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大同集宁战役，是解放战争初期我军的一次重大失利，其引发的连锁反应，让我方在华北陷入了长时间的被动，也影响到很多人的命运。
此战是由晋察冀、晋绥两大根据地携手发动，以多打少，却未取得想要的结果。在后续的阜平总结会议上，晋察冀一把手聂荣臻和晋绥的前线指挥张宗逊因此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聂帅甚至被气得脸色铁青。
即便过去几十年，两人对此仍耿耿于怀，张宗逊在撰写回忆录时表示“打大同是战略冒进”；聂帅80年代接受党史部门拜访之际却认为：集宁失守并非兵力不足，而是前线用兵失误。
那么，大同集宁战役的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两位将帅最终又是否和解呢？
一、欲夺大同，连接两块根据地
把时间拨回到1946年，我晋察冀、晋绥两个根据地合力取得晋北战役的首胜，歼敌8000余人，阎锡山在山西北部的门户大同已成孤立据点。
大同横阻于晋察冀、晋绥之间，只要将其拿下，两大根据地能连成一片，整体形势会变得更好。且当时的大同对晋察冀首府张家口造成了很大威胁，拔除这颗钉子，张家口就不用再承受两面之敌。
基于这两大好处，聂帅向中央发电请示：如对大同、平汉路、正太路同时动作，则不可能集中优势兵力。故建议，第一步先攻大同，第二步拿下大同后，约须半个月集中三个纵队挺进平汉路，再向正太路进攻。
中央很快回复同意，但几天后又致电询问是否有把握？是否有完备的计划？如久攻不克是否有预案？聂帅没法给出肯定的答复，决定群策群力，于8月2日在阳高主持作战会议。
会上有部分人认为我军缺乏炮兵部队，也没有什么攻坚作战经验，应先打平汉线的敌薄弱环节。
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说的也很直接：“我军攻打大同时，傅作义的部队可能从归绥派兵东援，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但是，绝大多数干部还是持乐观态度，觉得大同的工事的确难打，但只要在外围设法多歼灭有生力量，再利用坑道爆破，就能攻克这座城市。
所以会议最后按照聂帅的想法做出部署，两大根据地联合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晋绥的张宗逊出任司令员，晋察冀的罗瑞卿出任政委。
关于大同前线指挥部的具体兵力，由于存在好几个版本，很难断定哪一个为真。但可以确定的是，攻城部队人数远远超过了守军，因此众人都觉得这会是一场轻松的战斗。
二、徒增变数，傅作义声东击西
战役刚刚打响之时，的确也没多大压力，我军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扫清了大同外围据点，歼敌2000余人。但是，很快变数就来了，原先张宗逊提及的傅作义动了。
傅作义虽然出自阎锡山麾下，但两人早已决裂，原先他是不愿意为别人折损自己实力的。但蒋介石将原属第二战区的大同划归到第十二战区后，傅作义决定出兵了。
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就是傅作义，这样他等于给自己干活，才有动力。而他的策略也很高明，在9月3日时由归绥（今呼和浩特）兵分三路出击，北攻集宁（今乌兰察布），中攻卓资，南攻凉城。向北的一路特别隐蔽，中和南则大张旗鼓。
凉城靠近大同，这只是他的佯攻，希望引起我军的误判；打卓资有两层目的，一是可以作为进攻集宁的跳板，二是拿下卓资后再做出向南的势态，同样分散我军注意；
傅作义真正的目标是集宁，集宁属于张家口的重要屏障，如若遇到攻击，我军必然要分兵去救。届时傅作义便能以逸待劳。
他的这些心思，确实让大同前线指挥部没有料到，据杨成武将军后来回忆：“聂总三次要求增兵集宁，张回复‘兵力已足备’。”为何前指会疏忽大意呢？主要还是被固有印象给先入为主了。
在张宗逊和罗瑞卿看来，国民党内部军阀林立，傅作义这种地方实力派断然不会损己厚彼，更何况傅与阎锡山还有矛盾。清理大同外围时，傅作义一直推托，更印证了这种猜想。
他们都没料到，蒋介石会如此大方，成功打动了傅作义。所以不仅集宁准备不足，卓资更加空虚，只有一个旅。
原本在前指的预计中，傅作义即便出兵也只是做做姿态，各路加起来兵力最多三个师，卓资这一个旅可以支撑三天，等到大同的援兵到来。
然而傅作义单是进攻卓资的部队就有三个师，卓资守军难以阻挡，只撑了8个小时。这个速度超出预料，随后傅作义又派人与我军联络和谈事宜，以此拖延时间。我军看是看破了这烟雾弹，只是没猜到他的真实意图。
三、仓促调动，战斗中屡次失误
当时前指开会讨论，认为傅作义接下来的举动可能会有三个：一是在卓资休整，二是进攻凉城，三才是攻打集宁。其中进攻凉城来救大同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大同前线就分了兵前去支援凉城。
没想到的是，傅作义那一路隐蔽部队此时已经逼近集宁。
由于判断错误，在两天的时间里，我军都没有往集宁调动。等集宁告急后才恍然大悟，匆忙组织主力部队驰援，只留了少数兵力继续围困大同。
9月8日，傅作义的北路三个师开始进攻集宁，当时我军守军只有三个团，打得非常艰难，外城不幸失陷。
幸亏主力及时赶到，将傅部给推了回去。此时我军有了绝对的人数优势，并且经过战斗后，在集宁城外将傅作义等三个师分割包围。如果持续进攻，有很大概率能将其吃掉。
可由于长途驰援，加上以为占据优势，我军指挥员下令休整一天，9月12日白天都没有大规模行动，直到这天晚上才开始发起进攻。
然而这一天里被围的傅部也在休整，他们非但没垮，反而在空军的支援下猛攻集宁西南角。并且这时，傅作义精锐101师也赶来增援了。
此变化让我前线指挥部调整战术，命令全军停止围击城外的傅部，先向西歼灭101师。得到的结果是101师没被歼灭，城外三个敌师又重新站稳阵脚，本想里应外合去包围敌军，但越来越像被敌军包围。
随后新的情报又传来，敌新编32师、新编骑兵4师从卓资方向而来，形势完全逆转。考虑到再打下去会很吃亏，我军只好在9月13日撤离集宁。此处一败，大同也没能力再打，于9月16日撤围。
四、战后总结，两种思维的碰撞
其实从这一系列经过看下来，聂帅和张宗逊说的都有一定道理。聂帅认为此战最关键的是“调头去打敌101师”的决定，这个决策“极为错误”。张宗逊却觉得从最开始的战略角度就有些冒进，如果打平汉线的敌薄弱环节就好了。
1947年1月的阜平总结会，两人发生过一次争吵，当时聂帅说如果按军委‘集中优势兵力’原则，早该以主力驰援集宁，更不应在关键时刻变更目标。
张宗逊也气愤道：“根本错误在决策，两大军区倾巢而出攻坚城，违背了毛主席的‘运动歼敌’方针！”书记员李锡铭在会议纪要留下了这么一句：“张司令直言‘好大喜功’四字时，聂总脸色铁青。”
因为这一战，张宗逊被调回了西北，后来协助彭总指挥。而晋察冀这边首府门户大开，后又被傅作义偷袭成功，张家口丢失。损失巨大，影响深远。
军史学者徐焰后来在《华北解放战争研究》中评价道：“聂张矛盾本质是运动战与攻坚战的思想碰撞。聂荣臻着眼战场应变，张宗逊强调战略服从，二者皆对解放军军事思想发展有贡献。”这也算是最好的注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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