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的一天，汉口妇女会的张人骥站在众人面前，声音不高，但全场都安静下来了。
她说：“当年你批的枪决，怎么，到现在还不执行？”
她看着白崇禧，没喊没闹，就这么一句话。
可在那个场合、那个节骨眼上，这句话比一记耳光还重。
那会儿，武汉城里谁都知道“陈愉案”还没个了结。
案子早就判了，四个国军军官该枪毙的也都批了。
可拖来拖去，一直没人动手。
眼看解放军就要打进来了，白崇禧也顾不上别的了。
没过几天，四个人被押去刑场，执行了枪决。
这事儿就像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可故事的开始，和这结尾比起来，要沉重得多。
那时候是1948年秋天，武汉陆军总医院。
楼将亮——一位国军团长，肺结核晚期，住在医院里，命就剩几口气。
他的妻子陈愉，28岁，带着两个孩子，白天黑夜地照顾丈夫。
医院本来该是最安全的地方。
可就在一个深夜，走廊里灯光昏黄，她打完水回病房，刚拐到11号病房门口，后脑突然被人狠狠砸了一下。
她被拖进17号病房，嘴被堵住，挣扎不过来。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她几乎被撕碎了。
施暴的是六个“病号”——其实根本没病。
崔博文、凌志、石磐、曾玄名，全是军官；查大钧是警察局督察；袁尚质是军校学生。
他们进医院是为了逃战场，仗一个也没打，但后台硬、关系多。
那段时间，医院这种地方，早就成了权贵的避风港。
他们不是临时起意。
之前就盯上陈愉很久了。
她气质好，人也沉稳，整天守着快死的丈夫和两个娃，没什么依靠。
陈愉没有崩溃。
她醒来之后，第一件事是收集撕碎的衣服，跑去找院长蔡善德。
可谁想到，院方第一反应不是报警，而是清理现场。17号病房地板刷了，被褥也换了。
训导长刘家桢干脆说：“你都生两个孩子了，又不是黄花大闺女，闹什么闹？”
她坚持要验伤。32小时之后，验伤报告出来了：脸部十处外伤，手臂一处，下身四处撕裂伤。
但关键证据早没了。
那时候的法医条件也不好，拖得久了，基本等于白验。
更无奈的是，她开始跑机关。
妇女会、市参议会、军法处、老乡会……能去的地方都去了。
结果不是推就是拖，没人敢碰。
她回去告诉快不行的楼将亮，老军官当场吐血。
他听完只说一句：“不能就这么算了。”
说起来，那年秋天，正是国民党最焦头烂额的时候。
东北丢了，徐蚌会战开始，局势一天天恶化。
可就在这种时候，有人还敢在医院干出这种事，还能靠关系遮天。
这事儿要不是闹上报纸，可能就这么埋了。
《正风报》的记者商若冰，把所有细节写成了一篇长文公开报导。
文章一出，全国哗然。
妇女组织、社会各界纷纷发声。
那会儿的民间舆论还没完全被压下去，一时间街头巷尾都在讨论“陈愉案”。
华中军政最高长官白崇禧被逼得开了口，命令联勤总部军法处查办。
可查归查，案子还是拖。
眼看几个被告要脱身，陈愉那边一刻没停。
她和顾若昭、史明恕、张人骥等人组成了后援会，连宋美龄、郭德洁那边都递了材料。
几位军官的家属也开始活动，甚至逼医院做伪证，说什么“病房门没锁”“护士查房频繁”“六人不可能同时在场”等等。
更过分的是，一些人开始污蔑陈愉，说她不是原配、名字造假、精神有问题。
还有人暗示她“自愿”接近这些军官。
但舆论压力越来越大。
蒋介石收到了一封匿名信，署名是“一群痛心的军人”。
信里说得很直白：前线拼命，后方军属被轮奸，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什么仗？
蒋介石不动声色，但连发三封电报给白崇禧，要求严查、严办、立即执行。
1948年10月，军法处宣判：四名军官死刑，其他两人移送地方法院。
可一直没人动手执行。
直到1949年3月，张人骥当众发问，白崇禧这才下了决心。
崔博文、凌志、石磐、曾玄名被带往刑场，行刑当日并未公开报道。
陈愉那边，没有庆祝，也没发声。
她只是收起了验伤报告，带着两个孩子悄悄搬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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