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和《日本论》比较|日本文化|日本论|菊与刀

文︱关品方

笔者近日到过中山小榄参观一年一度的菊花展，又关注到蒋介石的结拜兄弟戴季陶，加上近日有关日本的事情甚嚣尘上，于是想到以前看过的《菊与刀》和《日本论》这两本书。

《菊与刀》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著作，首次出版于 1946 年，79年来历久不衰，相当罕见。

二战末期，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取得优势，但面临日本可能宁死不降的局面，考虑到战后如何处理日本，美国政府遂于1944 年委托本尼迪克特从文化角度研究日本，《菊与刀》就是其研究成果，旨在为美国制定战后对日政策提供参考。

该书认为“菊”作为日本皇室家徽，代表精致美学；“刀” 象征武士道文化，代表锋利决绝。二者隐喻日本人性格的二重性。该书谈到以下几点。

首先是等级制，认为日本是一个等级社会，等级观念深入社会各层面，上级下级、先辈后辈有严格尊卑区分。其次是耻感文化，认为日本人对名誉极度珍惜，看重事情给自己带来的荣辱，而非事情本身的是非。若被羞辱，日本人可能会采取激烈的方式报复以挽回面子。该书作者认为日本的国民性格具有双重性，既爱美又黩武，既尚礼又好斗，既忠诚又叛逆。报恩文化浓厚，为了报恩可以毫无原则，在报答“天皇恩典”方面更是盲目盲从。

明治天皇恢复乾纲独断的大权后，1868年开始维新，目标是全面西化，脱亚入欧，独霸亚洲；那是大幅度历史性变革，对日本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涉及日本人的情感偏向、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伦理道德。对天皇的尊崇，对权力的服从，成为唯一的最大公约数。

《菊与刀》被誉为 “现代日本学开山之作”，对研究日本国民性及文化有重要价值，是跨文化研究的巨著，也是充满现实主义的力作，为美国战后对日的政策合理化护航，包含了政治实用主义的味道。其要害是维持日本的天皇制度，无视裕仁是主要战犯的历史事实，因而一直引发争议。

《菊与刀》作为当年一部经典著作，在揭示日本文化矛盾性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应予肯定。书中的主要观点笔者都赞同，但也存在缺失。例如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该书基于二手资料和间接观察，缺乏对日本社会的直接体验和“田野调查”（field investigation）。这种写作方法过于主观粗疏，只是合理推论，导致对日本文化历史背景的理解不够全面、不够准确、不够深刻。

明显的缺失是对日本文化只作单一解释。例如将日本文化归结为 “耻感文化”，过度强调等级制和服从性等因素，简化了日本文化的复杂性。日本文化是多元、动态、变化的，单一的解释框架无法涵盖其多样性。例如，指出“耻感文化”没错，但日本人的官能主义有其无耻和兽性的一面。

《菊与刀》出版于 1946 年，受到二战后美国对日本占领和改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它的研究其实无法完全客观地反映日本文化的本质。书中较少涉及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地理上日本孤悬海外、资源匮乏、灾害频仍（地震海啸和火山喷发）塑造了日本民族独特的自私自利、放纵骄横和我行我素的性格（认为上天对日本不公，对外侵略掠夺是理所当然）。这方面的严重缺失，导致该书对日本文化的解释不够全面，有美化之嫌。

随着时间推移，日本社会战后以来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下，年轻一代价值观的转变，《菊与刀》不可能考虑到这些变化，因此已无法准确解释当代日本社会的文化现象。当前要研究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挥之不去。这才是对日本文化的灵魂拷问。

《菊与刀》的缺失比比皆是。笔者自诩是知日派，略有发言权，认为应结合其他研究视角，才能够全面地理解日本文化。例如，日本人因为名誉受损而使用不正当的暴力来肆意报复所遭遇到的侮辱，并不被视为是愚蠢行为。因为重视自尊（面子）的缘故，日本人对有损“名誉”的事情常怀戒备之心，有些事情甚至会采用极端方法来避免受辱或报复受辱。

笔者个人观察，日本人心底有不自信的基因，因此往往坚持要求他人对自己有回报的义务，又有严格要求自我约束的所谓集体主义的伦理准则（喝醉酒之后另论）。日本人不把私欲看成是罪恶，这方面的道德要求极低，导致他们对感官享乐非常宽容。日本人不以乱伦为非法（法律上只是不允许近亲结婚），在性方面的社会活动和个人行为是方便的宣泄。战时慰安妇的系统性安排令人发指，暴露其深植的民族劣根性。这方面笔者有深层感悟，因为太肮脏，本文不欲多谈。

