
2026年APEC非正式高官会主题与优先领域研讨会现场。图源:新华社
郑永年教授指出,当世界经济面临不确定性之时,开放与合作仍是区域增长最重要稳定器。APEC为成员提供了“能够坐下来讨论下一步怎么走”的平台,对国际经济走向尤为重要。
他认为,与偏重地缘政治的所谓“印太”概念不同,APEC经济体的合作根植于经贸往来。在供应链产业链受到冲击的当下,中国接棒APEC东道主后的首场活动,恰是成员就未来路线作出沟通和协调的关键时点。中国坚持包容性多边主义和制度型开放,以自主开放举措向区域提供公共产品。
明年11月,中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对此,郑永年教授表示,深圳的经验说明开放与产业能力如何相互促进。中国也在探索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均衡发展等方式,为全球经济结构提供稳定性。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背景下,APEC将继续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平台,而“开放的中国”将在其中发挥更积极作用。
郑永年教授接受South南方国际传播中心记者采访
郑永年教授在会议间隙接受South南方国际传播中心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APEC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对开放产生了疑虑。在这一背景下,深圳作为开放的产物,其发展经验本身就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深圳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典型,深圳的开放故事,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
郑永年教授接受深圳特区报记者采访
在接受《深圳特区报》记者采访时,郑永年教授表示,深圳是我国工业体系的典型代表,特别是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拥有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和产能。同时,作为一个年轻的城市,深圳也是活力的象征。举办中国第三次APEC会议,深圳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郑永年:深圳如何抓住APEC这一重大机遇?
深圳成为国内第三个承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城市。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中国“外贸出口第一城”和新兴移民城市,深圳应如何抓住机遇,通过APEC框架,达成合作,强化优势,弥补短板?
另外,“逆全球化”冲击亚太经济合作和地区贸易体系,亚太各国发展不平衡和诉求不一致,区域经济合作存在结构性矛盾。在此背景下,深圳如何实现对APEC的“反向赋能”,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区域合作共同体建设?
12月9日,郑永年教授受邀参加第十七届深圳学术年会主题研讨会,并发表主旨演讲,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12月11日至12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非正式高官会在广东省深圳市举行,拉开APEC“中国年”序幕。图源:新华社
当前,深圳发展面临内外双重挑战。郑永年教授认为,深圳可通过以下三个层面的开放,以APEC赋能自身发展。
一是包容性多边主义。针对周边赌博、电诈、毒品走私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可与APEC经济体共商议程、凝聚共识。同时,借助移民城市及工商组织海外网络优势,深圳可通过APEC工商界会议,对接各国工商界,围绕共同发展形成共识。
二是制度型开放。在各国推动构建高标准规则体系的背景下,制度型开放是中国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关键。深圳应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并推动出海企业以“优质产能”走出去,化解“内卷”引发的海外民粹情绪。
三是单边开放。作为最具条件的城市经济体,深圳可率先深化对港澳单边开放,并积极对接CPTPP、DEPA等国际经贸规则。
深圳还可通过APEC实现“反向赋能”:一是展示从“改革开放窗口”到“先行示范区”的发展经验;二是系统总结开放实践,推动APEC成员实现更高水平开放,例如在数字贸易、人工智能规则塑造、区域创新资源整合等方面发挥节点作用,共建亚太创新共同体。
此外,承办APEC也标志着深圳从“物的国际化”迈向“人的国际化”。相比纽约等国际都市,深圳的国际化程度仍有差距。要成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领军城市,深圳亟需加强国际化人才培养,并助力各国培养知华人才。
郑永年:建设国家金融中心必须坚守实体经济之本
据上观新闻报告,从十个针对全球城市的权威榜单排名情况看,上海“五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持续进位,综合经济能级稳步进阶,创新相关排名实现跃升,金融航运指标稳居前列,软实力排名亦有提升,体现了上海近年来在全球位势的变化轨迹。
12月7日举行上海加快“五个中心”建设研讨会,郑永年教授受邀出席并作主旨演讲。他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在于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上海要把握好“五个中心”建设有利条件,充分发挥系统集成优势,以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郑永年教授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核心任务——这与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战略定位高度契合。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引擎,在这一国家战略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关键,在于构建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金融服务这“三驾马车”深度协同的大科创体系。回溯历史,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东亚发达经济体长期聚焦科创领域的持续投入,以技术突破推动重大产业升级,最终形成“技术进步-产业提质-就业扩容-税收增长-再投入创新”的闭环式良性循环。
而上海正凭借长三角区域协同优势,成为构建这一良性闭环的核心承载地。一方面,上海集聚了密集的顶尖高校与科研院所,且已启动“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另一方面,江苏、浙江、安徽均为制造业强省,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为技术成果提供了广阔转化空间;与此同时,上海汇聚了多元资本力量,能够为硬科技项目提供覆盖研发、中试、量产全周期的长期耐心资本支持。
郑永年教授强调,建设国家金融中心必须坚守实体经济之本。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四中全会已明确“十五五”时期的核心任务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释放出了中国不会过早或过度推动实体经济金融化的清晰信号——意味着金融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助推器”,而不是自我循环的“泡沫池”。故而,上海应聚焦发展风险投资、产业基金、科技金融等“好金融”。
放眼全球科创格局,第四次产业革命的“主战场”高度集中于中美两国。美国依托硅谷与波士顿-纽约创新带;中国则形成三大战略支点:北京强在基础科研,粤港澳大湾区重在市场应用,而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兼具科研、制造与金融优势,最具系统集成潜力。
郑永年教授建议,上海下一步应优先完善风投生态,同时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理顺“五个中心”之间的内在逻辑,让科创、产业与金融形成高效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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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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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周浩锴 刘昕冉
审校| 刘 深
终审|刘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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