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初冬，延安王家坪的油灯下一本蓝绒封面的《海上述林》静静摊在毛主席桌上。翻页时，夹在扉页的便条上写着“请转交陕北”五个字，落款：鲁迅。一旁的周恩来把另一册棕皮脊版本放进书柜，轻声道：“雪峰总算没有误事。”故事由此倒回六年前的上海。
一九三六年五月，沪上空气闷热。鲁迅躺在大陆新村狭窄的卧室里，听见窗外汽车喇叭声仍能判断是哪家报馆。须藤医生刚量完体温，他却伸手去翻译稿。“别拿我的肺吓我，”他抬头对许广平说，“活着就得写。”十分钟后，他已经伏案改《死魂灵》。
几天后，共产党联络员胡愈之带着新路线图敲门：走香港转莫斯科，时间能省掉一半。“路径再短也离不开上海烟火，”鲁迅摇头，“我躺在他乡，稿子谁来撑笔？”胡愈之无奈离开时，院子里梧桐飘下一片黄叶，鲁迅看着那叶子嘟囔：“老了就该落地，可落在自己门口更痛快。”
同年七月，另一种可能被再次讨论——去日本。黄源、胡风轮番劝说。鲁迅掰指头算给他们听：前脚登岸，后脚就是记者，静养成了演出。“先生若去，我做翻译，替您挡人。”胡风急了。鲁迅摆手：“你也悲观了？翻译挡不住病，堵不住嘴。”
八月中旬，《海上述林》排字间灯火通明。冯雪峰从陕北赶到上海，见鲁迅靠在竹椅上喘得厉害，忍不住劝：“别熬夜了，再拖怕是印不完你自己就……”鲁迅抬眼截住话头：“赶快印，少活几年够本。”声音沙哑却透着倔强。
十月二日清晨，样书送到。鲁迅把厚厚一叠名单放在一边，挑出两本最完整的，分别裹上牛皮纸和蓝绒布，交给冯雪峰：“棕皮脊，送毛主席；蓝封面，送恩来。途中若丢，回头看我也白写了。”冯雪峰郑重点头，那一瞬间房间里落针可闻。
十月十八日晚，病势突变。石井政吉带来的氧气装置嘶嘶作响，鲁迅却突然睁眼问：“报纸今天登广告了吗？”许广平答有，他嘴角微动便再无言语。翌晨五点二十五分，秒针停歇，床头钟声未响完，人已离去。
噩耗飞向陕北。毛主席听完报告沉默良久，只说：“把书收好，让同志们读。”周恩来则写信嘱冯雪峰隐身筹办葬礼。上海方面，宋庆龄找来沈钧儒买下虹桥公墓一隅，治丧委员会名单排到深夜，蔡元培签字时手一抖，还在边上添了句“拒收奠仪”。
二十日上午，万国殡仪馆外挤满黑衣人，花圈一路排到四川北路。队伍中不乏暗哨，冯雪峰却躲在楼顶瞭望。他只等到入夜，避开探灯，悄悄在棺前放下一支素菊——那是当年鲁迅最常买给许广平的花。
书的旅程比灵柩更险。上海到苏北的交通员周文换了两次帆船、三次破车，才摸到皖东北游击区；再由骑兵护送闯过封锁线，两册《海上述林》抵达延安已是严冬。翻开内页，鲁迅工整的毛笔字清晰可见：“愿以此书，为前线呐喊。”
抗战时期，许广平母子不断收到从延安寄来的生活费，却查不到寄件人。实情直到四十年代末才公开——那是周恩来亲批的“特别经费”，由地下交通线分批递送。靠这些钱，鲁迅遗稿得以装帧，左翼作家联盟得以维系。
新中国成立后，鲁迅故居、鲁迅公园、鲁迅纪念馆陆续动工。浙江绍兴的百草园、小港的三味书屋被原样复建；上海虹口那座新墓基座上刻着毛主席手书“民族魂”三个行楷大字。对外开放第一天，参观者排队四小时，只为看一眼先生的手稿。
一九五六年十月，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会场里那两册《海上述林》被特意摆在入口处玻璃柜，棕皮脊略有翘角，蓝绒面仍旧平整。如果细看还能发现纸张边缘的水渍，据档案记载，那是途经黄河时溅上的河水。
鲁迅用尽最后力气写成的文字，如今已印行数十版。读者翻阅的不仅是作品，更是那年秋夜他包书时发出的微弱喘息。冯雪峰晚年谈及此事，只留下一句：“那两本书，他交给的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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