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与农耕的经济形态差异及经济地理上的分野，通常被视作理解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重要线索。由于匈奴与两汉、柔然与北魏、突厥与隋唐，这样的二元关系贯穿了整个汉唐时期，故而以游牧—农耕关系来解释汉唐历史，业已成为经典的研究范式。然而，这一范式却忽略了汉武帝征匈奴以来，入塞且与汉人杂居的游牧民族的情况——他们同样深刻参与到中国历史进程中。
严昊所著的《胡马度阴山：中古华北山居族群丁零与稽胡》（以下简称《胡马度阴山》）关注迁居于塞内且未能成功建立政权的丁零与稽胡，则是对这一叙事模式的重要推进。
北朝的政治脉络由此开启
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前赵皇帝刘曜与后赵王石勒决战于洛阳，刘曜被俘、前赵军被斩首五万。次年，前赵亡国，太子、公卿、将校三千多人被杀，五部匈奴五千多人被坑杀。前赵的覆灭也被视作是五部匈奴的覆灭。
前赵及其前身汉国，皆由五部匈奴所建。五部匈奴是南匈奴与屠各匈奴的联合体。东汉末年，南匈奴被曹操分割，至魏晋时形成五部之制。同时，屠各匈奴迁徙至南匈奴之地，并完成对南匈奴的政治控制。屠各匈奴是汉武帝时期入塞的，贵族以刘为姓，自居为汉朝后裔。西晋八王之乱时，屠各领袖刘渊趁时局混乱建立汉国，并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刘邦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
汉国在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一方面成为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先河，另一方面为中华文明认同树立了典范，十六国北朝的政治脉络由此而开启。
前赵覆灭后，五部匈奴再未以一个整体出现在史籍中。《胡马度阴山》则通过文献钩沉与田野工作，提出了富有创见的看法。北魏前期，无论是作为汉赵国皇族的屠各刘氏，还是作为匈奴“四姓”的呼延氏、乔氏、卜氏、兰氏，都频繁见诸史籍及碑刻。此外，这一时期史籍中频繁出现的匈奴高氏与屠各王氏、郭氏、张氏，也都是稽胡的重要成员。可以说，南匈奴、屠各匈奴并未随着前赵的覆灭而灭亡，他们仍然生活在吕梁山区和黄土高原。而且，随着赫连夏的灭亡，铁弗匈奴也加入了进来。这些居住在山区的匈奴人具有自身独特的信仰，即刘师佛崇拜（对名僧刘萨诃的崇信）。这一信仰，是吕梁山区的匈奴人区别于其他胡人的重要文化特征。
前秦时期，一个名叫刘康的西域胡人，诈称自己是前赵皇帝刘曜之子，从而得到吕梁山区的匈奴人的拥护。匈奴人聚集在汉国的故都平阳，举事反秦。前秦派出禁军予以镇压，匈奴人的复辟昙花一现。北魏兴起后，从后燕手中夺取并州，数千匈奴人随即便聚集在离石起事，其领导者为离石胡帅呼延铁、西河胡帅张崇。离石是汉国的早期都城，匈奴人在此地起事，其政治寓意明确。这场起事也失败了，北魏道武帝派遣三千铁骑镇压，斩杀了呼延铁、俘获了张崇，并进山搜查余党。但北魏仍然未能掌控吕梁山区。天赐五年（408年），北魏大臣贾彝去温泉养病，在经过吕梁山区时被匈奴人劫掠，并送到汉国故都平阳。明元帝时期，离石、吐京匈奴在赫连夏的支持下起事反魏，阵斩永安侯魏勤，俘虏会稽公刘洁。但匈奴人内部缺乏统一的组织，北魏在西河匈奴的支持下夺取吐京，镇压了这次起事。
北魏初年，西域胡人进入吕梁山区，让这一地区的政治局势更加复杂。神瑞二年（415年），白亚栗斯在上党起事，自称单于。单于是匈奴最高君主称号，而白亚栗斯是西域胡人，难以服众。匈奴人废黜白亚栗斯后，改立刘虎为王。在与北魏的对决中，刘虎部众被斩首万余人，被俘获十万余人。山区的匈奴人势力再次受到沉重的打击。太武帝时期，西河胡白龙起事，部众大概是匈奴人与西域胡的混合体，他们被北魏称为“山胡”。白龙以设伏的战法，将太武帝击落马下，几乎将其俘获。白龙起事后，其部众持续抵抗北魏达三年之久。随着西河胡的撤退与转进，五城、吐京等匈奴人聚集之地也被动员起来，在随后的十多年里间断性地举事反魏。
历史上著名的盖吴起事发生后，吕梁山区的匈奴人与关陇地区的山区民族联系起来，共同反抗北魏。这一事件也被视作稽胡族群形成的标志。由此，山居的稽胡群体，除了建立过汉赵国的南匈奴及屠各匈奴、建立过赫连夏的铁弗匈奴、建立过后赵的匈奴别部羯人之外，还包含了西域胡、羌，以及起源于东北的鲜卑、乌桓，入塞的高车等部族。对于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北魏以设置护军、镇戍等方式予以监管，同时逐步推行将之编户齐民化，特别是对于匈奴人聚集的离石，北魏先承袭后燕设置离石护军，太武帝以后又在此地设置离石镇。吐京地区则延续赫连夏设置吐京护军，后设吐京镇。北魏镇压盖吴起事后，加速了对吕梁等山区稽胡的编户齐民化进程，向其征发兵役、徭役，并征收税赋。山居稽胡应缴纳的实物税中有一种是被称为“胡女布”的粟特锦，其织法及图案由粟特人带来。也正是基于北魏的这一纳税政策，上贡胡女布的族群被视作同一个民族共同体，稽胡的观念在制度层面得以确立。
十六国时期的第十七国
