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这次来北京，有没有给我带点什么东西？”
1951年4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里，毛主席突然板着脸，对着眼前局促不安的中年妇女问了这么一句。
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要知道，这个女人的身份可不一般，她是国民党旧官僚的家属，是个“敏感人物”。
大家都以为这是一场温馨的亲戚会面，谁也没想到，开场白竟然是伸手要礼物，这个女人接下来的回答，更是让人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01
这事儿得先从1951年的大环境说起，那时候是个什么光景？
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两年，那是真正的百废待兴，但同时也是暗流涌动。国内正在搞镇压反革命运动，大街小巷都在抓特务、清算旧账。老百姓看谁要是跟“国民党反动派”沾点边，那眼神都能把人戳个窟窿。
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湖南有个叫陈国生的女人，日子过得那是相当煎熬。
陈国生是谁？说出来吓死人，她是毛主席的亲外甥女。但这就更有意思了，这么硬的关系，她咋还怕成这样？
问题就出在她那个丈夫宋毅刚身上。这宋毅刚在解放前，那是在国民党警察局里干过事的，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也当过文书、做过督导员。穿过那身黑皮，吃过那碗饭，在当时那个年代，这就是妥妥的“历史污点”。
陈国生每天是提心吊胆，生怕哪天街道办事处或者公安局的人上门，把她家那口子给带走。她平时走路都恨不得贴着墙根走，生怕引起别人注意。
可怕什么来什么。
1951年春节刚过没多久，陈国生正在长沙一家肉食店里当出纳员，在那儿噼里啪啦打算盘呢。突然，店里的领导神色慌张地跑过来，说是有个大电话找她。
陈国生当时腿都软了，心想是不是家里那口子出事了？
结果电话一接通，那头传来的声音虽然带着湖南口音，却不是公安局的审讯，而是湖南省委统战部的干部。
那干部说：“陈国生同志，北京来电报了，毛主席要见你，请你马上去一趟北京。”
这话听在别人耳朵里，那是祖坟冒青烟的大喜事；可听在陈国生耳朵里，简直就是一道催命符。她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哆嗦。她想：舅舅是不是要搞“大义灭亲”？是不是要当面审问她丈夫的事儿？
她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拿着听筒的手都在抖。
电话那头似乎察觉到了她的犹豫，又补了一句：“你放心，这次跟你一起去的，还有你表舅文运昌，票都买好了。”
挂了电话，陈国生整个人是懵的。去北京？进中南海？带着一个“国民党旧人员家属”的身份去见新中国的领袖？这画面太魔幻了。
02
其实陈国生不知道，这次进京，完全是一场迟到了二十多年的寻亲。
这事儿还得往回倒一年，也就是1950年。
那一年，毛主席的大儿子毛岸英回了一趟韶山老家。那次回去，毛岸英身上是带着任务的。毛主席特意嘱咐他，回老家除了看望乡亲们，还要打听一个人的下落。
这个人叫毛泽建，是毛主席的堂妹，也是他最疼爱的“菊妹子”。
在毛主席心里，毛泽建的分量太重了。当年闹革命的时候，毛泽建那是铁了心跟着哥哥走的，后来在1929年，年仅24岁就被反动派给杀害了。毛主席每每想起这个妹妹，心里都跟针扎一样疼。
他想知道，妹妹牺牲后，有没有留下什么骨肉？
毛岸英在韶山跑断了腿，挨家挨户地问，最后还是舅舅文运昌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文运昌告诉毛岸英：“你那个姑姑毛泽建，亲生孩子虽然没保住，但她收养过一个女儿，叫陈国生。”
这陈国生的身世，说起来那也是一部血泪史。
她原本不姓陈，亲生父亲叫梁泽南，母亲叫陈淑元，那都是早期的共产党员。1928年，亲爹梁泽南被叛徒出卖牺牲了，亲妈带着她东躲西藏，实在没法子，就把她托付给了毛泽建夫妇。
当时那个场景，想想都让人掉眼泪。
陈淑元把孩子递给毛泽建的时候说：“这孩子我就交给你们了，我这趟去凶多吉少。”
毛泽建抱着孩子哭成了泪人，说：“嫂子你放心，只要我有一口饭吃，绝不让孩子饿着。”
结果呢？没过多久，亲妈牺牲了；又过了一年，养母毛泽建也牺牲了。陈国生这孩子，就是在那吃人的旧社会夹缝里，像野草一样顽强地活下来的。
毛岸英回京后，把这消息一汇报，毛主席当时就激动得不行。他没想到，菊妹子虽然走了，但还真留下了这么一根独苗。
这就是为什么1951年，毛主席非要点名见陈国生的原因。在毛主席眼里，她不仅仅是外甥女，更是那是牺牲了的亲人们留下的念想。
03
1951年4月24日，陈国生跟在表舅文运昌、文涧泉身后，登上了北上的火车。
这一路上，两个老舅舅那是兴奋得不行，看着窗外的风景指指点点，感叹新中国的变化。可陈国生呢？她一直缩在座位角落里，心里七上八下的。
