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个春节。
薄一波家里来了客人。
王光美带着孩子们来看望他。
气氛挺温和的，孩子们在一边闹着，屋里炉火噼啪响。
王光美说了句：“你对少奇同志感情挺深的吧？”薄一波本来坐着，听了这话，慢慢把手一摆，说：“不是感情，是思想上的通。”
这句话听起来不重，但知道内情的人一听就明白——这里头有过一段波折。
这事得从一次“假投降”说起。
那是1936年，北平。
草岚子监狱里关着一批中共地下党员，薄一波也在。
那时他刚过而立之年，心气还高，坐牢之后一边斗争，一边读书。
他常被叫“铁窗教授”，因为总是给狱友讲马列主义，讲党的路线。
外边的局势也不安稳，红军刚刚完成长征，北方的地下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
刘少奇临危受命，来到北方局主持工作。
一来到，他就发现一个棘手问题：干部断层。
怎么办？刘少奇想了个办法。
他建议党中央批准，让被捕的同志在敌人面前“签字”假自首，然后以合法身份出狱，再秘密恢复组织工作。
这个主意最早是柯庆施提出来的，刘少奇觉得有道理，便向中央正式建议。
这主意听上去挺危险，说白了就是演戏，而且要演给敌人看。
一不小心就真成了叛徒了。
狱中的同志一开始根本不信，以为是敌人的圈套，连信都懒得讨论。
可没过多久，第二封信来了，说是“胡服”写的——这是刘少奇的化名。
大家一看，信是真的，署名也对，于是开始按照指示准备出狱手续。
薄一波就是这批“被放出来”的人之一。
他刚出狱，就遇到了人生中的一个岔路口。
阎锡山派人来找他，希望他回山西“共谋抗日”。
这在当时听起来太荒唐了。
阎锡山是军阀，共产党人跟他合作？薄一波当即拒绝了。
谁知道第二天，刘少奇托人带了话来：“机会难得，一定要去。”口气不容商量。
薄一波还犹豫，刘少奇亲自发话：“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他最终去了。
在太原待了四十多天，调查、接触、谈判，最后和阎锡山谈成了。
共产党在山西有了合法活动的空间。
薄一波接手了牺盟会，进行了全面改组，七名常委里有六个是党员，实际已经成了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抗日组织。
这件事成了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转折点。
但真正的问题，是从十几年后的一次人事安排开始的。
1948年，华北局成立，准备接管北方战场的全面工作。
刘少奇提议薄一波担任书记。
薄一波推了几次，没推掉。
最后刘少奇自己挂名第一书记，实际工作让薄一波来抓。
这时候，薄一波提出了一个人选——柯庆施。
在他看来，柯庆施是有过硬战绩的。
当初“假自首”那个方案就是他提的，后来在营救王若飞的事件中，也正是柯庆施亲自到监狱审查，给了王若飞“清白”，让他顺利回归组织。
薄一波觉得这样的人应该进华北局。
可刘少奇死活不同意。
他说：“你只看了一两件事，我是看他这几年的整体表现。”
薄一波坚持。
刘少奇最后退了一步，只说了一句：“后果你要负责。”
这件事后来成了薄一波晚年最悔的一桩。
他自己说：“我当时不听少奇同志的劝，犯了个大错误。”
这句话里没有辩解。
新中国成立后，薄一波在中央分管经济工作，和刘少奇接触更多了。
两人有过分歧，也有过并肩。1953年财经会议上，薄一波因为推行税制改革遭到不少批评。
有人想看刘少奇的态度。
他没有回避，说：“我觉得薄一波同志做得对。”
但散会后，他私下问：“你是不是有点骄傲了？”薄一波说：“我不觉得。”两人为这事谈了很久。
最后的共识是：原则没错，方法不妥。
他们之间的交流，总是直来直去。
刘少奇从不拐弯抹角，薄一波也愿意听。
但那一次关于柯庆施的任用，他们没能达成一致。
再说回刘少奇。
1949年北平解放，他要去天津巡视。
按理说，这种级别的出差，不用向地方打招呼。
但他还是去了薄一波办公室，说：“按照组织原则，我在天津活动，由天津市委向华北局报告，再由你向中央报告。”
这不是什么形式主义，而是一种习惯。
薄一波那时候就说：“他那种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是我终身受益的。”
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时代的浪潮吞没了无数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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