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12日，北戴河。潮湿的海风翻动窗帘，朱德刚坐下准备午休，一封加急电报打断了宁静：周恩来病情再次恶化，速返北京。老人放下茶杯，轻声叹了口气，这已是半个月内第三次催电。
汽笛声中，专列驶向京城。车厢里很静，康克清劝他眯一会儿，他摇头说：“时间紧，先把材料再过一遍。”桌上是一沓外事备忘录，密密麻麻全是铅笔批注。九十岁的手写得并不稳，却没有一页空白。
抵京当晚，卫士高振普领他进入北京医院。昏黄灯光下，周恩来侧身靠在枕上，脸颊凹陷，仍坚持摘下氧气面罩：“老总，辛苦一趟。”朱德弯腰扶住他的手，只回答了一句：“先把活干完再说。”短暂对视，两位历经半世纪战火的伙伴心照不宣，谁都没有提“告别”二字。
三天后，周恩来病情急转直下。1月8日午后，院方宣布抢救无效。中南海犹如骤停的钟表，秘书们压低嗓门奔走。组织担心朱德承受不住，坚持晚几个小时再口头通报，可他还是在收音机里听到讣告。那一刻，他没说话，只是从抽屉里抽出那条补了又补的旧毛毯，握在掌心，指节发白。
吊唁期间，身着军装的朱德站到尸体前，举手敬礼整整三十秒。礼毕，他轻声自语：“子龙走了，路还长。”这句话没有人听清，可会客室外的迎春花无声飘落，像敲响了另一只隐形的钟。
周恩来走后，中央日程骤现真空。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同样告急，国务院、军委、人大三线都需要一位足以号令全局的人顶上。讨论会上，有人提出朱德的名字，也有人犹豫，理由简单：九十岁高龄，能不能负荷？
1月中旬的那个夜里，朱德在弯月下踱步。寒风刮得他直打哆嗦，他却突然回头对秘书说：“把那份简报拿来。”随后写下墨迹发亮的批示：“必要时，本人可代行接待与外事职责。”这行字被视为他公开表态的开始。
春节前夕，中央批准安排。自3月起，朱德连续三次以国家元首身份会见外宾，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一次在钓鱼台。会见缝隙，他常掏出怀表掐秒，生怕拖延影响下一场。外事司年轻干部背后议论：“老总比我们都拼。”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满足于礼节性寒暄。谈到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时，他干脆撤掉预写稿，直接用四川口音告诉坦桑尼亚代表团：“路修到哪都是兄弟，渣渣细节你们放心。”翻译愣了一拍，赶紧补上标准表述。场内笑声四起，气氛顿时活络。
5月初，毛泽东住进游泳池西侧的平房。华国锋向朱德汇报主席病况，老人只问一句：“中央文件谁盯？”得知部分指示被搁置，他立刻召集碰头会，又让人把最新农业基建统计放进红皮包。有人提醒：“您该歇歇。”他摆摆手：“农时不等人。”
6月21日，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前，人民大会堂空调过冷，朱德足足等了一个小时。秘书见他脸色发白，想递件外套，他笑道：“一阵风而已。”回府后咳嗽不止，仍叮嘱整理当晚记录。此后四天，他腹泻、高烧接连袭来，26日转入北京医院，确诊肺部感染并发心衰。
7月6日16时20分，心电监护曲线归零。临终前五分钟，他仍紧抓护士袖口，气息断续：“文件……交代……别落下。”护士点头，他才闭目。中央办随身清点遗物，一共三件：旧军帽、红皮包、半折简报。包里是那条补丁累累的毛毯。
噩耗传到游泳池，毛泽东吃力撑起身子：“朱老总得的什么病？怎么这么快？”话音未落，他长叹一声，“朱毛”二字轻轻滑出，随即摆手让工作人员离开房间。
几天后，康克清照朱德遗愿，把剩余存款20306元一分不少交给组织，附言写得决绝：“老朱恪守本色，生前亦言，身后只有书可留。”北京西郊公墓上空，礼炮低沉，沉痛却克制。
细看那一年半的轨迹，周恩来逝世、邓小平再度受挫、毛泽东病重，每一桩都足以搅动政局，而朱德选择扛起外事与礼仪重担，既是情分，更是政治判断。不必拔高，简单一句——老人知道国家不能停摆。
1976年夏，长安街日光炽白，军号在北京医院上空回荡。历史最终记住的不只是两位老人的生死相送，更是风雨欲来的节点上，那句“必要时，本人可代行职责”的硬气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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