《菊与刀》揭露日本人顽固保守与狭隘扭曲的心理，但不够深刻。从洗澡睡觉、吃饭喝酒等日常，都能够看出日本人没有把肉体的官能需求当做罪恶，肉欲享受与道德操守可以互不沾边。日本的色情产业世界第一，但不以为耻。日本人认为现世今生没有善与恶、对与错、罪与罚的清晰对立，只有成与败、存与亡、胜与负的斗争。他们不认真看待前世与来生，只重视今世今生。

日本人未真正吸收到中国“仁”的理念。日本人不认同“仁”的约束性，认为只是德行的标准之一，不必与自己的性恶进行斗争。当集体放纵时，是“恶魔的饱食”。这是一种以自大和夸大来掩饰自己缺乏自信和自律的思维。这方面的分析属于民族文化心理学的范畴，笔者日后如有机会，另文再论。

总而言之，笔者同意“菊”与“刀”代表日本人的双重性格。这种矛盾性格，贯穿日本的民族文化和精神世界，可以是天使，同时是魔鬼。菊的比喻源自杉本夫人对其参加花艺展（插花艺术，“生花”、ikebana）的描述，她以去掉菊花上固定姿态的细线圈而感到无尽的喜悦。这种喜悦来自摆脱束缚。日本人对于释放自己做尽坏事往往能感受到他人感受不到的幸福和激动。日本人心中的刀，既象征“义理”，也代表“乱暴“。《忍者》可以挥刀保皇，《大佐》可以挥刀乱斩。成功就放浪纵恣，失败就自行切腹、“无理心中”（先杀人后自杀，同归于尽“揽住死”，因此有“神风突击队”）。被束缚的菊花，解下了细线圈是美感；举起军刀杀人，大东亚共荣圈是炼狱。

另一部名为《日本论》，作者戴季陶，是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1928年首次出版，岳麓书社4年前（2021 ）再版。该书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日本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社会，为理解日本和中日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戴季陶指出，日本从中国哲学中汲取了 “仁爱观念” 和 “天下观念” 等重要思想，但有扭曲。该书探讨了日本从幕府时代到明治维新的转变，分析了日本民族特性的形成及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表现，揭示了日本存在的神权迷信及其对天皇国体的影响。戴季陶指出明治维新有两面性，既肯定其变革精神，也指出其中存在的军政商互相勾结的封建本质。戴季陶认为日本自古就有侵略中国的企图。中国对日本缺乏足够的关注，导致中国在近现代与日本交锋的过程中，因为长期轻视日本、不够知己知彼而处于下风。

《日本论》强调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匮乏，呼吁加强对日本的了解，中国有深入研究日本的必要性。笔者对此深表赞成，认为日本文化中既有吸收了中国优良文化的一面，也有其独特的民族性、残留的部落抢夺的阴暗一面有待教化。戴季陶定义中日关系的本质是 “中国强，日本就是妾；中国弱，日本就是贼”，这观点反映了他对中日关系的深刻洞察，到今天仍发聋振聩，笔者基本认同。再版的《日本论》应被视为研究日本的重要参考著作之一，其深刻的独特视角值得高度重视，对新时代如何正确看待日本有启示作用，提醒我们要警惕其侵略野心、以硬实力压服、消防其复辟军国主义的图谋，但也应学习日本在科学技术、经营管理和文化艺术领域的正面的长处。

笔者认为，研究日本应该通过现象看本质，揭开隐藏在表象下的深层原因，从而提升应对日本挑战的长期有效的综合能力。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包括台湾复归中国、琉球脱离日本、日本领土限制在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中国有权在日本驻军。至于钓鱼岛列岛，近年中国海上警巡舰队持续驶入该海域巡航并依法维权驱赶日本渔船，日本抗议无效；等同中国通告全世界已实质控制钓鱼岛列岛海域。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戴季陶在日本生活多年，作为孙中山秘书亲历了中日关系最错综复杂的历史阶段。他对日本的了解，一般人无法比拟。戴季陶认为日本自古就有侵略中国的企图，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更是从未停止。反之，中国却鲜有认真地深入关注这个一衣带水搬不走的邻邦。在两国近现代的激烈交锋中，中国之所以长期处于下风，正是因为对日本缺乏深入透彻的认识。如今《日本论》成书已近百年，对于中国了解日本国情、民族性格、风俗习惯，以及中日关系的发展与变迁仍有裨益。

我们现在还需引用百年前《日本论》为参考价值，证明当代对日本的研究或嫌不足。戴季陶又名戴传贤，浙江湖州人，早年留学日本（和蒋介石是同宿舍的室友）；后加入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主办《星期评论》，介绍马克思主义，1920年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上海支部。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当选宣传部部长和毛主席结识；在黄埔军校期间和周总理共事。他1949年2月离奇逝世。蒋纬国的长相和他极其相似。戴季陶的传奇一生，还有百年前大批留日中国革命家的行止，值得笔者另文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