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香港特区高等法院的判决书落下，黎智英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及一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成立。
但不到24小时后，特朗普突然开口，要中国释放黎智英，英国首相斯塔默也按捺不住。
两国领导人为什么这么急切地为黎智英开脱？中国会如何回应呢？
一、风暴眼中的24小时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5日晚间（华盛顿时间）对媒体表示，他对黎智英被定罪“深感遗憾”，并称自己“已请求中方考虑释放黎智英”。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重返白宫的特朗普总统，此番表态与其第一任期内的对华强硬姿态形成某种复杂映照。
此举可能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正试图在贸易、地缘政治与人权议题之间寻找新的杠杆支点，而香港事务不幸再次被工具化。
几乎同时，黎智英之子黎崇恩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公开呼吁，要求英国政府将释放其父作为首相访华的前提条件。
这把一个香港居民个体的司法案件，直接摆上了中英两国关系的谈判桌。
更微妙的是，刚刚上任半年的英国工党首相斯塔默，其办公室随后被媒体曝出正在“积极考虑”在2026年初安排访华行程。
虽然唐宁街10号发言人随即澄清“行程议题仍在规划中，不针对具体个案”，但英国《卫报》援引匿名内阁官员的话称，斯塔默确实有意在访华时提及“香港司法与人权议题”。
一个判决，引发一场国际喊话，再牵出一场计划中的高层外交互动。
表面看是司法事件，内里却是大国政治的精密齿轮在咔咔转动。
香港，这个曾经的“东方之珠”，在2019年风波和国安法落地后，其内部事务的处理已然成为一块试金石，不断测试着中西之间的信任底线与游戏规则。
但黎智英的犯罪事实不容任何辩驳。
黎智英案的审理，从头到尾都在“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国安法的框架内进行。法官是香港的法官，法律是香港的法律，程序是普通法的程序。
这一点，即便是长期批评香港事务的某些西方法律专家，也难以在程序正义上找到硬伤。
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勾结外国势力”这个罪名本身，触碰了某些国家那根敏感的神经。
这就引出了第二层：西方的“政治正确”反应。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已经形成了一套条件反射：凡是涉及香港的、带有“国安”字眼的判决，先扣上“政治迫害”的帽子再说。
他们选择性忽视案件中经过法庭质证的具体行为证据，比如资金往来、密谋串联、煽动暴力的具体策划等，而只聚焦于被告的“民主活动家”或“媒体人”身份标签。
这种“对人不对事”的预设立场，使得理性讨论变得异常困难。
而且，眼下，特朗普的“请求”和斯塔默计划中的“讨说法”，真的只是出于对黎智英个人的同情或对香港法治的“关心”吗？恐怕没那么简单。
在中美战略竞争成为国际关系主旋律的2025年，在英国努力在脱欧后重新定位自身全球角色的当下，香港议题成了一个成本相对较低、却能有效对华施压、同时在国内政治中博取眼球的“外交道具”。
特朗普需要向国内展示他对华“强硬但又可沟通”的形象，以平衡可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需求；
斯塔默则需要向国内进步派和保守派同时证明，工党政府既能与中国这个最大贸易伙伴之一保持必要接触，又能在“价值观”上不妥协。
更有意思的是黎崇恩的角色。
作为案件当事人家属，其诉求在情感上可以理解，但他公开将个人家庭诉求绑定于国家外交条件，这也让后续任何外交接触，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但根据香港律政司发布的新闻简报，关于黎智英祸港分子黎智英的整个审理过程严格遵循普通法程序，辩方律师充分行使了抗辩权利，判决依据的是呈堂证据与现行生效的香港国安法条文。
可以说，特朗普、斯塔默以及西方势力，严重低估了中国对香港国安法的坚守决心。从法律条文看，串谋勾结境外势力危害国安罪清晰明确，类似判例早有先轨。
而西方施压越猛，中国反而越需依法严办，否则乱港势力必受鼓舞。
二、美西方的双重标准
中国可以做的，就是撕下美西方那层名为“法治”的面具。
西方某些政客和媒体，张口闭口“法治”“自由”，但他们口中的“法治”似乎是有选择性的。在他们自家的法庭里，证据确凿的“勾结外国势力”行为，恐怕判得比香港只重不轻。
远的如“通俄门”调查在美国掀起的司法风暴，近的如欧洲多国对涉嫌为境外势力服务人员的起诉，哪一次不是严格依法、从重从严？
怎么到了香港，依法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进行审判，就成了“破坏法治”呢？
这种逻辑的根源，在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与双重标准。
在一些西方政治精英的潜意识里，他们的法律是普世标准，别人的法律则需要用他们的尺子来量一量。
香港国安法颁布时，他们指责“破坏‘一国两制’”；可当这部法律被香港司法机关严肃适用时，他们又指责判决本身。
其潜台词无非是：你的法律我不认可，所以你的判决我也不认可。这不是法治精神，这是“我法”精神——只有符合我价值观和利益的法，才是法。
而将黎智英包装成“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的殉道者，是西方舆论最常用的叙事套路。
但香港国安法白纸黑字，惩治的是“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具体行为，而非思想或言论。
但某些势力刻意混淆“自由”与“犯罪”的界限，将任何被起诉者都打扮成“自由斗士”，其目的无非是将法律问题政治化、污名化，从而获得干预他国内部事务的道德借口。
这种操作，我们其实并不陌生。
在中东、在东欧、在拉美，类似的剧本一再上演：先通过媒体塑造一个对抗“专制”的英雄形象，再将其法律问题转化为政治符号，最后施加外交压力甚至制裁，以达成地缘政治目的。
可在中国和绝大多数国家看来，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外国无权说三道四。
这也应是现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体现。
但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思维中，基于历史联系、价值观同盟或自封的“全球领导责任”，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利、甚至有义务对香港这类他们定义的“人权热点”进行评论和施压。
这种认知错位，是导致类似风波反复出现的根本原因。
对于中国而言，回应是明确且一贯的：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无论是特朗普的“请求”，还是斯塔默可能的“讨说法”，在涉及主权和核心利益的原则问题上，都没有进行政治交易的空间。
对于香港社会，这次风波再次证明，只有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才能保障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和自由，才能让香港真正摆脱政治纷扰，聚焦发展。
而中国也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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