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上海沦陷区，两位日军找到吴文俊的住处：“吴先生，我们久闻您在数学上的天赋，我们非常需要您这样的人才。”
对方给出的条件很优越，全额资助吴文俊赴东京帝国大学深造，入住高级学者公寓，毕业后直接进入日本最高数学研究所。
然而，吴文俊面对这些诱惑毫不在意，他气愤道：“你们在我的国土上，踩着我同胞的尸骨，现在却要我去为你们效力？我是有血性的中国人！”
这句话，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吴文俊硬气的代价，是生活的艰难。
原本前途无量的高材生，成了无业游民，为了糊口，他不得不穿梭于各个临时学堂之间，常常一天要步行十几里地，只为赚取微薄的代课费。
艰难的时候，他住在闸北区的亭子间里，冬天四面透风，只能裹着所有衣服入睡；夏天闷热难耐，就着昏黄的灯光备课，汗水常常浸透演算纸。
有次，他因为付不起房租，被房东赶出来，只能借住在同学家的沙发上，看到这样的他，朋友问：“值得吗？”
他轻声说：“如果今天我接受了，往后每一个在纸上写下的公式，都会沾满同胞的血，这样的数学，我不要。”
1945年，转机来了，日本投降后，通过同学赵孟养牵线，吴文俊结识了刚从德国归来的数学博士朱公瑾和周炜良。
周炜良仔细翻阅吴文俊在战乱期间完成的研究手稿，这些都是他在防空洞里或者在煤油灯下完成的演算。
看着纸上精妙的拓扑学推演，周炜良激动道：“文俊，你这是用关公大刀削苹果啊，如此天赋，竟被埋没至此！”
随后，周炜良亲自写信，把吴文俊推荐给正准备筹建中央研究院数学所的陈省身。
当时的陈省身已经是国际数学界声名鹊起的大家，但他在接待吴文俊时很和蔼，先给吴文俊倒茶，然后在一张纸上随手写下了几个拓扑学的前沿问题。
结果，吴文俊不仅对答如流，还就其中一个问题的证明提出了更简洁的思路，陈省身眼中闪过惊喜的光芒，当场拍板：“下周一，来数学所报到。”
在数学所，吴文俊的心终于安定了下来，他几乎把家搬到这里，常常工作到深夜。
1947年，他完成论文《论球丛结构的示性类》，解决了拓扑学领域一个悬置已久的难题，这篇论文一经发表，立即在国际数学界引起震动，被多位大师引用。
也是这一年，他通过考试，获得赴法留学的机会，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他师从著名拓扑学家埃雷斯曼，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论纤维丛的平方同运算》，被答辩委员会评为最优等。
此后，他对“示性类”研究的突破性贡献，让他与塞尔、托姆、保莱尔并称法国拓扑学界的四大天王。
然而，就在事业巅峰期，新中国成立，在听到祖国希望海外的学子回国参与建设新中国的消息时，吴文俊向导师提出要回中国。
他的导师埃雷斯曼教授对他的决定感到难以置信：“吴，留在法国，你很快就能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回那个废墟般的国家，你的研究将举步维艰！”
与此同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也给他抛来了高级研究员的聘书，对方在信中承诺，会给予他世界一流的研究条件和薪酬。
但这些都被吴文俊拒绝了，在送别晚宴上，法国同事不解地问他：“如果不喜欢美国，留在法国也很好，为什么要回到那个落后的地方？”
吴文俊站起身，环顾在场的学者，一字一句地说：“如果每个有能力的中国人都选择离开，那我的祖国何时才能重生？”
1951年8月，吴文俊登上了回国的邮轮，在颠簸的船舱里，他在日记中写道：“或许我选择的是一条很艰难的路，但我无悔，祖国的数学等待着我去重建，这不是负担，而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回国后，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的数学事业，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也从未停止研究。
1956年，吴文俊获得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一等奖，这个一等奖只有3个人，分别是钱学森、华罗庚，以及年仅37岁的吴文俊，第二年，吴文俊成为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学部委员。
1980年，他因在拓扑学领域的奠基性工作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0年，他荣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在他晚年时，学生问起他当年的选择，他只是淡淡一笑：“人这一生，总要有些比个人前途更重要的坚守。”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他的祖国，吴文俊像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默默无闻，不求名不求利，将自己的心血与汗水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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