她包袱里揣着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比千斤还重。
一样是养母毛泽建当年的绝笔信，那是她冒死保存下来的；另一样，是她连夜写的关于丈夫宋毅刚的“交代材料”。
她想好了，这次去见舅舅，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要是舅舅真要追究丈夫的成分问题，她就把材料交上去，要杀要剐，给个痛快话。
到了北京，住进了前门的建国饭店。工作人员对他们客气得很，好吃好喝招待着，说主席工作忙，得安排好时间才能见。
等待的那三天，对陈国生来说简直就是度日如年。她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如果见面被骂该怎么办。
终于熬到了4月27日。一大早，中南海的车就来了。
车子穿过红墙，停在了那个传说中的地方。陈国生下车的时候，腿肚子都在转筋。她看着周围站岗的警卫员，手里握着枪，威风凛凛的，心里更是虚得厉害。她想，这要是以前丈夫的那些同事看见这场面，估计魂都吓飞了。
进了怀仁堂，工作人员让他们稍等。
没过一会儿，一阵脚步声传来。陈国生抬头一看，一个高大的身影走了进来。
那就是毛主席。
文运昌和文涧泉这两个老表哥，见到毛主席那是亲热得不行，也不管什么规矩了，上去就拉着手说话。
毛主席满脸笑容，一点架子都没有，握着他们的手说：“哎呀，还是家乡人看着亲切，咱们都是一家人，不要喊主席，喊主席就生分了。”
这话说得大家心里暖烘烘的。
毛主席问了家里的收成，问了乡亲们的生活，气氛那是相当融洽。陈国生站在后头，稍微松了一口气，心想：看来舅舅心情不错，应该不会发火吧？
可就在这时候，毛主席的目光穿过人群，落在了陈国生身上。
那眼神，犀利得很，仿佛能把人看穿。陈国生只觉得头皮发麻，赶紧低下头，不敢跟主席对视。
突然，毛主席收起了笑容，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他盯着陈国生，语气沉沉地问了一句：“国生啊，你这是第一次来看舅舅，怎么空着手就来了？你就没给我带点东西？”
这话一出，屋里的空气瞬间就凝固了。
文运昌在旁边也愣住了，心想：主席这是咋了？平时最不讲究这些虚礼的啊，怎么还主动要起礼物来了？
陈国生更是吓得魂飞魄散，她脸涨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说：“我……舅舅，我……我走得急，家里也没啥好东西，就……就没带礼物……”
她当时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心想完了完了，这下印象分全没了，不但成分不好，还成了个不懂礼数的亲戚。
04
就在陈国生急得快哭出来的时候，屋里突然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哈哈哈！”毛主席笑得前仰后合，指着陈国生对文运昌说：“你看这孩子，还当真了！我是逗她玩呢！看把她吓得，话都不会说了。”
原来是开玩笑！
陈国生愣了一下，随即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她看着眼前笑得像个慈祥老父亲一样的毛主席，心里的那道防线瞬间崩塌了。这哪里是高高在上的领袖，分明就是个爱捉弄晚辈的家里长辈嘛。
这一笑，把之前的紧张气氛全给笑没了。
毛主席招呼大家坐下，又让人倒了茶。这时候，陈国生知道，机会来了。
她哆哆嗦嗦地打开带来的包袱，从里面拿出了那两封信。她先把养母毛泽建的绝笔信递了过去，小声说：“舅舅，这是妈妈留下的，我一直藏着。”
毛主席接过信，原本轻松的表情瞬间凝重起来。
他戴上眼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信纸已经发黄了，上面的字迹却依然力透纸背：“我将毙命，不足为奇……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
读着读着，毛主席摘下眼镜，用手背擦了擦眼角。他叹了口气说：“菊妹子是好样的，她是真的为了信仰把命都豁出去了。咱们家里牺牲的人太多了，不容易啊。”
屋里一片寂静，大家都在跟着抹眼泪。
过了一会儿，毛主席平复了一下情绪，把信小心翼翼地收好。这时候，陈国生咬了咬牙，把第二封信——那份关于丈夫宋毅刚的材料，递到了毛主席面前。
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刻。
陈国生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舅舅，这是我丈夫的情况……他在国民党那边干过……”
毛主席并没有表现出惊讶，他拿起材料，看得很仔细。
陈国生的心跳得咚咚响，她偷眼看着主席的脸色。只见主席时而皱眉，时而舒展，每一秒钟对她来说都是煎熬。
看完之后，毛主席把材料放在桌子上，没有马上说话，而是点了一支烟，深吸了一口。
然后，他看着陈国生，问出了那个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国生，我就问你一件事，你丈夫在国民党做事的时候，手上有血债吗？”
这七个字，每一个字都重如千钧。
