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26日凌晨两点，中南海的灯光依旧亮着。北京的寒风把树枝吹得作响，厨房里却热气腾腾——面点师傅正忙着擀“长寿面”。可就在面条下锅的前一刻，面坯突然断成一截一截，围在旁边的吴连登心里“咯噔”一下——这或许是老天给出的暗示。时间不等人，他只得改煮挂面。第二天午饭时，毛主席慢慢端起瓷碗，吃得很香，完全不知道这碗面不是手擀的。回忆到这里，吴连登后来常叹：“那是老人家最后的生日，也是最后的一碗长寿面。”
谁能想到，在这之前他不过是中南海勤务处里一名普通服务员？拉回到1961年春天，颐年堂要开一次内部会议，由于主席总喜欢提前到场，值班员临时吩咐“小吴，去给主席倒杯水”。首次近距离接触伟人，他手抖得厉害，水杯险些碰翻。毛主席接过茶时笑了：“小同志，别紧张，你是盐城人吧？”吴连登点头，“江苏盐城”。老人玩笑道：“盐城，咸城，咸得很！”一句幽默，紧张烟消云散。谁能料到，三年后毛主席会直接对他说：“来我家帮忙吧，我这里缺个可靠人。”自此，他开始了连续十二年的“24小时待命”生活。
刚进崭新的岗位，他的任务简单：清扫、打水、管仓库。可仓库情景令他震撼——一件50年代初访苏穿过的大衣挂在最显眼处，旁边是打补丁的棉袄、掉色的毛巾，没有一件奢侈品。他暗暗发誓绝不铺张。1968年，组织上正式任命他为“生活管理员”，薪水依旧普通，可责任瞬间放大：主席每月404块8毛的工资必须由他签字领取、分类记账、按需支出。账目上的“每一分”都得对得上，连买一根蜡烛都要写清时间与用途。有人打趣：“小吴，你比出纳还严。”他只回一句：“毛主席的钱，来之于人民，花得更要心里亮堂。”
让人意外的是，老人家不仅严于律己，对身边工作人员更像长者。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跟全国百姓同甘共苦，主席主动把餐桌上的肉撤掉。吴连登多年后回忆，“那会儿真是四菜一汤都奢侈。”医生建议补充营养，主席摆手：“再苦再穷，也不能苦了人民。”然而，碰上好吃的，他总会夹起一块递过去：“江苏鸡，给江苏人尝尝。”这份亲切，如清风拂面。
艰难时刻的关怀更让人铭记。1965年，吴连登老家失火，草房烧成灰。卫士周福明悄悄塞给他300元，“主席说，赶快给家里修起来。”那时这笔钱几乎是老人家一个月工资。吴连登红着眼圈说不出话。回去道谢，毛主席却淡淡一句：“钱是人民给我的，你有难处，我出点力。”这种体贴，并非偶尔。1974年春，吴父去世，他怕影响工作没敢请假。主席察觉后，沉声道：“连尽孝的时间都没有，可不行。”随手批了假，还塞上200元路费。
这样全天候相处，难免有疲惫。吴连登多次在沙发上打盹，醒来发现身上盖着主席的毛巾被。老人开玩笑：“我那盏不灭的灯也要充电啊。”一句话，温暖又朴实。
时钟拨回1976年。9月9日凌晨，毛主席与世长辞。这个消息像巨石落入湖面，激起无数涟漪。中南海一夜之间哭声不断，吴连登倚在墙角，脑子空白，只有一句话来回盘旋：“真的走了？”八天后，他接到印有“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红色印章的通知：9月18日下午三时，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请准时参加。那一刻，他再也控制不住情绪，泪水像决堤一样。通知上的黑体字字字锥心——昔日“家里那位慈父”，正式与世告别。
追悼大会当天，30万人静立广场，三分钟默哀，鸽子飞过灰色天空。吴连登站在人群中，想到老人曾说：“哪有活一万岁的？人能活百岁就不错了。”原来主席早已看透生死，只是身边人舍不得放手。
以后的光阴，他成了普通退休工人，却始终保持原来作息：凌晨五点起床，擦亮那尊毛主席塑像，摆一碗红烧肉，一根香烟，像旧日里回话：“主席，今天的菜简单，但够味。”每到12月26日，他煮一碗长寿面，不忘打趣，“这回可别再断了。”这样的仪式，既是纪念，也是一种自律——提醒自己，继续过清白朴素的日子。
有人问他：“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笑答：“跟着主席十二年，学会四个字——全心为民。”答案简单，却重若千钧。因为在那位老人身边，廉洁、节俭、担当不是口号，而是日复一日的生活方式。吴连登说，看着那份追悼通知，泪水不是悲哀，而是敬意——敬一位把人民放在心头的人、敬一段无法复制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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