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2月20日清晨，北京西长安街细雪未化，国务院小会议室灯火通明。几位中央领导围着茶几低声交换意见，桌上那份编号“中字监字第8号”的《信访简报》翻得咝咝作响。靠窗位置，陈云抬手扶了扶老花镜，只说了四个字：“我主张严办。”不远处的邓小平侧过身，扫了简报几眼，点头作答：“雷厉风行，抓住不放。”短短十来个字，为一场南粤反腐风暴定调。
时间稍往前推。1979年，毗邻港澳的广东海丰骤然成了“热岛”。外头彩电、电冰箱成批涌进，县城街面一夜之间挂满“洋货”招牌。市场被激活，欲望也被点燃。中央早就料到经济闸门一开，浑水与清流同至，却没想到第一波掉队的竟是本应守门的少数基层干部。
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原先以清廉示人。老解放军出身，1950年转业地方，被同事称“王一刀”——刀口向外，专砍私贩。可第一次收下那台17寸黑白电视的瞬间，刀锋倒转。送礼人悄声说：“王书记，探亲批文可要多费心。”半分钟沉默后，批文落章，窃喜埋下祸根。
不到两年，王仲家中高档家电塞满两间房，他仍嫌慢，干脆盯上缉私仓库。那处本为集中封存赃物，却被他视作“自选商场”。王仲一句“样品拿去研究”，手表、收录机、冰箱顺着卡车流向私人渠道。账本被他命人为“领导样品登记册”，对外一律保密。很快，“远东国际市场”这种挖苦称呼贴在海丰头顶。
1981年底，广东省纪委收件箱被海丰群众来信挤爆。普通检举被地方层层截留，一位退伍老兵索性将实名举报写进《南方日报》读者来信版。公开曝光掀翻盖子，同期散落的若干证据瞬间归拢。中纪委值班人员连夜汇总，形成那份送到陈云案头的简报。
陈云批示后，调查组火速南下。带队的王鹤寿落地第一件事，就是在县委大院按人头点名。有人企图“失联”，调查组直接锁住档案室，连夜封存。短促的口哨声冲散了多年“私了文化”，仓库保管员王泗吉被带去谈话。他掏出两本账册，其中一本注明“书记样品”，金额高达六万余元。调查组成员对照财政、海关、公安数据，数字愈对愈大，贪腐规模浮出水面。
王仲被控制时，嘴硬到极点：“物资是领导团购，钱晚点交。”办案人员一字未接，只递上刑法第155条影印件。深夜，妻子陈巧兰在另一间审讯室第一次松口，指认赃物藏于八户亲戚家。次日清晨，七支小分队同时出动，货物堆成小山，全程录像。铁证压顶，王仲仍不认罪，直到心脏病复发被送医，才在病床上潦草签字。
8月24日，汕头地区检察院批捕决定下达。12月21日，汕头中级法院开庭，庭审现场座无虚席。宣判书朗读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时，会场寂静，唯余笔录翻页声。王仲提出上诉，高院维持原判。1983年1月17日，汕头人民广场公判大会，人群黑压压一片。“哐”的一声，王仲双膝发软，失去昔日的趾高气扬。
案件并未因一记槌声终止。联合工作组留在海丰，把这里定为党性党风党纪试验区。调查发现，八十万常住人口的县城只剩汽修、糖厂勉强运转。工农学群体大量脱产，走私链条已渗入村社。工作组先清仓，再抓经济重建。两年后，十余家企业复工，县财政收入反弹至六千万元左右。海丰从“末流县”挪回正轨，这才算给“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收了尾。
1980年代初的这场风波带出三条重锤经验：一是经济闸门不等于监管松绑，制度笼子必须先行；二是纪检机关要敢碰硬骨头，高层强力背书才能破“关系网”；三是基层治理若被腐败冲垮，重建成本远超预期。陈云不止一次告诫同僚：“纪委不是老太婆纪委。”此案后，“铁纪委”成为常用说法，也成为后来数十万起经济案件的办案准则。
今天回味那页批示，短短八字，信息量惊人。它提醒决策链条上的每一环：改革越深，利益诱惑越大，纪律之弦不可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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