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34年的长征，对于红军来说，那不是一般的行军，简直就是一场求生之路，一步一坎，九死一生。
那时候，张铚秀才19岁，已经是个光荣的连长了。
出发前，上级把一个沉甸甸的任务交给了他：200枚银元，这是部队分散给各连队保管的军费，是红军长征路上走下去的唯一经济来源，这笔钱的重量，比他肩上的枪和粮食袋子都要重得多。
按理说，他一个连长，完全可以把这个“钱袋子”交给身边的战士来背着，减轻自己的负荷，但他没有。
他太清楚这200枚银元意味着什么，这可不是他自己的财产，这是全连的命根子，谁背着都不如自己亲自背着安心。
他曾对团里表态说，就算把命丢了，我也不会弄丢一枚银元。
一个男人，一个唾沫一个钉，说出去的话就得做到。
所以，在所有人都休息的时候，张铚秀总是在一遍遍地检查包裹，不时把那袋子银元拿出来点一遍。
有战士跟他开玩笑说，连长，有这袋子钱，将来回乡能买多少地啊！
张铚秀听了，先是笑笑，然后马上就严肃起来。
他告诉大伙，这是公家的钱，自己只是代为保管，谁都别想打它的主意。
就这样，在雪山草地里，在枪林弹雨中，张铚秀愣是背着这沉甸甸的军费，走完了万里长征路。
当他最后把200枚银元一分不少地交上去时，谁能不为这个年轻人的坚守和担当竖起大拇指呢？
这枚枚银元，可不是简单的钱，它们见证了一个红军连长的誓言和责任，也成了那个时代共产党人本色的最好证明。
02
1937年9月，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消息传到延安，陕北红军改编成了八路军，南方游击队整编成了新四军。
当时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张铚秀，和其他学员一样，都希望被分配到纸面实力更强的八路军队伍。
但组织上的决定下来，他被分去了底子薄、装备差的新四军。
张铚秀带着两位同志，一路跋涉，风尘仆仆地到了八路军驻武汉的办事处，在那里，他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和他们亲切地聊了一会儿，然后给他们每个人发了十块银元作为南下的路费。
他们走水路南下，一路晃荡到了九江，等到了地方，张铚秀身上也就只剩下两块银元了。
路过老家永新县时，他遇到了久别的哥哥张成秀。
他哥哥是永新县最早闹革命的青年领袖，当时还在带着乡亲们搞革命活动。
因为任务在身，张铚秀没法多待，临走前，他掏出了自己仅剩的两枚银元，塞到哥哥手中，让他照顾好母亲。
但哥哥只收了一块，又把另一块硬塞回了弟弟手里。
兄弟二人四目相对，千言万语都化作了沉默。
张铚秀后来一直珍藏着这枚银元，任何时候都没有花掉，因为这是他对大哥唯一的念想。
他听到消息，自己走了没多久，大哥就被反动派杀害了，根本不管什么国共合作，只剩下弟弟和母亲相依为命，日子过得特别艰难。
到了新四军，张铚秀看到这里的装备比八路军还差一截，武器人员都极度缺乏，心里难免有些失落。
不过，他很快就调整了过来，因为他被分配到了粟裕将军的麾下，这个良师益友让他终生受益。
03
徐州会战之后，日军只敢守在重要城市和据点，广大的乡村地区成了新四军活动的地盘。
为了深入敌后发展壮大，新四军组建了先遣支队，北上开辟根据地。
军部特别重视这支队伍，调来了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当司令员，张铚秀也被抽调过去，从中队长变成了司令部的侦察参谋。
先遣队的任务，就是要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越沦陷区。
张铚秀带着5个经验丰富的侦察兵出去转了一圈，几天后，一份详尽的行军情报就摆在了粟裕的面前。
粟裕看完非常满意，当即部署夜间行动。
在穿越一条铁路线的时候，粟裕问张铚秀一个问题，说小张，你有没有办法，离得很远就能知道，远处有没有日本人的装甲巡逻车开过来？
张铚秀说看灯光，日本鬼子的巡逻车上有灯，只要有亮光就知道是他们。
粟裕又追问，那要是大白天呢？
张铚秀这下可不知道了，心想首长是不是有什么更高明的手段。
果然，游击战争经验丰富的粟裕，交给张铚秀一个绝招：侧着耳朵贴在钢轨上听。
这个方法，白天晚上都管用，一听一个准。
粟裕对战争指挥是倾囊相授，只要自己知道的，都会一一教给张铚秀，这些小细节，让张铚秀受益匪浅。
他晚年也戏称，自己算得上是粟裕的学生了，学会了不少一辈子都受益的东西。
