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是富家小姐，却为国赴死，最后连墓碑都没有
朱枫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个富裕家庭，吃穿都不缺，她从小读书，十六岁考进女子师范学校，十八岁时拍了张照片，留着短发，穿着校服，显得很有精神，后来她自己改名为“朱枫”，不是为了好听，而是想表达自己不怕吃苦、不认命的态度。
她二十岁嫁了人，丈夫在东北兵工厂做技术员，她就成了四个孩子的后妈，没过几年，丈夫得了霍乱去世，家里留下六个孩子要她照顾，她没有哭闹也没求人帮忙，自己撑起这个家，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织布做衣服，慢慢把孩子们都养大，有张一九三四年拍的照片，她穿一件蓝布旗袍，眼神显得疲惫，但一点不软弱。
抗日战争爆发后，她立即走上街头表演戏剧、演唱歌曲，宣传抗日主张，空袭过后，她冲进废墟救助伤员，将他们送往医院，在此期间，她结识了同样从事宣传工作的朱晓光，两人志趣相投，于1938年结为夫妻，此后她的生活变得更加忙碌，也面临更多危险。
武汉的一家书店快要倒闭了，她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首饰也都捐了出去，只留下一只玉镯子，凑齐了五百块银元，这笔钱让书店活了下来，也让她引起了组织的注意，后来她生下儿子朱明，一九四零年她去金华帮忙组建台湾抗日义勇队，又捐出八百法币购买药品，到了一九四八年，组织派她去香港负责与台湾方面联络，因为她懂外语又有经验，是最合适的人选。
1949年底，她假装去看女儿，偷偷跑去台湾，任务是和蔡孝乾、吴石接头传递情报，走之前给丈夫寄了张照片，背面写着“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给梅留念”，“梅”是她丈夫的小名，这话听起来简单，其实挺沉重的。
1950年1月，蔡孝乾叛变后被抓，保密局的人对她进行审讯，用尽各种手段，但她始终没有开口，即便动用刑具也没有让她屈服，到了6月10日，她和吴石、聂曦、陈宝仓一起在台北马场町被枪决，年仅45岁，死后遗体被丢弃在乱坟岗，没人知道她葬在哪里，连一块刻有名字的墓碑也没有留下。
时光一晃过去六十年，大陆这边偶尔提起她的事，却没人认真寻找她的下落，直到2009年，她的子女通过台湾朋友帮忙，在“匪谍墓区”找到了她的遗骨，2010年12月9号那天，女儿朱晓枫和儿子朱明一起把母亲的骨灰带回宁波，机场外面下着小雨，两百多人站在那里等候，骨灰盒落地的时候，姐弟俩蹲在地上哭个不停。
现在还能看到三张她在监狱里拍的照片，一张是她戴着手铐站着，一张是头发散乱但头抬得高高的，还有一张是和另外三位烈士并排站在一起，脸上一点慌乱的神情都没有，这些照片不是为了证明她有多么英勇，而是让人看到一个母亲在最后时刻仍然保持着尊严的样子，她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写下遗书，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又像是已经明白了一切。
她不是戏里那种喊口号就往前冲的人，只是一个普通人，她会累也会怕，但该做的事从来没有躲开过，改名字、卖东西、带孩子、跑前线、坐牢、被杀，每一步都是她自己选的，没人逼她这么做，也不是为了当英雄，可能只是觉得这些事总得有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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