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墨西哥参议院以76票赞成的结果通过了一项关税法案，
法案规定从2026年1月1日开始，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商品加征高额关税，部分商品的税率甚至达到50%。
加税对象并不只针对某个行业，而是涉及很多制造业领域。
汽车、钢铁、纺织只是外界最先注意到的部分，更大的范围里，塑料制品、纸制品、纱线、玩具等等商品也都被纳入了加税范围，政策锋芒明显扩大。
使市场关注的是墨西哥出手的时间，之前一段时间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趋势，企业与资本正在重新评估风险。
但是墨西哥在这个时候突然改变了贸易态度，外界才意识到这次加税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调整，而是一次带有方向性的政策表态。
因此中方的判断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中国商务部很快做出回应，表示墨西哥的做法带有明显的单边保护主义色彩，并要求其纠正相关政策。
不同于以往，此次表态不仅停留在口头上，还和正在进行中的调查程序同步展开。
在墨西哥法案出台之前，中国就已经按照法律程序对墨西哥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展开了调查。
这说明墨方的政策并没有打乱中方的节奏，反而促使已经启动的机制加快运行，换句话说，中方不是被动应付，而是事先就有准备。
墨西哥之所以采取强硬路线，和财政现实有关。
根据计算，在新关税政策实施之后，会给财政增加很多新的收入，这笔钱，希望用来弥补财政赤字，给国内制造业争取一些调整的时间，短期内从账面上来看，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是关税收入并非是“净收益”，墨西哥制造业对于进口中间产品依赖很大，加税直接加大生产成本。
成本不会凭空消失，而是通过价格传导到企业和消费者身上，通胀压力也就随之累积起来。
汽车产业矛盾最尖锐，墨西哥希望通过加税来削弱外部的竞争，支持本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但是实际情况是，墨西哥汽车工业对中国的零部件很依赖。
关税提高之后，进口成本增加，企业只能压缩利润，甚至被迫调整生产布局。
结构上的矛盾造成政策目标之间有内在的冲突，一方面要实现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又加大了企业的核心投入成本，结果往往是企业观望、投资减缓，而不是竞争力的提高。
关税在短时期内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不能替代产业自身的调整能力。
在国内方面，该政策被包含在墨西哥提出的“墨西哥方案”之中，该方案意在减少对于非自贸协定国家的依赖，提高本国的生产、就业。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加税范围扩大得很快，并不只针对少数几种商品。
外部环境也不能被忽视，美国在该地区推行更广泛的关税措施，给多个经济体带来同样的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下，墨西哥想用强硬的姿态来稳定自己在区域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但是也缩小了自己的政策回旋余地。
真正的风险就是反向冲击，一旦中国市场对墨西哥产品设限，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出口规模，还有投资信心以及供应链稳定。
农产品、矿产品等各个领域都有可能成为压力点，外溢效应并不仅限于某一个行业。
中方反制的手段并不仅限于对货物加征关税，服务贸易、投资审批、项目准入都是现实中的一种政策选择，这些工具联合起来使用的话，影响会更持久，并且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
目前看，相关的调查结果会在新的税率正式实施前后逐渐清晰起来，届时中方是否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并不取决于情绪，而是取决于规则以及调查结果，这一点对于墨西哥来说并不是一个未知变量。
墨西哥本想通过表明强硬态度来等待中国方面作出让步，但是实际情况的发展表明，人们的期望正在落空，电话没有响，取而代之的是反制路径越来越清楚。
在博弈中，并没有出现突然转变的情况，而是一直在做着连续的选择，墨西哥采取了高关税，而中国则进行制度化的回应，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意外，而是由之前的种种原因自然发展而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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