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傍晚，上海龙华军营的枪声还在回荡，行刑士兵愣住了：那位被五花大绑的青年只是淡淡吐出七个字——“朝闻道，夕死可矣”。七个字落地，枪栓随即拉动，尘埃四起，名字却从此扎进史册——杨殷。
早些时候，国民党特务在提审室里威逼利诱，高官厚禄、金条洋房悉数开列。杨殷把头一偏，仅抛下一句：“要我做叛徒？休想。”值勤军官暗暗咂舌：“这人不是一般硬。”对话戛然而止，死亡判决纸随即送达。
谁能想到，这位刚刚年过三十七岁的共产党领导人，十年前还是孙中山夫妇身边的贴身侍卫。四川籍随员曾回忆：“那时宋庆龄出入府邸，杨殷总是半步不离，遇到可疑之人，他眼神像刀子一样。”护法运动里，他既当警卫，又替孙先生起草电报，被同僚戏称“文武双全的师爷”。
追溯更早，杨殷一八九二年出生在广东香山翠亨村，同乡正是日后缔造民国的孙中山。家里商号遍布东南亚，饭碗不愁，可少年杨殷却喜欢舞枪弄棒。十五岁赴香港英文书院，十八岁转读广州圣心书院，西学新潮与乡梓革命情怀一齐灌进脑海。
一九一一年，武昌城头枪声响起。十九岁的他跑到香港找同盟会自荐：“要人，就算我。”两年后，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杨殷获悉幕后乃郑汝成，便踩着夜色布下炸药，炸伤对手，全身而退。“这小子胆大心细。”同盟会老同志这样评价。
护法失败后，他挂印而去，转到广州西关盐务稽查处。那是能捞油水的肥缺，他却“查一票，退一票”，分文不私吞。走访码头工人时，杨殷第一次直面底层苦难。五四运动的火风吹来，他买到《新青年》和《共产党宣言》，越读越坐不住，干脆辞职卖楼，把钱全投进革命。
一九二二年底，党组织吸收了这位新同志。次年，杨殷被送往莫斯科学习秘密工作。无线电、密码、化学油墨，在课堂里统统学了个遍。回国后，他被安排进石井兵工厂。两千多名工人在闷热车间里挥汗，他讲剥削、讲团结，又借鉴洪门“十人团”方式，以小组连成网，暗号、徽记一应俱全。
“倒马罢工”一声令下，厂长马俊超卷铺盖，工人领回被克扣的薪金。省港大罢工期间，二十五万罢工者齐聚，杨殷带武装纠察队日夜巡逻，香港殖民当局束手无策。党中央电报表扬：“广东有此人，胜兵百万。”
与此同时，秘密战线铺开。廖仲恺遇刺前，杨殷已送去警讯；国民党“二大”召开时，他挑出四十名硬汉组成特别保卫大队，暗杀阴谋落空。四一二政变后，周恩来组建中央特科，其实在广东、香港的情报雏形早由杨殷打下。
白色恐怖最浓的日子，他把分散的工人骨干串成联络点。十二月十一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杨殷兼任人民肃反委员，既写布告又提机枪，上前线再回指挥部，来回穿梭。张太雷牺牲后，他临危受命接任主席，维持阵线，终因寡不敌众撤出广州。起义失败，可赤卫队火种保存下来，后来编入红军。
一九二八年夏，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杨殷以高票当选中央委员。同年底，中央军事部成立，他成为首任部长——这正是今日军委主席职务的雏形。有人戏谑：“昔日侍卫，如今统筹天下枪杆子。”这句话不算夸张。
然而暗潮汹涌。隔年八月，叛徒告密，上海法租界老阁楼被包围。杨殷沉着指挥同志转移，自己压阵，最终落网。押送途中，他低声说：“记住，我们的电台密码不能断。”
龙华刑场前，国民党军官最后一次劝降：“回到老同盟会吧，给你师长。”杨殷冷笑：“你们背叛孙先生，还敢提同盟会？”话音落，枪口冒火，尘土飞扬。
杨殷的牺牲震动中央苏区。二年后，瑞金红军学校更名“杨殷学校”，七所分校齐挂其名。二〇〇九年，国家公布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他在列。历史事实均无夸饰：这位曾站在宋庆龄身后的侍卫，最后以我军首任军事部长的身份，倒在敌人枪口下，却用七个字标注了信仰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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