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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滚开！别碰我！”女人尖叫起来，声音像被雨水打湿的鞭子，抽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
“那辆车，你看见了！你跟他们都是一伙的！”
男人没有撑伞，浑身湿得像一根泡烂的木头，他死死抓住女人的手腕，眼睛里烧着两团鬼火。
“我只看见你疯了，”他嘶哑地说，“你再喊，我就把你绑起来，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疯！”
空气里弥漫着烂泥和霉菌的气味，悬念像一张冰冷的蛛网，悄无声息地罩住了两个人，也罩住了那条巷子尽头无边的黑暗。
01
许多年后，枫杨镇的夏天似乎再也没有一九八五年那么燠热和漫长了。镇上的那条河也不再泛着油腻的绿光，两岸疯长的水葫芦被人捞干净了，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的石砌护栏。一切都变得干净、明亮，但也陌生得让人心慌。
我，林志明，一个戴着老花镜，头发花白，在书斋里与故纸堆消磨余生的老头儿。二零二四年的一个午后，阳光透过百叶窗，切成一条条金色的光带，浮尘在光带里舞蹈。我在整理书房，指尖拂过一排排书脊，最后停在一个落满灰尘的樟木盒子上。盒子没上锁，打开时，一股陈旧木料和旧纸张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像一个尘封已久的哈欠。
盒子最上面是一张微微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两个年轻人，背景是枫杨镇那座如今早已被拆掉的石拱桥。年轻的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瘦削的脸上带着一丝不自然的拘谨，像一棵被霜打过的青葱。我身边站着的，是沈若兰。她穿着一条时髦的连衣裙，裙摆在桥头的风里微微扬起，像一朵准备盛开的白兰花。她的笑容，是那个灰色小镇里唯一明亮的色彩。
照片下面，压着一封同样泛黄的信。信封上没有邮票，只有一个模糊的红色印章，依稀能辨认出“北京·机密”的字样。信纸很薄，上面的字迹是用钢笔写的，遒劲有力。那是一封感谢信，落款是“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我枯瘦的手指捏着那张薄薄的信纸，它轻得像一片羽毛，却压得我的记忆喘不过气。我的思绪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拽着，穿过近四十年的光阴，回到了那个黏稠得化不开的夏天。那个我以为早已被岁月彻底掩埋、尘封的荒唐夏天。
一九八五年的枫杨镇，像一口忘了揭盖的蒸锅。太阳把柏油路晒得软塌塌，踩上去能粘掉鞋底。空气里混杂着河水的腥气、公厕的氨水味和家家户户煤炉子里飘出的硫磺味。镇上的人们像泡在温水里的青蛙，眼神都透着一股慵懒和茫然。
我，二十出头的林志明，是县中学的语文老师。我的家在“荒唐岁月”里被狠狠地踩过一脚，父亲的背从此就没直起来过。这让我养成了一种近乎病态的内敛，像一只蜗牛，习惯把所有情绪都缩回坚硬的壳里。我喜欢躲在学校那间破旧的图书馆里，书本里的世界远比外面那个喧嚣而无聊的小镇来得真实。
沈若兰的归来，就像一颗冰凉的石子，被一个顽童“扑通”一声扔进了这口死气沉沉的蒸锅里。
她是从北京回乡探亲的。我们曾是初中同桌，她就坐在我前面，我每天都能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雪花膏的香气。后来她家搬去了省城，再后来，就听说她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成了一只飞出我们这个小水塘的金凤凰。
重逢是在镇上唯一的十字路口。我提着一网兜蔫头耷脑的青菜，她穿着一身洁白的连衣裙，脚上一双白色的小皮鞋，站在邮局门口，像一尊从画报上走下来的玉雕。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起来，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林志明？”她的声音像泉水叮咚，清脆得不像话。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手里的青菜和脚上的解放鞋都变得无比猥琐。我局促地点点头，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