后来，新四军在粟裕的指挥下，打了一场漂亮的仗，就是让陈毅挥毫泼墨，怒赞为脱手斩得小楼兰的韦岗伏击战。
这一仗是新四军挺进江南的开门红，意义非常大。
战斗结束后不久，来了两个国军人士，说希望高价从新四军手中购买缴获的日军武器，说是供研究用。
张铚秀听了匪夷所思，新四军缴获的日军武器，在新四军看来是珍宝，但对于装备并不比日军差的国军来说，应该算不上什么新奇玩意儿啊。
而且，这两个国军军官不光要高价购买，还要买下新四军缴获的全部重武器。
更叫张铚秀看不懂的是，粟裕突然非常大方，表示对方只要写个收据，作为友军他可以直接免费赠予。
眼看粟裕要免费送，这两个国军军官反倒婉言谢绝了，支支吾吾地离开了，这离奇的事情真是一件接一件。
直到粟裕的一番解释，才让张铚秀佩服得五体投地。
粟裕说，他们总说我们游而不击，这一次战斗我们打出了名堂，影响力很大，他们哪里是看上了日本武器，他们就是想买过去拍照片宣传是他们缴获的。
粟裕接着说，要不然我一说开收据，他们为什么就不要了？
04
随着国军和新四军的摩擦日益严重，新四军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就快到了。
1940年11月，新四军队伍壮大，张铚秀调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的新一团团长。
在皖南事变发生时，张铚秀率领新一团北上，担任左路纵队的前卫团。
1941年1月5日，队伍走到茂林地区时，警惕性极高的张铚秀就发现了附近有国民党军队的踪迹，他马上派出了侦察部队，放置在行军队伍的两侧高度警戒。
果然，国民党早就有预谋。
当新四军军部九千多人全部抵达他们预计好的地区时，国民党军七个师大约八万多人，猛烈围攻新四军军部区区九千余人。
张铚秀的新一团就遭到了敌人两个营的突然袭击，但张铚秀早有防备，一声令下部队迅速呈战斗队形展开反击，很快就击溃了这股敌人。
新一团和老一团密切配合，为新四军打开了向东北方突围的缺口，然而队伍突然收到命令，要他们朝西北方靠拢军部。
当晚，新一团隶属的整个支队和军部失去了联系，支队司令员傅秋涛将军让新一团和老一团交替掩护突围。
战斗异常激烈，新一团不断收拢被打散的战友，连炊事班和马夫都组织起来参加战斗了。
张铚秀更是亲自提着一挺轻机枪，带着突击队向敌人扫射。
全团1200多人，经过八个昼夜的激战，折损了大半。
新一团的参谋长牺牲了，团政委身受重伤。
张铚秀带着剩下的战士不断与敌人周旋，找寻着突围的机会。
在茂密山区，部队的辎重全部舍弃，每个人身上的干粮也吃光了，张铚秀带着战友们吃野果野菜，昼伏夜出，翻过了无数山沟密林。
为了躲避敌人搜捕的队伍，他们不敢走大路小路，只敢走荒草丛生算不上路的路。
沿途收拢落单的其他部队战友，常常好几天才找到一点食物。
直到二月底，他们终于突出重围，抵达了我军在巢湖一带的根据地。
此时的新一团，是整个“皖南事变”中唯一成建制突围的部队，不过，全团上下也仅剩下200来人了。
张铚秀的指挥能力再一次得到认可，之后组织上让他搞生产。
和延安著名的359旅南泥湾大生产一样，新四军在1943年到1945年期间也面临着物资匮乏的问题。
国民党敌视新四军，不把共产党的队伍当做国民革命军作战序列的一部分，许诺拨付的军费早已中断。
为了使部队生存下去，同时又能坚持对日作战，中央号召各部队自力更生，搞大生产活动。
为了减轻根据地百姓的负担，支队长以下的干部，就算公务繁忙，都要亲自下地开荒耕作。
张铚秀也要带头做表率，他在自己居住的茅屋前开辟了一块菜地，亲自种菜。
他用津贴从老乡那里买了几只鹅，和警卫员一起打草挖掘蚯蚓喂养。
这几只鹅，是张铚秀慰问重伤员和老朋友的珍贵之物，平时除了武器弹药，就属它们最金贵了。
张铚秀的夫人丁亚华，是甲午战争中国殉的晚清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曾孙女。
她当时是部队供给部门的书记，也动员当地的干部和妇女同志投入到大生产中去。
为了满足张铚秀部队所在区域的战士们的穿衣问题，他们先后自办了六个服装厂，生产被褥、军装和裤袜。
张铚秀更是亲自和当地商人谈判，争取了不少物美价廉的棉纱和布料。
他说，毛主席说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努力了一下，财富就有了。
谈起这段往事，老将军脸上总是洋溢着喜悦和自豪。
05
