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读判决已到第五天。印度法官拉达比诺德·帕尔突然举手要求发言。这位平日里总是将眼镜链绕着手指转圈的老先生，用夹杂着英语的孟加拉语说了一句：国际法并非是胜者的鞭子。其他十国法官静静地看着他。在这场持续了两年半的审判当中，帕尔是唯一连续八百多天投反对票的人，连书记官都习惯了他的异议笔记如同便签纸堆积成小山一般。可是没有人能够想到，他最终提交了一份长达25万字的异议意见书，并且主张25名甲级战犯全部无罪。
要讲清楚帕尔的执拗，就需要先说一说他的出身背景。帕尔在1886年出生于孟加拉，亲身经历了英国殖民统治之下印度的大饥荒，这一创伤使得他对于强权司法有着天然的警惕。东京审判庭长韦伯后来回忆，帕尔总是爱在休庭的时候念叨一句印度谚语：洪水退去之后，河床既不属于鱼也不属于鸟。这句话像是一个谜语，实际上是他法理逻辑的一个缩影。他认为战胜国所设立的法庭没有权力使用新创立的反和平罪去追溯战败国的行为。我觉得最为讽刺的是帕尔自身角色的错位：他原本是殖民政府指派的法官，却用反殖民的立场去为军国主义进行辩护，这真的是历史所开的一个辛辣的玩笑。
帕尔并非是简单地否定日军的暴行。他的不同观点的表述中提及南京暴行存在着具有压倒性的证据，并且还详细地引用了受害者的证词。他这样做是由于秉持着法学信仰，他如同守夜人一般坚守法无溯及力的原则，认为不能因为暴行的惨烈程度就去打破这一原则。但是这种在书斋之中所秉持的理想主义很快被现实政治所打乱。1947年印度刚刚独立，新的政府想要摆脱殖民地的影子，帕尔在审判过程中高调地反对西方所主导的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民族身份的一种象征。档案之中有一个细节，帕尔曾经跟秘书抱怨东京审判就像是一场化妆舞会，却没有料到自己的法官袍也被卷入到了地缘政治的漩涡之中。
或许可以这样来看，帕尔现象存在一个奇特之处在于时空错位。在1948年他撰写异议书的时候，印度民族主义正处于高涨的状态，反西方情绪和法学思辨相互交织在一起。等到冷战格局得以固定下来，他的观点恰好为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提供了国际法理方面的支持。这种层层转译的误读，比异议书自身更能够反映国际政治的复杂情况。如同帕尔晚年对学生所说的：法官的笔比武士的刀更容易被人加以借用，而且还不会沾染到血迹。
2009年解密的印度国家档案真实地戳破了神话。档案显示任命帕尔担任法官是一个失误。印度总督秘书处曾经反对对他进行任命，原因在于他和反英独立运动领袖鲍斯存在关联，并且在那个时候他还不是高等法院的法官。这种身份不匹配的状况，使得他所秉持的反殖民正义多了几分荒诞的色彩。
现在再去阅读帕尔的异议书时，可以发现最尖锐的矛盾出现在第407条。他明确地指责日本的侵略给亚洲人民带来了苦难，但是却仍然坚持法律不可以为正义做出让步。这如同他一生都在反抗殖民的枷锁，但是最后却变成了军国主义的遮羞布一般。
帕尔案例真正具有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法理方面的争论，而在于它所具备的警示作用。在2013年安倍引用帕尔判决来质疑东京审判的时候，中韩学者立刻找出异议书中谴责日军暴行的条款。这种工具化的来回较量，反而使得帕尔成为了照妖镜。谁在追求真理，谁在进行利用，一下子就变得清晰明了。
现在当国际法学界再次对帕尔异议书进行评议的时候，大多着重强调它程序正义思想具有超前的地方，同时也会指出关键的局限：当他把法理纯粹性放置在人道灾难之上的时候，实际上陷入了另一种处于真空状态里的正义。就好像纽伦堡审判检察官杰克逊所说的那样：有些罪恶是特别深重的，需要创造新的法律来进行应对。这种创造性和保守性之间的拉锯情况，到现在仍然是国际法庭的永恒命题。
要是下次听到有人说东京审判不公正，不妨去仔细查看帕尔异议书的完整版。这不仅仅是法理方面的争议，更像是一面能够映照历史复杂性的多棱镜。很多想要轻易得出结论的人，最终都不过是在棱镜的某一个面照见自己的影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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