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想让美国和中国开战，美国想的是日本和中国开战，美国和日本这点小算盘，中国早就看穿了。
之前美国的战争部长就说 了，“日本没有尽到盟友义务，只会搭美国的便车”。
而在《纽约时报》一则报道中提到，如果台海冲突爆发，解放军可能向区域目标发射超过600枚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数字足以让任何军事指挥官重新评估干预的成本。
二战后的美日同盟，建立在一种微妙平衡之上。日本提供基地和资金，美国提供“核保护伞”和前沿军力。但近年来，美国战略界抱怨声渐起，日本的安全投入，始终未能匹配其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尽管日本防卫费已连续多年增长，但其军费占GDP比例长期徘徊在1%左右，远低于北约要求成员国达到的2%标准。这种被称为“支票簿外交”的做法，让美国认为日本在“白嫖”安全红利。
美国要求日本承担的，不仅是基地的费用分摊，更是更积极的前沿作战角色。美军高层多次示意，希望日本自卫队能协助执行更广泛任务，甚至是在“第一岛链”的常规威慑中发挥更大作用。
但对日本而言，二战后的“和平宪法”和国内强大的反战民意，使得军事扩张政策如履薄冰。
思考：美国的不满，本质上是要求日本从“被动受保护者”转变为“主动贡献者”。然而和平宪法第九条对“集体自卫权”的限制，与日本国内对军国主义复苏的深切警惕，构成了日本难以跨越的政治红线。
美国媒体披露的600枚高超音速导弹推演，不是简单的数字威慑，而是改变了西太平洋的军事计算公式。
高超音速导弹的威慑力，在于其不可预测的飞行轨迹和极快的末端速度。现有的海基“宙斯盾”和陆基“萨德”反导系统，面对5倍音速以上、可机动变轨的打击力量，拦截成功率被认为将急剧下降。这意味着，为日本提供关键防护的“盾牌”，已经出现了致命裂痕。
这直接改变了美军在“第一岛链”的作战模式。过去依靠航母打击群和前沿基地进行力量投送的模式，在东风-17等武器的覆盖下，成本与风险变得不成比例。造价130亿美元的“福特”号航母，在推演中已成为价值数百万美元导弹的“高风险靶标”。
日本全境，从北海道到冲绳，87个重要军事设施和基地，都处在中短程导弹的射程覆盖之内。一旦冲突发生，日本面临的不是局部打击，而是瘫痪其指挥、后勤和反击能力的体系性摧毁。
“600枚”不是上限，而是推演的基准线。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战时动员能力，意味着导弹的生产可以远超这个数字。这种消耗战，恰恰击中了美军依赖高价值、高成本装备体系的软肋。
夹在中美之间的日本，正陷入一个尴尬的战略死局。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经济上却与中国深度绑定。
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对华贸易占日本外贸总额的约四分之一。汽车、半导体、精密机械等日本经济支柱产业，都严重依赖中国市场。任何军事对抗，都意味着日本经济的自杀。
特朗普对日本很不满，美国曾公开敲打日本，要求其承担更多驻日美军费用，甚至威胁撤军。这种“交易主义”的盟友关系表明，美国的保护并非无条件，而是随时可以重新议价的服务。
日本近年加强西南诸岛防卫、采购战斧巡航导弹、提升防卫预算等举动，既是在回应美国压力，也是企图加强自身拒止能力。但这种努力，在体系化的导弹威慑面前，效果存疑。
怎么说呢？日本最根本的困境，在于其国家正常化的渴望与美国“可控的盟友”定位之间的矛盾。美国需要的是一个能分担压力、但又不至于脱离掌控的日本。而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决心与能力，已经使任何外部军事干预台海事务的成本，高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
西太平洋的战略天平，正在因技术革新而发生倾斜。高超音速导弹代表的非对称优势，正在重塑大国博弈的规则。对于日本而言，继续“搭便车”的空间正被急剧压缩。
华盛顿的抱怨与东京的焦虑，反映出一个冰冷现实：当保护者的安全承诺遭遇不可承受的风险时，被保护者必须直面自己的安全困境。
日本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是继续押注于一个成本越来越高的美国安全承诺，还是在战略自主与地区稳定之间，寻找新的平衡？这个问题，或许比导弹飞临的速度更紧迫地摆在东京决策者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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