那之后，我们的关系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升温。我像是被施了魔法，那只背了二十多年的硬壳，在她面前悄悄裂开了一道缝。我带她去看我们以前上学的小路，路边的野草长得比人都高。我带她去爬镇子后面的野山，山顶的风吹得人衣袂飘飘，仿佛一伸手就能摸到天上的云。
我们坐在河边的歪脖子柳树下，不说话，就听着蝉鸣和水流声。更多的时候，我们在谈论文学。我跟她讲叶赛宁，讲普希金，讲那些被我藏在床板下的禁书。她听得认真，然后会跟我讲一些我闻所未闻的东西，讲北京人艺的话剧，讲朦胧诗，讲崔健的歌。她的世界那么大，那么新鲜，像一个五光十色的万花筒，让我这个只懂得黑白灰的小镇青年头晕目眩。
02
沈若兰像一个谜。她越是亲近，身上的谜团就越多，像一层又一层的薄纱，你看得见纱后面绰约的身影，却永远看不真切。
一天下午，邮递员给她送来一个从北京寄来的长方形木箱包裹。包裹很沉，上面贴满了封条，印着一些看不懂的编码。她签收时神情异常严肃，然后一个人费力地把箱子搬进里屋，关上门，很久都没出来。我帮她家劈柴时，在灶房的垃圾桶里看到被她丢掉的包装纸，上面有一行模糊的印刷体小字：“中国XX电子技术研究所”。我把这几个字在心里默念了几遍，像含着一块又苦又涩的橄榄。
还有一次，镇广播站那台宝贝得不行的进口收音机坏了，请来的几个老师傅围着它抽了半天烟，愣是没瞧出个所以然。
沈若兰恰好路过，她只是看了一眼，就要来图纸，然后拿起烙铁和焊锡，在一堆密密麻麻的电路板里捣鼓了不到一个钟头，那台“洋哑巴”就重新唱起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广播站站长激动得握着她的手不放，问她在哪儿学的高招。她只是淡淡一笑，说：“在北京跟着朋友瞎学的。”那笑容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疏离。
这样一个“白天鹅”，自然会引来枫杨镇的苍蝇。高建强就是其中最嗡嗡作响的一只。
高建强的父亲是县供销社主任，他自己仗着这层关系，当上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倒爷”。他留着油光锃亮的分头，骑一辆“幸福250”摩托车，排气管被他捅掉了消音器，每次进出镇子都像鬼子进村，轰鸣声能把人的耳膜震裂。他认为金钱是万能的。他提着“的确良”衬衫、上海牌香烟和麦乳精，像一只开屏的、羽毛俗艳的公孔雀，天天在沈若兰家门口晃悠。
“若兰，晚上县招待所有电影，《庐山恋》，我搞了两张票。”
“若兰，我从广州弄了点进口水果，你尝尝。”
沈若兰总是礼貌地拒绝，那份礼貌像一层透明的玻璃，坚硬而冰冷。高建强一次次碰壁，就把怨气都撒在了我身上。他不止一次在镇上的小酒馆里，当着众人的面，用油腻的手指点着我的鼻子，大声嚷嚷：“林志明，你个穷教书的，成天跟在人家屁股后面闻香气，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怕崩掉了牙！”
周围的人发出一阵哄笑，那笑声像无数根淬了毒的针，扎得我体无完肤。我只是低着头，把杯子里的劣质白酒一口喝干，那酒像火一样，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我不敢看他，也不敢看沈若兰。我怕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一丝一毫的怜悯。
改变一切的那个下午，来得毫无征兆。
那天的太阳格外毒，知了的叫声都带着一股有气无力的嘶哑。我刚从学校开完会出来，骑着我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永久”牌自行车，打算去沈若兰家，约她晚上去河边散步。
刚拐进她家所在的那条巷子，我就愣住了。一辆绿色的军用吉普车，停在巷子口，车牌是一串我不认识的白色字母和数字，在阳光下白得刺眼。车身擦得锃亮，和周围破败的土墙形成了剧烈的反差，像一个来自异世界的怪物。
两个穿着军装的男人站在车旁，腰板挺得像两根标枪，脸上的表情和军装一样，没有一丝褶皱。其中一个年纪稍长的，肩膀上还扛着两颗闪亮的星星。我心里“咯噔”一下，一股不祥的预感像蛇一样缠住了我的心脏。
我推着车，一步一步挪过去。巷子里站满了看热闹的邻居，他们交头接耳，指指点点，但没人敢大声说话。我看到沈若兰的父母站在门口，母亲在不停地抹眼泪，父亲则是一脸的茫然和惊恐。
沈若兰从屋里走了出来。她换上了一件朴素的蓝色衬衫和长裤，脸上没有了往日的笑容，只剩下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冷静和决绝。