陈国生赶紧抬起头，急切地摆手说：“没有！绝对没有！舅舅，他虽然在警察局待过，但干的是文书工作，就是写写画画，从来没抓过人，更没杀过人！他也是被抓壮丁抓去的，没办法啊！”
毛主席听完，盯着陈国生的眼睛看了好几秒，确信她没有撒谎。
随后，主席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他说：“只要没有血债，那就好办。不管他以前在哪个阵营，只要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现在愿意跟着共产党走，那就是咱们的人民。”
这就定性了！
陈国生只觉得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这句话，相当于给了她丈夫、给了她全家一张“护身符”。在那个严酷的年代，毛主席这句“实事求是”的评价，简直就是救命的恩情。
毛主席接着说：“回去告诉他，让他安心工作，好好改造，新中国是讲道理的，不搞株连那一套。”
05
心里的这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陈国生整个人都轻松了。
聊了一会儿家常，气氛越来越好。陈国生看着和蔼可亲的舅舅，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她想着，养母毛泽建那是多大的英雄啊，为了革命牺牲得那么早，那么惨。可是现在，养母的坟还在衡山的一个小山坡上，连个像样的墓碑都没有，就是个荒草堆，看着实在是太寒酸了。
既然舅舅是国家主席，这事儿能不能提一提？
于是，趁着话头，陈国生大着胆子开口了：“舅舅，还有个事儿。泽建妈妈的坟现在太破败了，您看能不能跟当地政府打个招呼，拨点款，给妈妈修个像样的墓？也好让我们后人有个祭拜的地方。”
这话一出，陈国生觉得挺合情合理的。毕竟是烈士，还是主席的亲妹妹，修个墓过分吗？一点都不过分。
可谁也没想到，刚才还笑眯眯、十分好说话的毛主席，脸色突然沉了下来。
他没有马上回答，而是转过身，看着窗外沉默了很久。
屋里的气氛又变得压抑起来。文运昌在旁边也不敢插嘴，不知道主席在想什么。
过了好半天，毛主席转过身来，看着陈国生，叹了口气。
他语重心长地说：“国生啊，你的心情我理解。菊妹子是烈士，按理说，是该好好修缮。但是，你知不知道，咱们国家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到处都要钱，抗美援朝在打仗，国内搞建设也要钱。国家财政困难得很啊。”
陈国生没想到舅舅会算这笔账，一时语塞。
毛主席接着说：“我要是开了这个口子，给自己的妹妹修坟，那别的烈士家属怎么办？那么多无名烈士连尸骨都找不到，谁给他们修？我不能带这个头，不能占国家的便宜。”
紧接着，毛主席说出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羞愧的话。
他说：“别说是菊妹子了，就是我自己的亲生父母，他们的坟到现在也就是个小土包。上次有人提议要修，我都给拦回去了。咱们共产党人，不能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
陈国生听得脸一阵红一阵白，她这才明白，自己刚才的那个请求，虽然符合人情，但在舅舅的原则面前，显得是多么的“小气”。
她低着头说：“舅舅，我错了，我不该提这个要求。”
看着外甥女自责的样子，毛主席的眼神又柔和了下来。
他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的是一笔钱，那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写文章挣来的稿费。
毛主席把信封塞到陈国生手里，拍了拍她的手背说：“国家出钱不行，但我这个当哥哥的出一份力是可以的。这钱是我自己的稿费，不算公款。你拿回去，给菊妹子简单修整一下，立个碑，让她有个安身的地方，也算是了却我的一桩心愿。”
捧着那个信封，陈国生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这就是毛主席。公是公，私是私，分得清清楚楚。哪怕是手里握着天大的权力，哪怕是对最亲的妹妹，他也绝不动用国家一分钱。
后来，陈国生回到湖南，用这笔稿费给养母修了墓。那墓修得不豪华，但干干净净，就像那个年代共产党人的心一样。
结尾
这件事过去很多年了，但每当有人提起，都会觉得心里头热乎乎的。
你想想，要是换了旧社会的官僚，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人物，那还不得大兴土木？别说修坟了，恨不得把祖宅都镶上金边。
可毛主席偏不。
他把那个有着“历史问题”的外甥女婿当人民看，却对自己亲妹妹的身后事抠得要命。
陈国生那天虽然没给舅舅带什么礼物，但她带回家的东西，比金山银山还贵重。
直到晚年，陈国生只要一提到这事儿，就会感慨地说：“我这辈子最怕的一天是去见舅舅，最自豪的一天，也是去见舅舅。他让我明白了，啥叫真正的‘大公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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