抗战胜利后，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张铚秀先后担任了山东野战军第7师19旅副旅长兼参谋长、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27军80师的师长，参加了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
1955年4月，张铚秀被授予少将军衔，获得了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此后，他担任26军军长，虽然没赶上朝鲜战争，但在七十年代末，对越自卫反击战终于轮到他了。
那时，越南人撕下了伪善面具，把自己绑缚在苏联扩张的战车上，悍然对周边国家用兵，企图建立东南亚的霸权。
为了教训这个不知感恩的邻居，中央决定出兵惩戒。
解放军的出兵方向分为东西两线，东线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指挥，打得刚猛凌厉。
而西线则由刚从兰州军区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上将指挥。
从战争结果来看，相比于东线，西线打得干脆利落，而且伤亡较小。
但很多人不知道，西线的指挥官杨得志上将是抱病出征的，在开战之后没几天，他就突然发病了。
云南的地方医院无力医治，只能送往别地，而指挥的任务实际上就由已经65岁的张铚秀临危受命接手了。
他虽然只是少将，但接手后的西线也确实打得出彩，张铚秀自然是功不可没。
1980年，张铚秀升任昆明军区司令员，1984年指挥部队收复了老山和者阴山。
到了1985年，昆明军区撤销并入了成都军区，刚当上军区司令员没几年的张铚秀，没有丝毫的留恋，他主动带头配合完成了撤销并区的工作。
从18岁参加红军，到1985年从军队任上退休，张铚秀将军的军事生涯长达52年，虽然他只是开国少将，但这样长盛不衰的军事指挥生命，在开国将帅群体当中都是不多见的。
退休以后的张铚秀，还是过着低调简朴的生活，他怀念在新四军为革命事业奋斗的日子，大力倡导组建了新四军研究的学会。
很多老兵生活困难，张铚秀就自掏腰包，给生活困难的老战士寄去财物。
其实张铚秀将军自己也不富裕，他当过昆明军区的司令员，还兼任过一段时间的云南省委书记。
不管是军队的职务还是地方上的行政职务，都可谓坐到了极高的位置。
虽说位高权重，但老将军丝毫没有利用这些便利，为自己谋取私利。
以至于他退休之后，除了应该享有的退休待遇，家中陈设依旧简单，旁人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退休老头，不知道的谁能想到他是个老首长、高级干部呢？
早在建国之初，他作为正军级干部，工资就有300多元，那时候的300多元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然而将军和夫人养育了八个子女，一大家子生活，本来挺多的工资，握在手里也变得紧巴巴的。
养活自己孩子就够难了，张铚秀还有一个内弟，在抗战中受过伤，留下一个儿子无依无靠，张铚秀干脆就把他接来与自己的孩子们同吃同住。
这下九个孩子，再加上张铚秀平时喜欢周济亲友，一大家子的生活更显艰难了。
有一次，张铚秀家里急用钱，把钱都花完了，眼睁睁看着家里的米缸见了底，估摸着可能断粮，张铚秀也没辙了。
工资要下个月才发，他绝不会找组织要钱，思虑再三，张铚秀看到了在家干活的保姆，于是开口找保姆借钱。
他知道这位保姆开销小，每个月都能攒下不少钱，于是硬着头皮开了口。
保姆倒也爽快，把钱借给了张铚秀，但也不免惊诧一番，她说，首长，你又是司令又是书记的，竟然找我借钱？
保姆说，以后可千万别胡乱大方了！
张铚秀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工资一发就把钱还上了，可是该接济谁，他还是一个不拉，总是先考虑别人，再想到自己家。
2009年，老将军因病辞世，享年95岁。
这事儿吧，越想越觉得不简单。
晚年王建安的老伴儿，就想着能不能让将军开口，把一个孩子调到北京，毕竟年纪大了，也方便照顾。
可王建安硬是不让，直接撂下一句话，说，我只要还活着，子女一个都别想调回来！
你说这硬不硬气？孩子们也理解老爷子的脾气，1980年王建安病逝，丧事什么的，子女们全按将军的遗嘱办的，一点没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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