那两个军人向她敬了个礼，简短地说了几句话。她点点头，然后转身，目光越过人群，准确地落在我身上。
她快步向我走来，周围的邻居像摩西面前的红海一样，自动分开一条路。
“志明，”她看着我的眼睛，声音很轻，却异常清晰，“我要走了。”
“去……去哪儿？”我的舌头打了结。
“一个很远的地方。志明，照顾好自己，”她的语速很快，像在交代一件万分紧急的事情，“等我消息，记住，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相信任何人说的话。”
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太多我读不懂的东西，有歉意，有不舍，还有一种……托付。然后，她毅然转身，快步走向那辆军装吉普车。
车门打开，她坐了进去。车子发出一声低沉的轰鸣，卷起一阵黄色的尘土，像一头绿色的猛兽，迅速消失在巷子尽头。
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只剩下太阳在天上恶毒地照着，照着一群目瞪口呆的人，照着我空荡荡的心。
03
沈若兰像一颗投入水中的盐，迅速溶解，消失得无影无踪。
军车开走后的第二天，枫杨镇这口沉寂的蒸锅，彻底沸腾了。流言像夏日午后的蚊蝇，嗡嗡作响，无孔不入。它们从茶馆的藤椅缝里钻出来，从女人们洗衣服的棒槌声里飞出来，从男人们的酒嗝里喷出来。
第一个版本，也是流传最广的版本，说沈若兰是特务。说她在北京被境外势力策反了，这次回来是来刺探情报的，结果被我们英明的国家安全机关一举抓获。有人信誓旦旦地说，亲眼看见她被戴上了手铐。
第二个版本，更香艳，也更恶毒。说她在北京给一个大官当见不得光的情人，结果那个大官倒台了，她也跟着犯了事，被纪委的人带走隔离审查了。这个版本尤其受镇上那些中年妇女的欢迎，她们谈论时，脸上会泛起一种混合着嫉妒和幸灾乐祸的奇异红光。
第三个版本，则充满了市井的想象力。说她根本不是什么大学生，而是一个高级骗子，在北京骗了一大笔钱，跑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避风头，结果还是被仇家找到了。那辆军车，是仇家花大价钱雇来的。
这些流言像一把把淬了毒的、无形的刀子，刀刀都往沈若兰的父母和我的心上捅。两位老人一夜之间白了头，每天坐在屋里，像两尊失去灵魂的泥塑。
而高建强，成了这些流言最积极、最狂热的传播者。他找到了报复的快感。他开着他那辆破摩托车，在镇上四处游荡，像一个传播瘟疫的使者。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把这些故事添油加醋地讲一遍，讲得唾沫横飞。
那天，我在副食品商店买酱油，迎面撞上了他。
他斜着眼看我，嘴角撇出一个轻蔑的弧度。“哟，这不是林老师嘛？怎么，还在等你的‘北京女秘书’呢？”他故意把“女秘书”三个字拖得又长又怪。
周围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计，竖起耳朵。
“林老师，我早就跟你说过，你看人的眼光不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力气大得像要捏碎我的骨头，“读了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是被一个不清不楚的女人骗得团团转？我跟你说，那种女人，水深着呢！指不定跟过多少男人了。也就是你，把她当个宝！”
他的话像一桶粪水，兜头盖脸地泼在我身上。我浑身发抖，捏着酱油瓶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我想冲上去，用这个酱油瓶砸烂他那张油腻的脸。
但我没有。我只是死死地咬着牙，一言不发地从他身边走过。我能感觉到背后那些鄙夷、嘲弄、幸灾乐祸的目光，像无数只蚂蚁，爬满我的后背。
从那天起，我在学校也成了异类。同事们见到我，要么绕道走，要么就用一种古怪的眼神打量我。学生们在背后给我起了外号，叫我“特务相好”。我走在枫杨镇的任何一条街上，都能感觉到人们在背后指指点点。
我被整个世界孤立了。
在那个被流言淹没的夏天，唯一支撑我的，是沈若兰临走前的那句话：“不要相信任何人说的话。”
这句话像一根救命稻草，我在铺天盖地的绝望里死死地抓着它。我相信她，就像我相信太阳会从东方升起一样。可我的相信，在现实面前，脆弱得像一张薄纸。
我去了县邮局，想打听她有没有留下什么信件或者地址。那个戴着眼镜的老邮递员头也不抬，从一堆信件里翻了翻，不耐烦地说：“没有，不知道，下一个。”