稽胡是以聚集于吕梁山的匈奴人为核心形成的族群，是少数民族相互融合后形成的新的共同体。以此相对照，华北山居的丁零则是广义丁零中入塞的一支，他们以太行山区为据点。丁零是突厥语族群的共同称呼。汉武帝打击匈奴后，丁零人摆脱匈奴的控制，逐步南下入塞。其中有一支丁零定居河西走廊，翟氏为其大姓。东汉末年，董卓将由汉、匈奴、羌、丁零等组成的西北军队带入洛阳、长安。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河西的一些丁零人流入关东，被曹操安置在太行山东麓的定州，成为军户。西晋时期，河西丁零翟氏归属于铁弗匈奴。铁弗匈奴失败后，翟氏也进入到太行山东麓地区。太行山地区的丁零，除了来自河西走廊之外，还有一部分是来自渔阳、代郡，他们是两汉时期戍守幽州、并州边疆地区戍卒的后代。
西晋末年，匈奴人建立汉国，羯人石勒受到汉国的派遣，经略太行山以东地区。丁零翟氏发生了分裂，一部在翟鼠的率领下与石勒对抗，一部在翟斌的率领下与之合作。淝水之战后，翟斌是最早举起反秦旗帜的。翟斌率领丁零人加入到慕容垂的后燕政权中。后来翟斌叛燕被杀，丁零部众返回太行山东麓地区。在后燕的围剿下，丁零人在翟辽的率领下离开太行山东麓，迁徙至黄河北岸的黎阳，建立翟魏政权，后将都城迁至黄河南岸的滑台。倘若翟魏政权能够持续稳定地存在，它将是十六国之外的第十七国，丁零也会成为史书上“五胡”之外的第六胡。然而，在后燕的打击下，翟魏仅延续了四年，亡国君主翟钊投奔西燕而被杀。
北魏统治河北以后，每逢政局动荡，丁零均会参与时局并发挥巨大的政治能量。在后燕与北魏的政权交替期，丁零多次与河北地方势力合作反魏。东晋刘裕北伐，丁零予以响应，先后有翟猛雀与翟蜀的两次起事。丁零以太行山区为大后方，战败则撤入山中，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后，又依托太行山出击北魏。正因如此，丁零的抗魏斗争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北魏为此不得不入山搜检。入塞丁零最后一次在史籍中出现是孝文帝改革前夕，但其根据地已经转移至距离太行山区直线距离50公里的广阿泽，这表明丁零逐步丧失了其太行山根据地，由部族集团转变为北魏的编户齐民。
山居游牧族群的走向
在入塞游牧民族的历史中，稽胡与丁零具有典型性。与草原游牧民族不同，稽胡与丁零都选择了山居。这当然不是他们的首选，而是政治发展失败之后的选择。南匈奴与屠各匈奴联合建立的汉赵国未能国祚长久，这是匈奴遗民固守吕梁山区的政治背景。丁零建立翟魏的尝试失败，也是丁零转向依托太行山区从事政治活动的重要缘由。吕梁山与太行山不同的地理环境，又影响了稽胡与丁零的不同发展趋向。
吕梁山位于黄土高原上，地势崎岖，具有相当的封闭性，这为南匈奴与屠各匈奴的族群凝聚提供了地理上的安全保障。赫连夏失败后，其主体族群铁弗匈奴也汇聚到这一群体中。吕梁山区的匈奴人仍然保持着自身的组织性，并形成了以刘师佛信仰为核心的文化纽带。随着西域胡的汇入，吕梁山区的匈奴人与其他地方的胡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最终在与北魏的对抗中形成了新的稽胡族群。太行山则有四通八达的交通区位优势，尤其是其东麓与广袤的河北平原相邻。入塞丁零聚居于此，与河北政局息息相关。十六国时期，丁零建立翟魏，遵循的也是入塞各民族共通的政治模式。可以说，相对于吕梁山区的匈奴，丁零参与主流政治更深。也正是因为交通地理与政治模式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丁零在孝文帝改革之前便已经大致完成了编户齐民化历程。此后，若干丁零人虽然参与了六镇起义，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入塞丁零却不复存在。
东西魏分立及隋唐时期，稽胡仍然频繁起事。按《胡马度阴山》对稽胡起事的统计，其在前、后秦时期起事3次，北魏则有43次之多，东西魏及周齐时期为27次，隋唐亦有10次，由此可见稽胡政治军事能量之充沛。尽管如此，稽胡在与北朝隋唐的交往中，上层人士不断走出吕梁山区，加入到官僚集团中。唐高宗时灭亡百济的主帅刘仁愿便是稽胡后裔，自称刘豹之后。刘豹是匈奴汉国建立者刘渊之父。稽胡的下层部众则被逐步编户齐民化。稽胡最后一次大规模起事是在唐高宗时期，他们拥立了“光明圣皇帝”，设置百官，但其政治动员方式却不再是宣扬身份认同，而是利用刘师佛信仰，这表明稽胡的内聚力业已趋于消散。严昊实地考察了稽胡所居的吕梁山区，发现该地仍分布着不少可汗庙，留存着刘曜、石勒的传说；黄土高原居民穿羊皮袄的习俗也是稽胡遗风；陕北民歌的渊源也与稽胡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都表明，虽然从中唐以后，稽胡不再以一个民族的身份出现，但是其文化仍然具有重要影响，汇入中华文明，成为我们今天重要的文化传统。（作者系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胡马度阴山：中古华北山居族群丁零与稽胡》
严昊 著
东方出版中心
原标题：《史书没细说的真相：那些没建立政权的胡族，或许才是塑造北朝的核心力量》
栏目主编：王一
文字编辑：王一
本文作者：刘雅君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