我去了县武装部，想问问那辆军车的来历。门口站岗的哨兵用看疯子一样的眼神看着我，然后用枪托指了指大门：“军事重地，闲人免进！”
我凭着记忆里那个模糊的“XX电子技术研究所”的名字，给北京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信里，我一遍又一遍地诉说着我的煎熬和思念。但那些信，都像石沉大海，唯一的区别是，大海连回音都没有，而我的信，在一个月后，被邮局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上面盖着一个蓝色的大戳：“查无此单位”。
时间像一把钝刀子，一刀一刀地割着我的希望。枫杨镇的夏天，似乎永远都不会结束了。我每天都活在一种巨大的煎熬里，白天要忍受别人的白眼和嘲讽，晚上就在无尽的噩梦中惊醒。我梦见沈若兰被关在黑屋子里，或者被推上审判台。每一次，她都用那双清澈的眼睛看着我，嘴里不停地重复着：“志明，救我。”
我日渐消瘦，整个人像被抽干了水分的禾苗。只有在探望沈若兰父母的时候，我才会强打起精神。我们三个人，像三座孤岛，在流言的汪洋里，互相给予着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慰藉。
04
绝望的尽头，是麻木。时间过去了差不多三个月，临近国庆节，镇上开始张灯结彩，准备庆祝。而关于沈若兰的流言，也渐渐平息下去，人们找到了新的谈资。似乎所有人都忘了她，除了我们三个。
那天，县里要在县政府大礼堂召开“先进个体工商户”表彰大会。学校摊派了任务，每个单位必须派人参加，营造气氛。我作为最无足轻重的年轻老师，被指派了这个差事。
大礼堂里挂着红色的横幅，挤满了人，空气污浊。我找了个最角落的位置坐下，像一只躲在阴影里的老鼠。
会议开始了，县领导冗长的发言让我昏昏欲睡。然后，是先进代表发言。当主持人念出“高建强”三个字时，我猛地惊醒了。
高建强春风得意地走上台，他今天特意穿了一身崭新的西装，头发抹得像刚从油锅里捞出来。他清了清嗓子，开始吹嘘自己如何响应党的号召，大胆搞活经济，成了全县青年的榜样。讲到得意处，他话锋一转，目光有意无意地朝我这个角落瞥来。
“同志们，我们搞经济，也要擦亮眼睛，提高思想觉悟！”他提高了嗓门，“不能像某些读死书的人，思想僵化，脑子不开窍，还被一些来路不明、作风有问题的女人骗得神魂颠倒，最后人财两空，成了全县的笑话！”
话音刚落，台下爆发出一阵哄笑。那笑声像无数只手，在众目睽睽之下，狠狠地抽在我的脸上。我的脸火辣辣地烧起来，我把头埋得更低，恨不得地上有条缝能让我钻进去。
就在这时，异变陡生。
礼堂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汽车引擎的轰鸣声，不是一辆，而是一长串。紧接着，几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和一辆打头的军用吉普车，组成一个威严的车队，停在了礼堂门口。
台上的县领导们面面相觑，显然这并不在议程之内。县长第一个反应过来，连话都来不及说，就慌慌张张地带着一帮人跑了出去。
台上的高建强也愣住了，举着话筒，像一只被掐住脖子的公鸡。全场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往外看。
几分钟后，县长陪着几个人走了进来。走在最中间的，是一位身穿笔挺军装、肩扛将星的老军人。他年过六旬，但腰杆笔直，目光如电，不怒自威。他身后跟着几位一看就是省市级别的大领导。
整个礼堂鸦雀无声，连呼吸都听得见。
县长拿着话筒，声音都有些颤抖：“同志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欢迎中央国防科工委的王副主任，和省市领导，莅临我县指导工作！”
雷鸣般的掌声响起，但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困惑和惊愕。
那位被称作王副主任的首长摆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他走到话筒前，声音洪亮而清晰：“同志们，今天我来这里，一是视察地方工作，但更重要的，是代表国防科工委，代表国家，来嘉奖一位我们枫杨镇走出去的大功臣！一位为我国‘长城’项目做出杰出贡献的科研工作者！”
“长城”项目？那是什么？所有人都一头雾水。
首长顿了顿，锐利的目光扫过全场，然后，他用一种无比庄严的语气，念出了一个让我的心脏瞬间停止跳动的名字。
“这位同志，就是沈若兰！”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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